1月29日,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宣布實施負利率政策,將存款利率下調至負0.1%,以刺激經濟增長。新華社發
日本經濟多年低迷,抑制了大眾消費欲望。圖為人們在東京的一處菜市場購物。新華社發
2015年日本企業盈利能力提高,上市企業收益與企業國內存款均創新高。圖為日本的一處建筑工地現場。新華社發
日經股指連日來劇烈波動。圖為一名女士從日經股指顯示屏前經過。新華社發
長期通縮,是日本遷延不愈的慢性病,有觀點認為,“失去的20年”問題就在通縮。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表示,“日本距離擺脫通縮只有一步之遙”。然而,這一論斷與日本經濟數據沖突,跟專家的看法也大相徑庭。
張季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張玉來(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長谷川克之(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市場調查部部長)
菊地朋生(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塔米姆·巴尤米(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肖敏捷(日本三井住友銀行日興證券經濟分析師)
復蘇緩慢且脆弱
內需疲軟,財政惡化,影響市場信心
張季風:當下日本經濟明暗相間,雖有所恢復,但仍處于低迷徘徊狀態。從國內生產總值(GDP)實際增長率來看,2015年僅為0.4%。2015財年(2015年4月—2016年3月)有可能實現1.0%左右的正增長,但低于日本政府1.2%的預期,也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2015年日本經濟微弱的復蘇很大程度上還得益于“中國爆買”,中國游客在日消費額達1.4萬億日元(約合800億元人民幣),拉動日本經濟近0.3個百分點。
2015年日本經濟基本面沒有大變化。第一,由于日元匯率走低,出口順暢,企業利潤持續保持上升態勢,但中小企業并未擺脫困境。第二,2015年全年日經平均股指保持在1.9萬點以上,這是近15年來少有的高位。然而,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央行購買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拉高大盤,大量社保基金入市推高股價,其潛在風險很大。第三,就業狀況良好,失業率在3.4%左右,但臨時工的比重增加。第四,企業員工工資有所增加,但增幅小于上年,中小企業工資上漲幅度更小。第五,稅收有所增加,連續3年保持稅收大于新增國債發行額,但財政狀況惡化的狀況并沒有改變。總體來看,大企業利潤上升和資產價格上漲并沒有惠及廣大百姓,反而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困擾日本經濟的核心問題,既有有效需求不足,也有供給側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從長遠看主要是人口老齡化問題。而且,通縮與人口老齡化問題攪在一起,形勢越來越復雜。
張玉來:日本經濟處于緩慢復蘇但又依然脆弱的狀態。最大的問題是占GDP六成的內需依然疲弱。
日本經濟基本面與經濟結構出現了新變化。一是勞動力供給狀況改善;二是企業盈利能力提高,上市企業收益與企業國內存款均創新高,分別突破30萬億和200萬億日元,破產率降至歷史最低;三是政府稅收大幅改善,國家稅收已突破56萬億日元,2016年度預計將超過100萬億日元;四是經濟結構與產業轉型啟動,服務貿易成長為新的支柱,企業加速戰略轉型,2015年日企海外并購規模突破10萬億日元。
困擾日本經濟的核心是財政問題,以及老齡少子化應對措施不力。日本主權債務狀況繼續惡化,2015年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高達246%,位列七國集團之首。但在其基本經濟改革思路中,并未確立起從財政重建角度來制定老齡少子化的應對措施。這一沉疴將是市場信心難以重建的關鍵所在。
長谷川克之:日本經濟現在處于上升途中的平臺階段。如果今后海外經濟復蘇能夠持續,企業設備投資意愿繼續好轉,日本經濟有望緩慢復蘇。日本2016年實際GDP增長率預期在1%左右。美聯儲10年來首次加息引發國際金融市場不安。日本最大的出口對象國中國及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速也在放緩,導致日本經濟增長放緩。國內外金融市場的動蕩,對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意愿產生負面影響的風險正在加大。
菊地朋生:日本經濟面臨兩大基本挑戰,一是人口老齡化及人口數量逐漸減少,二是日益增長的政府債務。兩者之間很明顯是相互聯系的。不斷增加的養老金是政府債務上升的原因之一,都導致了內需減少,因此日本公司越來越多地將他們的運營機構和工廠移向海外,這讓日本企業的海外收益和并購交易數量雙雙創下歷史紀錄,然而這并不益于刺激日本國內投資。
塔米姆·巴尤米:日本經濟形勢比較脆弱,通貨膨脹率雖然還是正數,但正向零增長后退。日本最大的問題是要推動經濟產出和通貨膨脹持續增長,打破“增長幾個季度就來一次衰退”的模式。如果整體經濟不能保持持續增長,巨大的政府債務和持續的財政赤字很難得以解決。
央行小馬拉大車
“安倍經濟學”未撬動結構改革
張季風:“安倍經濟學”已經失敗。首先,日本經濟未擺脫低迷,兩年內2%的通脹率沒有實現。“安倍經濟學”實施3年多以來,扣除提高消費稅率影響的核心CPI從未超過1.5%。2013年日本經濟增長率為1.4%,2014年為0,2015年為0.4%,那么3年平均也僅為0.6%,而前20年日本實際GDP年平均增長率約為0.9%。相關調查表明,70%以上的國民沒有感受到“安倍經濟學”帶來的好處。
第二,“安倍經濟學”提出的長期目標幾乎都不能實現。第一個目標是“未來10年實現年均名義經濟增長率3%、實際經濟增長率2%”,而過去20年上述兩個數字分別只有-0.1%和0.9%。第二個長期目標“2015年國家與地方基礎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與2010年相比減半,到2020年實現盈余”。據日本財務省測算,即使實現年均2%的增長目標,到2020年日本仍將有1.6%的財政赤字。“安倍經濟學”還確定了勞動生產率提高、外國直接投資額翻番等20多項具體指標,但如果無法實現年均2%的增長,這些都是鏡花水月。
第三,2015年9月,安倍拋出了“實現名義GDP600萬億日元”“出生率達到1.8”和“實現看護離職率為零”的所謂“新三支箭”。然而,“新三支箭”的目標幾乎不可能實現。
第四,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又出臺史無前例的“負利率政策”刺激經濟。這恰恰宣告了“安倍經濟學”的破產。但如果想要改變統計基準,做數字游戲就另當別論了。
張玉來:“安倍經濟學”不改變“央行獨舞”的狀態將難以成功。以“通貨再脹”理論為基礎所設計的“安倍經濟學”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但理應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增長戰略等“三駕馬車”的改革框架,在結構改革裹足不前的狀態下,卻逐漸演變成了“貨幣政策獨行”的小馬拉大車。
安倍內閣經濟增長戰略乏善可陳。截至2015年4月,日本央行向市場投放的基礎貨幣量已經突破300萬億日元,其持有的日本國債已經占到發行額的1/3,預計到2017年底將達到極限狀態。從央行國債持有占GDP之比來看,日本已達60%,遠遠高于歐美央行的20%。政策手段枯竭是日本央行日前導入負利率的真正背景。
肖敏捷:“安倍經濟學”實施至今,日本經濟基本面尚未發生根本變化,老齡少子化、生產供過于求、經濟靠外需刺激等結構問題沒有解決。但是,“安倍經濟學”改變了1997年橋本內閣提高消費稅以來的社會“通縮預期”。企業設備投資、個人消費和勞動就業數據都出現了向好趨勢。這種趨勢如果能持續三五年,日本很有可能實現“2020年GDP600萬億日元”的目標。
塔米姆·巴尤米:“安倍經濟學”沒能推動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率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世界經濟的現況。“安倍經濟學”使得貨幣政策有力擴大,但財政問題并未得到根本性解決,結構性改革需做更多工作。
菊地朋生:股票價格上漲及日元貶值是“安倍經濟學”產生的顯而易見的效應。但2%的通脹目標和實際GDP增長2%的目標遠還沒有實現。
量寬不是萬靈藥
工資持續下降抑制消費欲望
張季風:日本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力度越來越大,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安倍及其智囊對通縮成因出現明顯誤判。
量化寬松政策能夠增加市場流動性,但實際上,影響物價的真正因素是工資水平低下。“安倍經濟學”的出發點是通過提高通脹率去刺激民眾的消費欲望和行動。這種做法本末倒置,收入不增加,即使有購物欲望也是枉然。通縮的原因來自工資減少,而不是所謂通脹預期,更不是流動性減少。自1995年以來,日本的工資一直處于慢性下降狀態,而美歐則一直處于上升狀態。這就是近十幾年來同為發達經濟體的美國和歐洲多國沒有發生通縮的原因所在。
在新興經濟體崛起、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企業都本能地削減人工費等經營成本。日本的通縮問題主要體現在員工收入低導致的私人消費疲軟上。私人消費約占日本GDP的六成,提高收入就要擴大就業。日本目前就業確實有所擴大,失業率也大幅下降,但是增加的主要是臨時工。臨時工的工資僅為正式工的60%左右,所以社會總體收入并未提高。
日本央行近日出臺的“負利率政策”,目的是進一步寬松貨幣政策。然而,日本市場并不缺乏流動性,近年來企業利潤大增,留存不斷擴大,企業并不缺錢。“負利率政策”副作用顯而易見。負利率使銀行業遭殃,還可能波及一般儲戶的利益,最近日本銀行板塊股票下跌就證明了這一點。“負利率政策”會使日元繼續貶值,這樣就可能引發新一輪的以競爭性貶值為特征的國際金融戰。
若國際經濟形勢不發生大的變化,估計2016年日本經濟將略好于2015年,由于2017年4月日本將把消費稅率從8%提高到10%,因此2017年可能再次跌入負增長。受東京奧運會的利好影響,再加上TPP的刺激,到2018年和2019年經濟可能稍微好轉,但2020年或2021年又將出現“后奧運蕭條”。考慮到日本潛在經濟增長率是0.5%左右,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不斷深化和財政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從中長期來看,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能達到1%左右就不錯了。
張玉來:泡沫經濟崩潰之后,日本用20多年時間才消解了“債務”“設備”和“雇傭”三大過剩。與此同時,在經濟全球化與IT革命浪潮中,德國和美國企業成為執世界之牛耳者,積極融入全球化的中韓以及東盟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自我陶醉的日本企業則步入“孤島化”誤區,其產品技術一度出現與國際標準嚴重脫鉤現象,其全要素生產率落后于美德英法。只有通過結構改革實現資源有效配置,進而提高生產效率,推進技術創新,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才能促使日本擺脫長期通縮。
菊地朋生:為了實現通脹目標,日本必須擴大內需,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需提高工資水平、解決收入不平等現狀,并改變勞動力市場傾向于男性和年長工作者的慣例。
長谷川克之:與3年前相比,日元匯率過高的問題得到修正,股市也大幅上升。因此,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應該說是適當的。但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還需要財政政策、結構改革等共同推進。日本的通脹率在“泡沫時代”都沒有超過2%,即使從中長期看,這個目標也有些高了。不過,日本工資已經擺脫20年不漲的局面。隨著日本經濟的緩慢恢復,通脹率也會緩慢上升。如果通脹率能夠持續超過1%,就可以認為走出了通縮,這恐怕至少要在三四年以后。
肖敏捷:2%的通脹目標“生不逢時”,趕上了原油價格大跌。不過,日本個人消費市場價格上漲跡象十分明顯。因此,能否實現2%對日本央行來說可能只是“面子”問題。
塔米姆·巴尤米:人們再次對經濟長期增長看好,可能會促使通貨膨脹上升。但這要求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采取大膽措施解決巨大的政府赤字和不斷增長的政府債務。日本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國內問題,但目前世界經濟形勢不利于日本經濟的發展。
緣何走不出通縮
人口結構特點使問題復雜化
張季風:通縮的危害在于,加重了企業的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直接影響到生產擴大。再者,在通縮的狀態下,消費者通縮預期增強,捂緊錢袋觀望,不肯積極消費,其結果是導致螺旋式通縮的惡性循環。
在世界各國的經濟實踐中,治理通脹的手段和經驗頗多,但擺脫通縮的手段卻很少,經驗也不足。逃離通縮要比治理通脹難得多。盡管進入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型的新常態,但中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要遠遠大于日本。政策工具也有很多,陷入長期通縮的危險并不大。從日本的經驗教訓來看,通縮與人口老齡化交織在一起,將使問題更加復雜化。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也令人擔憂,迅速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保障制度尤為重要。
張玉來:日本經濟長期通縮是復雜的結構性問題,其中既有供給、也有需求的問題,也是政府、企業與市場之間博弈的問題。通縮也將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風險,日本“雙寬松”政策及其政策組合具有參考性,但日本模式是否有效值得研究。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這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迄今為止的日本經濟改革過程中,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谷川克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停滯一直在日本延續,人們將這樣的年月稱之為“失去的20年”。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有幾個原因:銀行不良債權處理遲緩、企業和產業重組緩慢、日元匯率長期過高。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促進產業重組對擺脫通縮十分重要。日元匯率過高是擺脫通縮的重要障礙。外匯市場很難控制,因此通過貨幣寬松避免日元匯率過高非常重要。隨著美聯儲加息,美元傾向于升值。與美元聯動的人民幣當前要避免匯率過高。當然,從經濟穩定考慮,也要避免人民幣過度貶值。
肖敏捷:日本是世界上陷入通縮時間最長的國家,現在回過頭來看,日本經濟泡沫后的一系列改革其實就是“供給側改革”。對“僵尸企業”和銀行不良資產的清理非常徹底,很有借鑒意義。日本銀行體系的資產負債表十分堅挺,金融體系不存在系統性風險。雖然日本的銀行和企業經常被批評過于保守,但這種謹慎對經濟穩定并非全無益處。
塔米姆·巴尤米:如此長期的通貨緊縮至今在其他國家還未出現過,部分反映了日本的人口結構特點。中國是快速增長的經濟體,日本則是停滯發展的經濟體,但都應確保各自的經濟政策能夠靈活應對世界經濟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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