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鎮江“熟人醫療”破解醫患矛盾 三級醫院做后盾

　　在鎮江感受“熟人醫療”

　　頭疼腦熱，就去找社區醫生看看拿點藥；腰酸腿疼，也去找社區醫生做個推拿、拔個火罐、扎個針灸；至于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患者，更是少不了去找社區醫生。在江蘇鎮江的不少社區，居民有了小毛病，多不再往大醫院跑，家門口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能解決。患者看病不緊張，醫生工作環境相對寬松，空閑時與患者嘮嘮家常，無意中就做起心理理療來。這種現象在當地被稱為“熟人醫療”。這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日門診量，往往能突破五六百人。“熟人醫療”的吸引力在哪里？居民不怕誤診嗎？請跟著記者去看看。

　　貼心的社區醫生

　　1月12日下午4點，黎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電子屏上顯示，“555號正在就診”。壯實憨厚的高昆，正是第555號就診“患者”——他是過來幫80歲的岳母蔡冬梅拿藥的。

　　“我岳母癱瘓在床，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我每個月來幫她拿一次藥。”憨厚的高昆對記者笑了笑說，“在社區看病拿藥，方便。”說完，就匆匆走了。

　　黎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欒立敏說，每天幾百名患者中，真正看普通門診的也就250人左右，另有150人是康復患者，其他的就是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了。“我們這里有近400種西藥、近500種中藥，完全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說話間，門診大廳來了位患者，在藥房前來回徘徊。60歲的吳漢林，是當地的特困戶，自己不用交錢，參加了鎮江的居民醫療保險。他患有胃潰瘍，需要專科藥，去大醫院拿一次藥得花好幾百元。

　　“上次畢醫生配的藥效果怎么樣？”欒立敏問。“挺好的，挺好的。”吳漢林說。

　　吳漢林在鎮江市第一人民醫院被確診胃潰瘍后，每周要服用一種“凝膠劑”。連服兩個星期，效果不錯，但他承擔不了昂貴的費用。全科醫生畢昌雄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藥搭配著給他服用，效果也不錯，每周只需七八十元，而且還能醫保報銷。

　　原來，吳漢林是想來向欒立敏表示感謝的。“大醫院的那種凝膠劑，就是用各種成藥配成的；我們的社區醫生也能幫患者配，只是服用起來稍微復雜點。”欒立敏說。

　　除了要有貼心的服務外，對待多發病、常見病、康復醫療等，社區醫生還要有過硬的診療技術。對于開設的糖尿病專科聯合門診，四牌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滿明認為，社區對患者的健康管理不輸給三級醫院，因為3年來他們不僅向專家學習了很多管理技術，還能對患者進行長期的健康管理。諸如健康知識講座、到網格點巡查、建立健康檔案等，每次醫患雙方都能熱情互動。

　　欒立敏對本中心的“康復醫學中心”信心滿滿：“我們從上級醫院請專家過來指導，已經3年了，我們的康復師完全能夠承擔這里的任務。”這也是記者四次赴黎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每次都能見到暖意融融康復場景的重要原因。

　　三級醫院做后盾

　　看病絕對是技術活，而技術的提升離不開大量的實踐。在對疑難疾病的判斷能力方面，社區醫生還是不如上級醫院的醫生，因為他們接觸到的患者和疾病種類，遠遠無法與上級醫院相比。這正是很多基層患者小病也要擠大醫院的主要原因。如今，這一狀況，也在改變。

　　記者在黎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放射科看到，美國產的數字化乳腺鉬靶、韓國產的DR機等多種先進檢查設備一應俱全。“拍完片子，由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專家幫看片出報告，我們的后面有上級專家在支撐。”放射技師趙靖說。

　　目前，中心平均每天會給10名左右的患者進行拍片等項目的檢查，通過與市第一人民醫院建立的遠程診療系統，隨時將片子傳輸過去。“普通報告由我們來寫，寫完由上級專家審核；稍微復雜的報告，都是他們來寫的。”趙靖說，在跟學過程中，社區醫生的技術提升很快，“最明顯的是，專家對我們寫的報告修改得越來越少了。”

　　位于三樓的檢驗科，能夠做“大生化”30多種生化指標測定，同樣由三級醫院專家負責解讀。檢驗科技師徐紅說，每天采樣結束，會有專車將樣本送到三級醫院。“動態心電圖、24小時動態血壓，都是由專家解讀，不需要我們來判斷。”

　　除了技術支撐，鎮江在全市范圍內推開了上級醫院派專家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坐診的做法，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特色科室，也有相關的專家駐點指導。如四牌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自身就有一個中醫館，每天門庭若市。擅長看脾胃疾病的鎮江市中醫院主任中醫師歐陽坤根，每周四下午會過來坐診，很多社區居民慕名而來。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副主任梁薇說，在專家帶動下，中心的特色中醫館更強了，聯合病床也順利建立起來，開始接診從上級醫院下轉的病人。

　　糖尿病專科聯合門診是寶塔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特色，1800名糖尿病患者長期在此接受治療，中心已經為其中200名糖尿病患者建立規范化的管理檔案。鎮江市第一人民醫院內分泌科主任吳晨光，每周三上午都會到社區坐診。“對病情控制不理想的患者，由上級專家負責調整用藥。”中心的糖尿病專科護士金利娜說。

　　黎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每周除周四外，其他工作日都有專家坐診。其中，周二下午中醫專家張圣德的專家號尤其搶手。中心每次限號25個，盡量保證83歲的張圣德不至于太累，也方便掛號患者有更多時間與專家交流。

　　“我們還有神經內科、骨科等專家前來指導工作，技術力量雄厚，即使氣管切開術患者的康復，我們也能應付自如。”欒立敏說。

　　“貨比三家”，還是到社區

　　買東西貨比三家，不僅要比質量、比服務，更要比價格，看病同樣如此。與買東西不同的是，看病除了看診療價格，還得看報銷比例的高低。在醫患雙方看來，看病越往基層報銷比例越高，正是撬動基層醫療機構日漸活躍的一大杠桿。

　　鎮江下屬句容市主城區，有一家崇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由原來的血站改建而來，剛開始主要承擔防疫保健等公共衛生服務，后來才增加了康復醫療。如今，當地人都親切地稱之為“康復醫院”。

　　“句容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的一個醫療團隊、6名中級職稱以上的醫師在支撐著我們的康復醫療。”中心主任湯曉健說，中心有30張康復病床，床位使用率一直在90%左右。“這樣一來，大醫院的床位緊張狀態可以舒緩些，患者在這里還可以省不少錢。”按照醫保政策，患者在縣級醫院住院治療，可報銷65%，但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住院治療，就能報銷85%，而且服務價格更低。

　　除了這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還能提供更多便利。比如，患者到社區看病，在社區就能直接掛上級醫院的專家號，等于享受到大醫院“插隊”掛號的待遇。再比如，社區醫生還能為臥床不起的患者或有其他特殊需求的患者提供上門巡診服務。

　　“有的患者家境貧困，讓你不忍心收費。”欒立敏說，社區醫生從中也收獲了居民滿滿的感激。

　　74歲的張家泉，患有腦梗后遺癥，平時只能由老伴推著輪椅前來就診。來黎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路上，有一個大上坡，老伴實在推不動，希望社區醫生能上門服務。“去年上半年第一次去他家，發現屋里所有物件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欒立敏說，他趕緊安排護士上門掛水，明確不收服務費。

　　2015年底，欒立敏到中心下設的服務站(在張家泉家附近)檢查工作，碰到正在散步的張家泉夫婦。“老太太激動地說‘欒主任你等我一下’，不一會兒，她用報紙包了一條玉溪香煙給我。”欒立敏說，“我實在推不掉啊，如果當時掏錢給她，等于打老人家臉，老人家很要強。”

　　事后，欒立敏留下220元，委托服務站站長胡三清務必將錢送到張家泉家。第一次上門退，張家泉的愛人將錢還到服務站的服務窗口；第二次買了水果上門再退，錢再次被退還到服務站窗口。至今，這筆錢仍未退掉。

　　“熟人醫療”還有多大空間

　　可以斷言，鎮江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目前獲得的“熟人醫療”效果，是建立在政府加大對衛生事業投入、強調基層以公共衛生服務為主的基礎上的，這些舉措明顯抑制了基層醫療機構的趨利沖動。不趨利，才能讓公共衛生服務回歸本色，該怎么治就怎么治。因此，基層醫療機構以后的發展方向，將決定“熟人醫療”的未來走向。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還有多大發展空間？鎮江市衛計委主任林楓表示，隨著醫療保障制度的日趨完善，居民對健康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基層醫療的服務空間很大，要一個一個項目來做。”林楓說，鎮江市目前正在考慮為社區居民做好口腔護理工作，先摸底，再治療，仍然以公共衛生服務為主。

　　黎明社區也是口腔護理的試點小區，對此欒立敏信心十足。“居民平時不太注意口腔護理，如果社區醫生能將他們的口腔健康管理起來，肯定會受歡迎。”欒立敏說。

　　但是，記者仍感覺有些隱憂。在崇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采訪時，記者聽說當地正在興建一個更大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因為句容城區僅有的幾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滿足不了現有居民的需求。記者擔心的是，興建一個醫療機構容易，維持運轉卻很難，一旦攤子鋪大了，運轉不下去，責任誰來承擔？

　　還有部分衛生服務中心主任擔心，目前基層醫療機構很大程度上是由財政資金扶持起來的，因此才體現出明顯的公益性。如果財政對基層公共衛生的投入減少，基層醫療機構會否又回到自收自支狀態？當基層醫療機構必須更多靠自己掙錢養活自己的時候，這種“熟人醫療”狀態還能否維系？ (半月談記者 李燦 朱旭東 王恒志 聶可)

　　醫患之間首先要相互尊重

　　主持人：鄭明達

　　主持人：近年來，醫患矛盾甚至沖突時有發生，影響非常惡劣。有觀點認為，醫患關系在不斷惡化，醫生和患者之間的尊重和信任正在逐漸消失，各位是否認同？

　　貴州省人民醫院院長孫兆林：我不太同意這種觀點，應該說醫患關系這兩年還是有好轉的。從貴州來講，去年醫患矛盾比前幾年少一些，大多數患者對醫護人員比較尊重、理解、信任，某些個案不能說明醫患關系在惡化。

　　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醫務科科長郭遠科：我同意孫院長的說法。我們院的數據顯示，2014年醫患糾紛發生率，即醫療糾紛和當年門診、出院人次的比率為萬分之0.72，2015年為萬分之0.73。醫患糾紛難以避免，但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不可以偏概全。

　　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董小紅：醫患關系確實有問題，但是應該看到，發生沖突的只占小部分。當然，醫患糾紛更容易吸引眼球，所以讓公眾產生了醫患關系不斷惡化的印象。

　　四川省人民醫院兒童醫學中心主任兼小兒外科主任劉文英：我比較認同主持人的觀點。20多年前我剛從醫學院校畢業時，醫生還是一份非常受尊重的職業。當年我資歷尚淺，但病人對我很好，非常尊重我的診斷，不會打斷或質疑。

　　這幾年，醫患關系確實有惡化的感覺，一是醫生這份職業在病人心中變形了，有些病人覺得你就是在“騙錢”；二是我遇到不少病人就診時還帶著錄音筆，或者拿手機錄音，他們覺得“要先留個證據，免得醫生跑掉”。

　　主持人：造成醫患之間尊重缺失、互不信任的原因是什么？

　　新華社江西分社記者高皓亮：醫患之間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逐漸消失，既有醫療行業本身的問題，也涉及復雜的社會背景。但關鍵還是一個“錢”字。部分醫生為錢開處方，患者花錢求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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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遼寧分社副總編輯張非非：錢確實是個大問題。從老百姓的角度講，看病花了那么多錢，得到的服務怎么樣？在許多大醫院，掛號時間長、交款時間長、檢查時間長、看病時間短的問題遠未解決。這樣能治好病也罷，如果折騰一番沒治好，甚至把人治沒了，這樣的求醫現實會使患者心里窩火。

　　高皓亮：的確是這樣。但錢的問題比較復雜，醫保核查、醫院內查雖可剎住面上的問題，卻止不住桌下扭曲的利益分成“交易”。沒有了15%的藥品加成，“開單提成”現象依然存在。這些交易行為和醫患信任缺失相伴相生。如不從根本上解決，“交易行為”和“互不信任”將形成惡性循環，裂痕將不斷加大。

　　新華社貴州分社記者李驚亞：說到底，一是政府在如何保證醫院生存，以及如何激勵醫護人員方面還沒有找到科學的辦法；二是醫學治療是一個非常復雜充滿變數的過程，而目前法律對醫患雙方合法權益的保護不盡合理。

　　張非非：沒錯，患者其實不知道，他付出的昂貴醫療費用，醫生根本拿不到多少。一言以蔽之，目前我們的醫療收費中并沒有真正體現醫生的勞動價值。

　　孫兆林：我同意大家的觀點，另外補充一下，現在病人看病的期望值很高，同時缺乏風險意識，出現情況后，很容易情緒失控。從醫院方面看，醫患糾紛，與病人數量太多，個別醫務人員不注意態度、與病人溝通不夠有關，一旦出現情況，有些醫護人員又不會處理。

　　劉文英：沒錯，我們國家的醫學科普做得非常不好。長久以來公眾對醫院存在過高的期待，因此一遇到醫患糾紛，就容易情緒激動，一激動就容易對立，一對立就容易起沖突。

　　高皓亮：不管怎么說，醫患之間人格上的相互尊重是應該的。雙方的人格雖是平等的，但在確診病情、治療方案上，醫患之間畢竟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客觀現實。因此，醫生對病人及家屬應更多一些理解與高姿態。不是么？

　　主持人：說到醫患糾紛，現在有一些職業醫鬧，對這些人應該怎么辦？

　　劉文英：記得曾有一對夫婦帶著小孩來我們醫院看病，小孩頸部長了一個腫瘤，入院后，腫瘤突然壓迫呼吸系統，造成窒息。很遺憾，孩子最后沒有搶救過來。當時這對夫婦表示理解，也不覺得是我們的錯。但過了兩天，他們居然召集了一大群人到醫院辦公室鬧，說是我們治死了孩子，要賠償。現場的這群人，一部分是小孩的親屬，另一部分就是職業醫鬧。當時把病房搞得烏煙瘴氣。

　　孫兆林：我們也遇到過類似情況，所以我認為對職業醫鬧必須打擊。這些人好吃懶做好逸惡勞，到處興風作浪，是社會的毒瘤。要依法嚴懲，不能手軟。

　　郭遠科：現實情況是，警方出警后，總擔心醫患糾紛中醫院是否有過錯而不能及時果斷采取措施。我認為，不論醫院是否有過錯，只要是干擾醫院正常運轉秩序的行為，必須堅決制止。

　　高皓亮：我贊成郭遠科的說法。對于職業醫鬧不難辨認，如果不能果斷采取措施，讓小事鬧大，反倒應了他們“以鬧獲利”的目的。

　　李驚亞：現在不是還有專業的醫鬧公司嗎？黑心醫院、殺人兇手之類的橫幅在醫院門口一掛，又是哭喪又是燒紙的，哪個醫院招架得住？寧可花錢消災，也要保住名聲。

　　主持人：現在醫患雙方是不是還缺少一種能坐下來平心靜氣談一談、解決問題的渠道？大家有什么建議？

　　張非非：我覺得引入保險機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保險機構作為第三方介入醫生、醫院與患者之間，可以充當解決矛盾糾紛的案外人，相對超脫，也可以更公平。這就好比大街上發生交通事故后，我們很難看到當事雙方為事故而大打出手，因為保險公司會理賠。這種做法有些醫院已經在探索，可以進一步觀察。

　　高皓亮：醫患之間從診療到矛盾再到摩擦，很多時候還是因為缺少具有公信力的中間機構介入，醫院信息相對不透明，患者怕吃虧，只能一鬧了之。從這個角度講，引入第三方調解機制，包括像保險公司這樣的調解機構，確實是有必要的。

　　劉文英：調解是一方面，我認為還要加強“醫鬧入刑”的打擊力度，讓醫院成為安心看病的場所。同時加快醫療改革步伐，健全疾病應急救助體系。我經歷的一些醫鬧事件中，有不少人是因為無法負擔醫藥費希望“鬧一鬧”而不交錢。如果老百姓看病不差錢了，矛盾自然也就少了。

　　郭遠科：我認為，當前醫患矛盾的處理不缺制度缺執行。在國家層面有多個部委2014年聯合印發的《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在地方有《江西省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條例》，有了章法關鍵在于執行。當前醫患關系處理普遍遵守的原則依然是“妥協就是和諧”，這怎么行呢？　　　　　　　　　　　　

　　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一家藥房，藥劑師萊娜·姆梅拉展示可替換的具有同等療效的更為便宜的抗過敏藥品(藍色7.92歐元，綠色僅為3.36歐元) 趙長春攝

　　我在芬蘭看病

　　在芬蘭工作生活了三年，經常聽到身邊的人談論芬蘭的全民醫療制度：其中正面的評價比較多，比如自費承擔比例小，醫療服務周到細致等；也有一些負面的評價，大多是等候時間長，診治不及時之類。巧的是，記者的兩次求醫經歷正好印證了這兩種說法。

　　兩次求醫，待遇不同

　　——胃痙攣住進“高級病房”

　　記者剛從國內來到芬蘭不久，一次出差回來，在飛機上胃痙攣發作，疼痛難耐，從機場直接打車到赫爾辛基大學醫院看急診。掛號時，護士問得很仔細，比如癥狀出現時間、此前的進食和相關活動、以往是否出現過類似情況等等。在確認情況后，護士記下社會保障號，讓記者在走廊靠墻的椅子上等待。

　　疼痛中的等待更加難熬，等了半個多小時，心里也有些煩悶：“看上去病人并不多，護士和大夫進進出出的，怎么就沒人理我。”又過了一會兒，護士陪著一位穿著淺綠色短褂的人走過來，這位就是外科醫生了。

　　醫生看到記者一直捂著肚子，直不起腰，就問：“如果疼痛程度分為10級，你現在自我感覺是幾級？”記者猶豫了一下，在國內醫院從沒聽過這個提法，只好估摸地回答說是7級。醫生馬上帶記者走進一間病室。病室大約50平方米，并排放著幾張病床，用簾子隔成單獨的空間，旁邊擺著各種儀器。躺好后，不時有護士過來服務，檢查身體，抽血化驗，后來還送來清水和酸奶。

　　就這樣大約又過了半小時，醫生過來告訴記者化驗結果顯示沒有問題。在難以做出診斷的情況下，醫生給了兩個選擇：第一是繼續觀察一夜，必要時進行急救；第二是回家休息，有問題再來。因為此時癥狀已經有所好轉，記者選擇了回家。過了一星期接到醫院的賬單，只有十幾歐元掛號費。

　　——患水痘卻吃“閉門羹”

　　來芬蘭的第二年冬天，因為接觸了患水痘的小孩子，記者突然發起了燒，兩天之后渾身起疹，痛癢不堪。由于前一次就診留下很好的印象，就直接去了赫爾辛基大學醫院掛急診，照例在走廊的椅子上等待。這一次，待遇與上次截然不同。等了一個多小時，一位醫生走過來觀察了起疹狀況，然后一臉嚴肅地告訴記者：“你這個病沒有危險，要先到社區醫療中心預約就診，不應該直接到這里來。”然后，不容分說，就把記者攆走了。

　　憋了一肚子氣，加上身體不適，記者只好到附近一家私立醫院看病。私立醫院占地不大，建筑外觀與公立醫院也沒法比，但是醫療設備還算齊全，而且醫生接診速度快，態度非常好。一位醫生經過仔細詢問和檢查，最后確診是出水痘，開了兩瓶藥，并囑咐記者復診可以繼續來找他，不需要再掛號。當然最后費用并不便宜，僅掛號就要80歐元。

　　事后記者才得知，芬蘭的全民醫療體系采取分級制度，病患首先要在所屬社區的衛生中心就診，得到許可后才能轉院進一步治療。赫爾辛基大學醫院是赫爾辛基市最高級別的手術醫院，只接收各社區醫院的轉診病患，有生命危險的重病患者也可收治。記者第一次就診時，醫生擔心是出差途中食物中毒，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所以安排臨床救治；而第二次就診時，醫生很快就判斷是沒有生命危險的皮膚病，按規定讓我去社區就診。

　　國家從稅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為全民提供醫療服務，自然要省著花。從病患角度來講，分級制度、預約等候，提高了看病的門檻；從政府角度看，卻是優化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

　　衛生中心：九成病患在這里完成診治

　　芬蘭全國550萬人口，共有170多個地區衛生中心。在人口較少的地區，幾個自治市可以共用一個衛生中心，而在人口密集的地區，一個城市可以有好幾個社區衛生中心。

　　到這些衛生中心看病也并不容易，要想見到大夫得先過“預約”關。如果像在國內醫院就診一樣，直接上門去掛號，多半會被攆出來。打電話預約時，接電話的通常是衛生中心的護士，如果覺得病情足夠嚴重，護士會幫你掛號。

　　視病情緊急程度，病患等待的時間也不同。一般來說，電話預約后一個星期左右可以見到醫生。如果趕上醫生忙，也有可能等上一兩個月甚至更長。有人為了更快就診，在掛號時會將病情描述得比實際嚴重些，甚至到了醫院還少不了要“表演”一番。還有人索性就不去就醫，自己買點藥挺過去。

　　此外，居民必須到自己所屬的衛生中心預約，而不允許跨地區掛號。記者有一次試著給居住片區以外的衛生中心打電話，直接被拒絕了。

　　成功掛上號，就可以按照預約時間去見醫生了。記者走訪過幾個衛生中心，通常都是三四層的小樓，幾十間診室，還有一些常規的化驗設施。一般情況下，等候區都坐滿病患，要么是等著見醫生，要么是等待化驗結果。一名醫生每天通常能看十幾個號，每個號15到20分鐘。白天還有午休和茶歇，可以說工作并不繁重。一位醫生告訴記者，必須保證安靜的環境和相對寬松的日程，才能保證醫生集中注意力，并且有足夠的時間了解每位病患的情況。

　　另外，衛生中心的醫生基本上都是全科醫生，他們能夠面對各類病癥，解答各種疑問，并且開具處方。如果衛生中心的醫療設施解決不了，比如需要動手術，或是住院治療，就會把病患轉移到赫爾辛基大學醫院、各類專科醫院、住院醫院、康復醫院、或是其他各類醫療保健機構。

　　制度強調一視同仁 醫護人員恪守職責

　　芬蘭的醫療體系以公立為主，私立為輔，且在壓低醫療成本方面做得很突出，是“高性價比”的典范。記者采訪了解到，芬蘭全民醫療體系之所以比較節省，大致有如下原因：

　　一是強調公共產品理念，杜絕醫藥商業化。

　　芬蘭將全民醫療看成是一種公共產品和服務，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和藥店的藥品大都由政府買單，患者只承擔很少一部分。在這一理念下，采取了醫藥分離制度、公民電子檔案等做法，進一步鞏固醫療服務的公共性，杜絕商業化。因此，咱們國內常見的重復檢查、頻繁化驗、大處方等現象在芬蘭很少見。

　　二是推行全民普惠，一視同仁，不搞特殊化。

　　芬蘭受北歐社會民主思潮影響，認為醫療是一項基本公共服務，與個人的人生成敗無關。也就是說，無論一個人有沒有錢，無論社會地位高低，都不影響其求醫問診。如果有人愿意多花錢去私立醫院，也只能享受到更快捷的接診，而醫療服務水平與公立機構是大致相當的。

　　這種一視同仁、不搞特殊的做法，也減少了醫患矛盾的發生幾率。記者采訪了解到，芬蘭患者對醫生不滿時，最多也就是在意見反饋時給差評，或是申請換醫生掛號，而不會演變為針對整個制度的社會事件。

　　三是篩選高素質醫生，培養忠實“守門人”。

　　全芬蘭170多家衛生中心完成九成的病患診治，這與醫生較高的專業素質分不開。在出現跨區問診、跨級問診等違規現象時，這些“守門人”會堅決履行職責——拒絕收治。芬蘭的醫生大多“鐵面無私”，甚至有些“無情”，他們講究遵紀守法，篤信現有制度是合理的。

　　四是大力提倡預防，減少疾病發生率。(半月談駐赫爾辛基記者 李驥志 張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