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剩男調查：為要男孩婦女多選擇流產女胎

　　1月30日晚，河南開封通許縣玉皇廟鎮韓朱崗村，村里的大人孩子前來觀看婚禮前的演出。本報記者 李雋輝/攝

　　豫東杞縣孟莊村村邊的幸福西干渠靜靜地流淌。“風聲緊的那些年，誰家懷了女孩兒不想要了，就偷偷打掉，半夜扔到這條河里。” 村民劉偉忠對記者說，“當年女孩兒少了，現如今村里有十多個男娃過25歲了還打光棍呢。”

　　“如今的性別失衡是數十年高出生性別比積累的結果。”多位人口專家在接受采訪時都表示，20多年的失衡累積埋下了今天剩男危機的禍根。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李樹茁團隊在其調研報告中推算，1980年到2010年這30年間，中國出生的男性為2.9億，女性為2.54億，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約3600萬。這3600萬的缺口中，大概有1600萬是由于人口生育中生物學因素造成的，但至少有2000萬是由于女性缺失。

　　天平傾斜了

　　1982年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引起了學界的注意——出生性別比達到108.47，已經超出了正常范圍的上限。此后隨著計生政策實施、B超技術普及以及打非行動開展、關愛行動推行，30多年來，中國出生性別比從快速增長到高位徘徊，再到逐步降低，走出了一條曲折的變化路線。

　　其實中國從來就是個男性偏好的國家，在沒有B超前，棄女嬰現象曾經很嚴重。根據西安交大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失蹤”女嬰比例曾達14%。解放以后，婦女地位提高，棄女嬰現象減少，1960年至1970年期間，女嬰死亡率比較低。上世紀70年代后半期開始，“失蹤女性”的比例開始穩步上升，達到2000年的7%左右。

　　“80年代以前，人們的男性偏好主要靠‘多生孩子’來解決，80年代政策限制數量后，他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多生’，就只能開始在‘男’字上做文章，選擇流產女胎或溺斃女嬰等——他們既要減少生育數量以免被罰，又想確保至少生一個男孩。”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說。

　　這一判斷得到數據支持，根據“四普”數據分析，農業戶口的生育婦女如果第一個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性別比高達138，三孩性別比高達188；而對于已有一個男孩的，二孩性別比則為101，三孩為108。兩者差異明顯。

　　在剩男危機爆發的今天，人們會問當時為啥要出臺這個計生政策？中國人口學會原常務副會長田雪原是1980年中央人口問題座談會報告的執筆者，他為中國青年報記者介紹了當時的背景。“不是沒有預計到副作用，但大家普遍認為，中國人口基數大，增長快，人民生活處于低水平狀態，因此控制人口數量是第一位的，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田雪原說，“總得有個選擇，當時選擇的原則就是兩害相較取其輕，完全無害的東西是沒有的。比如，我砸一下桌子我的手還有些疼呢，什么事情都是這樣的。”

　　剛調到計生委當科員時，湖南省溆浦縣民辦教師韓生學也頗感自豪，“有種改造國家、造福社會的使命感”。想起自己因為兄弟多而輟學，又目睹身邊的親戚朋友因為子女多，窮得吃不上飯，韓生學堅信：“傳統觀念害人不淺，計劃生育非搞不可。”

　　但讓韓生學想不明白的是，“這么一個利國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他發現，在農村基層，節制生育與傳統子嗣觀念發生了激烈沖突，“老百姓說，子女少了，以后養老怎么辦？生不出兒子，不是斷了祖宗香火”？

　　由于農民抵制，計生政策也越變越硬。安徽省第一批計劃生育專職干部華曾接受記者采訪說：“當時執行方式確實比較簡單，‘通不通三分鐘，三分鐘過了一陣風’。他回憶道：“我們先把群眾集中起來，然后就是填鴨式的宣傳，也不管群眾能不能聽懂，一講就是半天。我們很辛苦，群眾依然是一臉茫然。宣傳之后，就讓大隊書記、會計挨家統計誰家應該上環、誰家應該結扎。大隊書記、會計非常不情愿，被逼無奈，隨便寫幾個人的名字上報了事，至于他們的親屬當然是一個不報。有了名單，突擊幾次，任務就完成了。”

　　農民子嗣需求大路不能走，只得走小路。田雪原說，其實制定政策時就討論過在性別選擇這個問題，也有結論性意見，要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不允許進行非醫學的胎兒性別鑒定。“但實際上，這個問題最終沒有防住。”田雪原說。后來看到的結果就是，出生性別比大幅上升，到了2007年，全國出生性別比已升至125.48，農村出生性別比更高達130.18。

　　這期間，1980年代中期后，部分地區又實行了“一孩半”政策。因為只有頭胎是女孩的才允許生第 2個孩子, 所以生第 2個孩子成為農民生男孩的最后機會，人為干預更為嚴重，2000年施行一孩半政策的農村地區生性別比高達124.7。考慮到大多農村地區都實行一孩半政策，這一下徹底壓歪了出生性別比的天平。

　　失蹤的女孩

　　西安交大李樹茁團隊在調研中發現八九十年代又出現了女嬰高死亡率。“如果沒有人為性別選擇的干預，女嬰存活率本應高于男嬰。”但據199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1～4歲年齡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

　　然而，2000年左右，女嬰死亡率卻開始降低，2010年回復到了略低于男嬰的正常值。專家們分析認為，這是因為這時B超技術普及了，“產前性別鑒定技術的出現給人為性別選擇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李樹茁說，借助B超產前選擇相對減輕了父母棄斃女嬰的道德罪惡感，“失蹤”女性大大增加。

　　豫東孟莊村村民劉偉忠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大約是90年代后期吧，鄉鎮上突然就冒出許多小醫院，B超鑒定和人流一條龍，打也打不掉，打了還又來。” 姬偉忠說：“女孩人流下來，就藏到半夜，然后趁人都睡了，就把孩子扔到東邊那個幸福西干渠里，有的就偷偷埋了。”

　　不管是被溺棄的女嬰，還是被流產沒能出生的女胎，在人口學上均被稱作“失蹤的女性”。這個概念最早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提出，指那些由于人為干預而沒能出生，或是因性別偏好導致較早死亡的女性。

　　在阿馬蒂亞·森的估計中，全世界約有1億多名女性因為人為性別選擇而“失蹤”。其中，中國和印度是重災區。據西安交大教授姜全保、李樹茁和斯坦福大學教授費爾德曼等人的研究，20世紀的100年間，中國的“失蹤的女性”總量達到了3559萬人。

　　“雖然根本原因是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但在不同年代還有著不同的直接原因。”姜全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生育數量限制與傳統的男孩偏好觀念產生劇烈沖突，導致‘失蹤’的女孩不斷增多,僅在1980～2010年30年間中國就失蹤2013萬女性，占到了7.34%。”

　　魔高一丈

　　本已懷孕快5個月的楊鳳林再出現在村里時，肚子突然變小了。“肯定又是個女孩給打掉了。”村里人竊竊私語。盡管猜想楊鳳林可能做了性別鑒定和引產，但高溝鎮計生專員陳橋對此也無可奈何。

　　“太難了，取證太難。經常是四個月后就來說，跟公公吵架了，要打胎，要么就跑到外地去，說磕了碰了，流產了。”陳橋說，鄉鎮干部兩難事，計劃生育宅基地，違建是取證易處罰難，計生是處罰易取證難。“他們是跟你斗智斗勇呀！”

　　到了2000年前后，引流產女嬰泛濫引起了高層注意。田雪原對記者說：“十多年前我就寫了文章，題目就叫《高度重視出生性別比可能帶來的危機》，已經提到危機這個詞。”文章發表后，國務院秘書長和其他領導都做了批示，國務院隨即專門開會討論了這個問題，國家計生委等部門參加，還請了幾個專家來，田雪原在會上做了中心發言。接著，中央也出臺了一些打擊措施。

　　“2000年后，計生工作重點開始轉向打擊‘兩非’，縣計生委設立了‘打非辦’”。安徽某縣打非辦主任楊鋒說：“說實話，打擊效果并不好，需求太大，利潤太高，簡直是野火燒不盡呀！”

　　B超剛普及時，黑診所主要集中在縣城和鄉鎮，“我下去，一次要收四五臺B超機。96、97年，那時機器很貴，一臺3萬塊錢，但也攔不住一個鎮至少有一臺。鑒定一次性別收60到80塊。查出是女孩便宜點兒，查出是男孩就貴點兒，因為查出男孩就是一次性買賣，查出女孩他們還能通過流產再賺一筆。”楊鋒感嘆：“引產一次600多塊，干兩三個月就把本賺回來了。”

　　豐厚利潤讓這個“黑市”愈發火爆，縣醫院大夫、個體醫生，甚至有些完全不具備行醫資格的農民都卷進這個產業鏈中來。“黑診所一般地點隱蔽，它們先散發名片，聯系上就拉上車，車的窗戶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車繞來繞去，幾下就讓你徹底喪失了方向。甚至還有的就在車上放一臺B超機，流動作業，非常難逮住現場。”

　　“剛開始沒有專門的規章制度，不知道怎么弄，只能摸索著干。”2005年，安徽在全國率先推行異地辦案，開始赴外地打擊兩非。“這一是因為周邊的被打掉許多，二是外出流動人口增多了。”楊主任所在縣最常去辦案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陽區。“先要帶上介紹信去跟對口單位聯系，去之前，由線人摸清情況，然后我們充當舉報人的身份，舉報到監督部門。再然后，就充當向導帶著執法部門進行執法。”

　　在楊鋒看來，異地打非基本就是魔道斗法，每次行動都像一部動作片。2007年，楊峰等人到北京辦案，一行十幾人開車到一個藏有黑B超窩點的菜市場查處。出于謹慎，辦案人員中途就下了車，但還是被對方察覺，趕到現場時只發現了被藏起來的一臺高檔B超和價值三萬元的藥品。“我們的車停在被查抄地點的兩百米外，查抄結束后遠遠看見幾個彪形大漢在拍我們的車牌號。我們回當地衛生監督部門辦公室做查證的路上，被跟蹤了。進了辦公室，就被兩個彪形大漢一左一右堵著門，一個鎮計生專干被嚇得腿哆嗦。”最終在監督所工作人員的幫助下，他們才得以偷偷走后門，從地下車庫逃出來。“出來后，大家驚魂未定，怕再被跟蹤，打了個車到天安門廣場轉了一大圈后，才敢拐回賓館休息。”

　　安徽異地辦案模式后來被推廣。從此，一列列飛馳的火車載著全國各地的縣級、鄉級計生工作人員們駛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試圖揪出導致本地婦女不斷流產的“罪魁禍首”。

　　據“兩非”案件信息管理系統統計，2007年7月到2014年底，全國共立案“兩非”案件兩萬多起，破獲1.6萬件。楊主任所在縣是打非先進縣，兩三個月時間，該縣計生委的登記簿上就已經登記了約1500件黑B超案件。“但打掉的，相比逃脫的，只是極少一部分。”

　　最危險的時候

　　劉偉忠不干計生干部已經快十年了，他所在的河南通許縣玉皇廟鎮，最火的時候有200人搞計生，除了正式在編的，還有許多“臨時工”。“那時，計生是鄉鎮上最重要的工作，從派出所到稅收人員，也都兼職跑計生。”

　　然而，計生干部后來逐步裁員，劉偉忠也被裁掉了。“不僅縮隊伍，也轉方式。2002年計生法出臺是個分水嶺。”安徽某縣計生辦主任對記者說：“之前上面還搞了7不準，地方上就比較收斂了。要求以說服教育為主，吃藥、上環、結扎自己選。再后來，引導孕檢，把引產變成婚前服務，每次孕檢還發臉盆、毛巾、洗衣粉。這十年又有新變化，還能查疾病，工作人性化了，老百姓也慢慢接受了新觀念。”

　　在這些變化的后面，是中國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推行計劃生育政策30多年，中國的總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5.8左右迅速下降到了2014年的1.6左右，成為世界最低生育率。2015年春季，坐在陽光里，姬偉忠悠悠地說：“現在計生干部只剩下兩三個，閑得沒事干，幾天開不出一張準生證，你想人家生人家都不生啦。”

　　出生率降下來，計生政策的負面影響卻開始顯現。曾參與制定計生政策的田雪原坐不住了：“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男性過剩，青年夫婦養老負擔加重等問題，當時就預計到了，所以明確提出只搞一代人，不能搞成永久之計。”田雪原對記者說：“2009年，快到30年的時候，我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控制人口的目標基本實現了，政策可能產生的問題陸續都來了，為了避免問題過于嚴重，我們應該按照原來的初衷，進行政策調整。”

　　失衡的出生性別比較早引起高層關注。2001年發布《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2002年出臺《人口與計劃生育法》，2003年再頒布《關于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到了2005年，關愛女孩政策出臺。2010年“治理性別失衡”被納入到十二五規劃，出生性別比從120的高位緩慢下降，2014年降到了115.8左右。“計生政策也做了調整，2014年和2015年，中央陸續放開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朝著這個方向穩步推進，出生性別比有望逐步走向平衡。”

　　然而對當代農村男青年來說，婚姻困擾并未緩解。“人們只看到出生性別比在下降，但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減緩。”李樹茁說：“就像是一個人得了病，感冒雖然好點了，但對身體造成的危害仍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只是癥狀不在了而已。”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這個判斷得到幾乎所有專家的共識:截止到目前，進入適婚年齡的還主要是80年代出生的人群，那時性別選擇還沒那么嚴重，但當到1990年代及21世紀初出生的一代人進入適婚年齡時，性別失衡的后果就將爆發式的顯現，那才是最危險的時候。

　　“性別比長期嚴重失衡，是社會背負的‘高利貸’。”原國家計生委主任王俠說：“在災難爆發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計。”

　　（宣金學、向楠參與部分采訪。應被采訪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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