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改革成全球經濟疲軟恢復增長良方

　　2月26日，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在上海浦東香格里拉酒店舉行。 新華社記者 李鑫攝

　　在今年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中國財政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主辦了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部分G20成員分享了各自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國別經驗。改善產品市場競爭、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金融市場沖擊力以及消除跨境貿易和投資方面的障礙成為共同的政策選擇——

　　2月26日于上海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結構性改革”成為最炙熱的話題。會議期間，中國財政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主辦了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聚焦世界經濟面臨的主要結構性挑戰，以及改革的重點領域和優先方向。中國、德國、印度、墨西哥、西班牙等部分G20成員還分享了各自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國別經驗。

　　恢復增長須深化結構性改革

　　當前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今年1月，IMF將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估從3.6%下調至3.4%，OECD則將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從3.3%下調至3.0%。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當前全球最突出的問題在于失業問題突出、貿易和投資低迷，雖然經濟短期下行和轉型密切相關，但更深層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中長期的結構問題。

　　“如何破解難題、增強經濟內生動力、恢復全球經濟活力，是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也是中國財政部與IMF和OECD聯合主辦本次研討會的目的和宗旨。”樓繼偉說，促進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根本途徑是深化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已在許多理論研究和國別實證分析中得到確認。

　　“整體來看，近幾年G20對結構性改革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大，并做出了許多政策努力。2014年布里斯班峰會上各方圍繞就業、投資、貿易和競爭等領域制定了千余項促進增長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數百項結構性改革承諾。”樓繼偉說，但總體上，G20結構性改革進展仍落后于預期，仍需進一步加強。

　　加強改革行動的頂層設計

　　那么，結構性改革包括哪些重點，該如何有效推進？樓繼偉說，G20首先要加強改革行動的頂層設計，制定G20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領域和一般原則。

　　結合全球主要結構性挑戰，以及G20現有的重點改革承諾，樓繼偉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一是促進貿易和投資。最近兩年，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增速顯著低于危機前水平。G20應通過努力減少市場準入障礙，消除跨境貿易和投資的稅收壁壘，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等途徑提高私人部門投資意愿，促進貿易發展，努力恢復全球經濟的傳統增長動力。

　　二是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受老齡化等因素影響，全球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樓繼偉說，G20應努力打破勞動力市場分割，降低就業壁壘，鼓勵勞動力流動性。他表示，除此之外同時應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質量。

　　三是鼓勵創新。一方面要繼續加大對技術進步的支持，包括完善技術創新的激勵和保護制度與非制度性安排，促成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到來；另一方面，要進行必要的制度性創新。這既包括在國別層面對財稅、產業監管、社保、產權保護、知識產權等一系列領域進行制度改革和創新，也包括在國際層面進一步推動貨幣、貿易和投資、金融、稅收等多邊體系改革，改善全球經濟治理。

　　四是提高財政可持續性。危機后，全球政府債務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史無前例，對于金融穩定和市場信心均有重要影響，一定程度上已成為全球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中長期看，G20需要確保債務可持續性，逐步恢復財政政策空間，為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此外，各國還普遍面臨基礎設施、競爭、金融改革、環境可持續性等方面的中長期挑戰，也應作為下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領域。

　　樓繼偉表示，G20還應加強對改革進展與成效的監測分析，更好地推進落實各項改革承諾。目前G20對結構性改革政策承諾的進展以定性分析為主，缺少量化評估手段，評估結論不夠明確直觀。為此，G20可考慮通過一套結構性指標構建量化分析框架，一方面可以相對客觀地衡量改革在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帶來的整體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較為直觀地總結一國各領域結構性改革進展與不足，并為下一步改革行動提供參考和指導。

　　各國需加強政策協調

　　26日上午，OECD秘書長古里亞代表OECD正式發布2016年經濟政策改革報告，指出了各國推動結構性改革存在的問題。古里亞表示，就結構性改革而言，雖然每個國家的“改革食譜”不同，但“主料”都包括改善產品市場競爭、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金融市場沖擊力以及消除跨境貿易和投資方面的障礙。他坦言，結構性改革步伐自2011年起日益放緩，取得的進展遠遠低于預期，“甚至比我們制定這一戰略之初還低”。在古里亞看來，需要反思結構性改革政策支離破碎、不協調等問題。

　　據介紹，目前不同國家和不同政策領域改革步調不一。南歐國家總體改革步伐快于北歐；歐洲之外，改革步伐較快的包括有日本、中國、印度和墨西哥。有與會專家指出，各國政策制定者都由自己主導制定政策，但彼此之間不協調，這會影響結構性改革效果，因此需要成員國之間的貨幣、財政等政策協調。

　　除了協調性，平衡性問題也引起高度關注，即如何處理中長期結構性改革帶來的短期成本。比如提高勞動力成本靈活性可能就造成勞動力流失，再如在“艱難”關頭推進改革往往造成暫時性經濟增速下滑。“政策選擇上如何平衡非常重要。”IMF有關負責人發言時表示，因此需要明確哪些政策先執行、哪些政策可以推后，還需要明確哪些配套措施必須及時跟進，以帶來平穩有效的經濟增長。

　　樓繼偉表示，推進供給側改革要加強從產品質量、環境到專利方面的監管和執法，“一邊是中國老百姓對高質量、高品質產品有需求，但一邊是中國游客‘買斷’了全世界，從LV包到尿不濕。這些產品不是中國不能生產，而是監管體系不完善，大家對產品不放心”。

　　樓繼偉表示，中國財政方面還存在改革的空間，一方面是表現在赤字率擴大上，另一方面表現在有針對性的減稅上。IMF總裁拉加德也指出，考慮到目前經濟增長的脆弱性和全球經濟下行風險，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要注重需求側改革，采取更廣泛的政策措施促進經濟增長，樹立中長期信心。（經濟日報記者崔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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