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打工時撿雙性棄嬰 到北京求醫獲捐款30多萬

住院前，政政在出租屋內玩。

　　昨日，北京兒童醫院，探視完孩子后，樊喜法在病房外哭泣，由于孩子病情特殊不能陪床，樊喜法只能一周探視二次。新京報記者 浦峰攝

　　新京報訊 “幾天沒見孩子，整個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丟了什么。”昨日，樊喜法嘆氣道。60歲的他在海南打工時撿到一個雙性棄嬰，獨自收養三年多。近日，樊喜法帶著孩子來北京兒童醫院治療，因媒體報道備受關注，公益組織和愛心人士紛紛提供幫助，目前，孩子的各項檢查仍在進行中，已經籌得捐款30多萬。

　　“哪怕賣腎也要換孩子健康”

　　2012年11月15日夜間，57歲的樊喜法在打工的海南三亞撿到棄嬰政政，帶在身邊收養三年半，并在河南老家為孩子辦理了戶口。由于孩子患有“先天性生殖器兩側畸形癥”，即俗稱的“雙性嬰兒”，于近日帶著孩子來到北京兒童醫院治療。

　　2012年至2015年，樊喜法曾輾轉海南和河南的多家醫院，一份鄭州當地醫院的病例顯示，超聲提示，患有“先天性生殖器兩性畸形癥、雙側卵巢存在。”

　　此前醫院曾提醒，最好在孩子三歲前進行手術，如今政政已經三歲半，樊喜法很著急，但一直苦于沒有費用，“三亞醫生說至少要20萬，我聽說賣腎可以換錢，想著哪怕賣腎，也要換孩子健康”。

　　在媒體關注下，政政得到了社會很多愛心人士的關注。不時有好心人前來醫院，給孩子帶一些禮物，“有人送了個電子設備，可以放動畫片，聽音樂，我就給孩子放在病房里，孩子能解解悶。”樊喜法說道。

　　兩公益組織參與救助共獲捐30萬

　　記者跟隨的一天時間里，樊喜法基本上隔幾分鐘就會接一次電話，這些電話都是愛心人士或者公益組織打來的，詢問孩子目前的情況，并提供捐助。

　　因為電話太多，來北京后，樊喜法又重新辦了一個新的手機號，“一個手機根本接不過來。”能看到手機短信提醒著，“您的銀行賬號新增了100元，目前余額為60000”。

　　樊喜法介紹，目前已經有兩個公益組織介入，為孩子設置了一個救助賬戶，自己的銀行卡也不斷收到捐款，截至目前，公益組織稱已經籌得捐款20萬，加上自己的賬戶，共有30多萬善款。

　　昨日下午，醫生告訴樊喜法，孩子已做了B超檢查，后面還有染色體、心電圖、核磁共振等一系列的檢查。目前孩子由于交叉感染，有些發燒，正在打點滴，而且孩子還查出心臟可能存在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之前三亞的醫生說，手術至少要20萬，現在我已不再讓其他公益組織幫助了，就等著檢查結果出來，看需要多少錢。我會在媒體的監督下使用這筆錢，一旦費用夠了，我就會立即停止募捐的。”樊喜法說道。

　　■ 對話

　　“希望孩子長大后能過正常人生活”

　　新京報：為什么一定要堅持收養這個孩子？

　　樊喜法：人來到這個世上，不能剝奪別人生存的權利，能幫就幫，我要是不幫他，小孩就只能自生自滅。剛開始時還想把他送到救助站，因為在海南不是本地戶口，救助站不收，現在是怎么也舍不得了。

　　新京報：收養孩子之后，自己和之前有什么變化？

　　樊喜法：雖然累了點，但過得很開心，孩子是我的精神支柱，以前自己一個人時，生活不規律，現在有了孩子，自己不吃，想著還得做飯給孩子吃。

　　新京報：獨自養孩子最困難是什么時候？

　　樊喜法：孩子一歲半時，我身上只剩下200塊錢，連桶奶粉都買不起，只能每天打兩份工，再雇個保姆來照顧孩子。

　　新京報：以后有什么打算？

　　樊喜法：不回三亞打工了，等孩子的病治好了，想要(回家)養兩只羊，家里有幾畝地，每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學，自己在家干活，晚上接孩子回家，兩個人好好生活。我一定要把他治好。我們村里也有個雙性孩子，長大后一直一個人生活，我希望我的孩子長大后可以過正常人的生活。

　　■ 講述

　　孩子被遺棄時只有兩斤多

　　昨日下午，是規定的探視時間，樊喜法一從病房出來，就蹲在地上悶聲哭起來。“病房門一關，孩子看見我出來了，立馬就哇哇大哭，我看著也控制不住。”

　　樊喜法回憶起自己第一次遇見政政的情形。前些年，他一直在海南三亞的一個工地打工，主要靠搬磚賺錢。“拉磚、拉水泥、拉砂漿，什么活我都干過。”

　　2012年11月15日夜里，樊喜法騎車回家，路過凱萊大酒店門前的綠化帶時，突然聽到了嬰兒的哭聲。“那天還下著毛毛雨，一個孩子就躺在飲料箱子里，光著身子，下面只墊了張報紙，嘴唇發紫，臍帶都沒剪，血就沿著臍帶往外流”

　　樊喜法稱，自己趕緊把衣服脫了給孩子裹上，再用手掐住臍帶，把車子隨便丟在路邊，就抱著他奔向了附近的農墾醫院。“我和孩子有緣，抱著他的時候，立馬就不哭了。”

　　孩子被送到醫院后，婦產科的醫生幫嬰兒處理了臍帶，并清理了孩子的身體。隨后，樊喜法給孩子買了奶粉，并決定要撫養這個孩子。

　　“當時孩子只有兩斤多，醫生都說，孩子不一定養得活。”樊喜法說著，就算有萬分之一的可能，也要把這個孩子養大。

　　孩子學會第一句話是“媽媽”

　　“其實剛抱起孩子的時候，我就發現了孩子的異常了，很多人不支持我的行為，但孩子已經很可憐了，我從沒想過不要他。”樊喜法回憶起當年收養孩子時的情境說。

　　自1999年妻子去世后，樊喜法一直獨自生活，唯一的女兒隨后也患上產后抑郁癥。“之前沒發現多喜歡孩子，養了政政才發現離不開了。”

　　三年多里，樊喜法獨自照顧著政政。剛開始的一年半里，樊喜法辭掉了工地工作，做起了“專職奶爸”，和房東太太學帶孩子，靠自己3萬多的積蓄維持生活。孩子6個月大時每6天就吃完一桶奶粉，每桶250塊錢，再加上房租和水電費，錢很快不夠用了。

　　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他找到了兩份工作，白天做雜工，晚上再做保安，一個月能賺到5000塊錢的工資。因為白天上班無法照顧孩子，所以又不得不花3000塊錢聘請保姆照顧孩子。

　　“也許是受別的孩子影響，他學會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媽媽，也一直把我叫做媽媽。” 樊喜法苦笑道，還是在房東太太的幫助下糾正了，可是孩子還是會問，“那我的媽媽呢？”

　　2015年，為了給孩子辦理戶口，樊喜法回到了河南老家。“一開始我爸也不支持，但政政很懂事，會在吃飯時主動給爺爺拿碗筷，爺爺出門時，也會遞上拐棍。”樊喜法笑著說道，父親開始改變對孩子的態度。

　　樊喜法也很歡喜，平日自己都喊孩子“寶寶”，在他看來，政政就是他撿到的寶貝，無論如何，自己一定要治好他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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