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去產能”應創造汰劣存優的市場機制

　　人民網北京3月13日電（記者程宏毅）近日，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詳細分析了我國經濟的后發優勢潛力水平，解答了近期我國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并對經濟轉型升級提出了建議。

　　中國經濟的后發優勢明顯未來仍具較大增長潛力

　　林毅夫表示，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是不會變化的。“就像某種樹木會長多高是基因所決定的，一般不會變。但是它實際長多高，就要看天氣、土壤、水等條件。如果這些條件沒有得到滿足，它自然就不會長到那么高。”

　　經濟的增長靠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對發達國家來講，其技術和產業都在世界前沿，因此無論是創新還是升級，都需要靠自己進行研發，成本非常高，風險非常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還存在很大差距，平均勞動產力水平比發達國家低。因此在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時，可以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的方式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以此作為創新的來源，其成本和風險都比發達國家低得多。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技術和產業的差距進行創新和升級的話，其發展的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更快，效果更好。

　　對于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以平均每年將近10%的速度增長，就是利用了這種后發優勢。如今大家爭論的是這種后發優勢還能存在多久。有些學者比較悲觀，認為從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利用后發優勢發展20年后，增長速度就會慢下來。或者按照2005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收入達到11000美元后，增長速度就會慢下來。

　　“這種分析是沒有了解發展中國家后發優勢的真正來源是什么。”林毅夫舉例說到，德國的人均收入達到11000美元時，人均GDP是美國的65%，日本是60%，“亞洲四小龍”是50%左右。而我國即使達到11000美元時，人均GDP也不到美國的30%。這就代表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差距，比這些國家還大得多。可見我們的后發優勢還具有很大潛力。

　　在林毅夫看來，從絕對收入水平來判斷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潛力是不合適的。比較好的判斷方式是，看其他發展比較好的經濟體，在同樣的技術和產業差距水平下，他們的表現是怎么樣的。我們能看到在2008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臺灣地區1975年，韓國1977年時候的水平。這些經濟體都是懂得利用后發優勢，并且發展成效比較好的。在人均GDP是美國21%的時候，日本保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新加坡8.6%，臺灣地區8.3%，韓國7.6%的增長。后發優勢的機制讓這些東亞經濟體實現了經濟的長時間快速增長。這就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有20年8%增長潛力”的推論的來源。

　　我國經濟增長放緩不是特例應放眼全球看清本因

　　既然我們擁有這樣的潛力，那為什么這幾年經濟增長的速度不斷下滑？林毅夫認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從供給側來看，在于有沒有利用后發優勢去實施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從需求側看，在于我們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是不是消費者所需要的。

　　增長速度的下滑并不代表增長潛力的下滑。從2010年以后，不少學者都認為是我國國內經濟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出了問題——如占比很大的國有經濟效率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還不完全，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等因素導致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下滑。

　　林毅夫分析認為，一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肯定存在著自身問題，但是這種下滑并不完全是我們自身出了問題。因為與我們發展程度差不多的其他國家，比如巴西、俄羅斯、印度等，他們的發展速度也在下滑，而且幅度比我們更大。一些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自身不存在體制、機制等問題，但只要其出口占比較大，從2010年開始經濟增長也出現了下滑，并且幅度比我們大。因此我國國內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問題并不是經濟下滑的根本原因。

　　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們就要看清經濟下滑的真正原因。我們一方面要下定決心，保持改革定力，因為這些改革從長期來講一定都是好的，都能提高我們經濟的質量和可持續性。但是也要知道，改革措施在推行時產生的短期作用是不一樣的。

　　既然一些經濟體同時都出現了下滑，一定有共同的外部因素和主體因素。首先，發達國家并沒有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復蘇，其經濟增長速度遠沒有達到預期。發達國家家庭收入增長慢導致需求降低，這就影響到了出口占比大的經濟體。去年我國出口總額增長負1.8%，經濟增長自然受到了影響。第二，2008年后很多國家都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去支持投資，這些項目經過這些年的時間都已建成，但國際經濟還沒有復蘇，如果沒有后續的政策去支持，投資的增長速度就會下滑，導致經濟增長的下滑。第三，我國國內消費還算比較強勁，去年人均收入增長7.4%，才可以支持經濟保持6.9%的增長。其他國家的就業狀況和家庭收入不如我們，所以他們經濟增長下滑比我們厲害。

　　堅定改革信心創造汰劣存優的市場機制

　　林毅夫指出，在外部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作用下，我們必須堅定信心、明確方向、審時度勢推進改革。對于那些短期能夠釋放投資和消費的積極性，長期又能提高經濟效力的改革，就該先行推進，比如簡政放權、降低稅費、全面“二孩”等。對于一些在短期會降低投資和消費積極性的措施，就要在保持宏觀政策穩定，在總需求適當增長的狀況下推行。這就是我們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

　　在正常狀況下，需求的減少原本會使得效率低的產能退出市場。而我們現在效率低的企業沒能夠退出，就導致了產能嚴重過剩。一方面一些國有企業的冗員很多，一旦退出就會出現大面積失業問題，影響社會穩定。另一方面部分企業在地方上的GDP、稅收、就業貢獻很大，如果退出就會影響到地方的經濟指標和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就會給企業政策性補貼和保護，銀行也會繼續給予資金支持。“去產能”應該采取的措施是把這些政策性負擔消除掉。如果一個企業承擔著過多的就業負擔，就應該出臺政策安置部分超出企業所需的人員，消除企業的政策性負擔。另外，對地方政府來講，由于化解過剩產能而減少的GDP部分，就不應該作為其考核指標。如果這些政策能夠到位，市場機制就會發揮作用。因此林毅夫認為“去產能”的方式應該是創造汰劣存優的市場機制。在這種機制下經營不好的企業會自動退出，留下來的企業的質量就會提高。我國經濟就能實現較快速度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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