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性侵案”受害女學生因染性病曾欲買刀復仇

　　3月14日，廣西奎路律師事務所吳暉，將一封對“百色助學達人性侵案”法院審理級別的管轄異議書，提交到隆林縣人民法院，建議該案“提級審”。被稱為“助學達人”的王杰，十年前創辦“百色助學網”，被人舉報性侵女生、克扣善款，隨后被警方逮捕。近日，隆林縣檢察院以強奸罪、詐騙罪兩項罪名對其提起公訴。

　　“依據《刑法》規定，‘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刑事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我認為他有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因此提出應由中院審理的管轄異議。”吳暉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據悉，貴州習水嫖宿幼女案、海南萬寧“校長帶女生開房”案，最初都確定由基層法院審理，后經社會各界廣泛呼吁，最終都“提級”由中級法院審理。

　　被稱為“助學達人”的王杰，十年前創辦“百色助學網。去年8月，王杰被人舉報性侵女生、克扣善款，隨后被警方逮捕。近日，隆林縣檢察院以強奸罪、詐騙罪兩項罪名對其提起公訴。

　　得知王杰性侵一案將由基層法院審理后，作為該案三名受害人中小然（化名）和小星（化名）的法律援助律師，吳暉說他認為隆林縣法院對本案不具有管轄權，應該“提級”由百色市中級法院審理。

　　吳暉說，根據相關媒體報道并結合起訴書，百色案中，王杰涉嫌強奸三人，其中未成年人兩名，另外，2010年2月27日王杰強奸小云（化名）未遂，起訴書沒有指控。依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強奸婦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屬于可以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形。

　　此外，王杰的行為還符合四部委《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5條中的多項從嚴懲處的情形。根據該條規定，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不但應當從重，當具有強奸“農村留守兒童”、“多次實施強奸”以及造成未成年人“懷孕”或者“感染性病”等后果的，更要依法從嚴懲處。而這些情形同樣屬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的情節惡劣和嚴重后果。

　　他認為，本案中，小星因為遭性侵后，染上“臟病”，病狀帶給她身心傷害。而作為農村留守兒童的小然更是因畢業前夕懷孕，而沒能拿到小學畢業證。

　　吳暉說，強奸罪之外，王杰還被指控犯有詐騙罪。他不僅利用人們幫助貧困孩子讀書的善心，以助學金為誘餌實施強奸，還把魔掌伸向善款，這無疑傷害了大眾的情感。

　　從社會影響巨大角度考量，吳暉認為，百色案之所以引發關注，不僅是被害人眾多，還因為它時間久遠，難以取證。除了已站出來的三人，更多被害人因怕泄露隱私而失聲。屬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根據最高法《關于規范上下級人民法院審判業務關系的若干意見》,作為4種“提級審”類型之一,也應改由中院審理。

　　更在意“找回”的親情

　　受害女生之一小然告訴北青報記者，隆林縣檢察院公訴書，指控王杰對她的性侵行為總共三次，她認為這只是對有王杰現場視頻的幾次做了認定，而實際的侵害次數，應該在七八次之多。其中一次導致了她小學畢業前“墮胎”輟學。

　　小然告訴北青報記者，媽媽在自己9歲時暴病而亡，留下7歲的妹妹和4個月的弟弟。父親常年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姐弟三人，只能與奶奶相依為命。

　　當渴望讀書的她遭遇學費難題時，老師推薦的配有照片的助學金申請表，將12歲的她，推送到王杰面前，她的人生軌跡也由此易轍……

　　就在兩周后面臨畢業考時，小然發現已有兩月沒來“例假”。沒人可以依靠的她，假借暑假跑到父親打工城市，在藥店自購墮胎藥吞食下去……她也中斷了一個優秀生的求學之路。

　　她說按照起訴書對王杰三次性侵行為時間看，應該沒有計算懷孕這次侵害。她說王杰知道她懷孕的事，當年告訴他后，“他不但不相信，還叫我回來找他！”

　　吳暉認為，性侵幼女致其懷孕，屬于對被告人定罪量刑造成嚴重后果的從嚴情節。之所以沒有指控，可能與沒有相關證據證明有關。

　　據小然說，當年買墮胎藥的票據沒有留存。她當時也沒敢把性侵經歷向父、叔提及，只有姑姑知曉此事。但因和姑姑有保密約定，所以當警方突然跑去調查時，姑姑沒有證實她當年懷孕之事。

　　當北青報記者提出，如果她愿意，可以找姑姑做相關采訪調查，并將證據提供給檢方時，小然拒絕了。“王杰最后判多幾年還是判少幾年，相比因為重提此事，害我找回的親情再次失去，我寧愿選擇放棄！”

　　小然去年作證指控王杰后，警方來到她家人打工地核實情況。突聞此事的叔叔觀念上接受不了，覺得她給家人丟了臉，放出讓她“能走多遠走多遠的”的狠話。之后，在當地無法繼續謀生的小然，孑身一人遠離鄉土“流落”京城。

　　今年春節，全家人回隆林老家團聚。雖然沒人表示原諒她，但小然覺得能接納她讓她返鄉團聚，這已非常不易，她邊說邊浮現出受寵若驚的表情。

　　身染臟病曾欲買刀復仇

　　讀高三的小星與自己崇拜的“善人”王杰相見，時間是2009年2月14日，地點是百色市，緣由是王杰“想核對一下助學金申請信息”。當晚，本打算去親戚家過夜的她，被王杰以時間太晚不便打擾為由留宿賓館。

　　遭受王杰性侵害后，倍感恥辱的小星，一直躲在浴室拼命洗刷身上的污濁。出來時，她發現王杰正在擺弄電腦，而此前，王杰的手提電腦呈開啟狀態對著床頭。小星沒有意識到，色魔經常會在性侵現場留下視頻，并以此要挾控制受害少女。

　　只是王杰沒有料到，這些現場視頻最后成為“自證其罪”的鐵證。

　　第二天路過藥店時，王杰特意給小星買了避孕藥，并且“體貼”地將她送到返鄉的車站。

　　回去不久，小星發現自己下體奇癢。她開始往來田陽醫院做婦科檢查，化驗顯示她的檢測指標呈陽性。在之后的三個月內，面臨高考壓力山大的小星，又背上了病痛的重荷。藥力的副作用，讓她嘔吐、乏力，體重一路銳減。本來能上二本的她最后只考上大專。

　　“這中間我曾聯系王杰，想讓他幫我出錢治病。可當初侵犯我時，口稱肯定會對我負責，學費、生活費一路包到大學的他，以各種理由拖著不見。”在自費掏腰包上千元治病后，心理極端不平衡的小星萌發了報仇的念頭。

　　“我花2元錢買了一把水果刀，然后約王杰出來見面。不知他如何覺察到不對勁，死活不肯出來見面！”2015年10月26日，利用午間工余接受采訪的小星坦言，那段時間，對王杰“懷恨在心”的她，總想著和他同歸于盡。后來，經過班主任及主治醫生反復開導，她才慢慢在心中放下此事，使得一起血案最終得以避免。

　　六七年前的往事，小星說她不可能還留有當初治病的票據，而此前抒發胸臆的幾本“私密日記”，在結識男友后，連同那把用來復仇的水果刀，一同被自己銷毀了。

　　三位女孩站出來作證

　　百色市隆林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十年前“畫家”王杰以個人名義創辦“百色助學網”，向社會公開募捐，稱以資助貧困生學習。

　　其網站資料顯示，截至事發時，有4597名貧困生得到資助，募捐總額727萬余元。沒有公募“資質”的王杰，九年間，竟以個人銀行賬戶受款巨資，一路綠燈。

　　事實上，對王杰其人以及“百色助學網”的質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只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但這些發聲卻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這個人就是秋楚（網名）。

　　從2014年初開始，遠在山東的捐助者秋楚，開始了他的“獵狼”之舉。一年間，他甚至有兩三個月“埋伏”在隆林暗中調查。很快，王杰性侵女生、克扣善款的事就浮出水面。

　　去年8月，秋楚通過媒體披露了此事，并向警方提供了小然、小星、小云三名證人。“我自己也有一個9歲的女兒！”秋楚這樣向北青報記者解釋他做這事的初衷。

　　2015年10月23日，秋楚遠赴南寧，協助隆林警方調查。當他得知被自己艱難考證出來的至少11名受害人，仍然只有最初的三人肯站出作證時，沉默良久，他對北青報記者說，如果辦案過程中，能夠避免“二次傷害”的話，局面本可以改變。

　　小星說，當一封注有“縣檢察院公訴緘”的郵件，寄到自己單位、被公司前臺簽收后，同事間很快傳遞起奇怪的眼神。“那段時間電視臺在播王杰性侵的視頻，大家都很敏感。檢察院來函，很容易引起關注。就不能用不帶檢方名稱的信封嗎？”小星這樣發問。

　　種種蛛絲馬跡，終于讓對小星過往毫不知情的男友，發現了她隱藏六七年的秘密。就在兩人約定的“雙十節”結婚登記日前，二人“鬧僵”分手。“他不能容忍的不是這件事本身，而是我一直欺瞞著他！”小星說。

　　今年即將高考的小云，是三人中比較“幸運”的，輪到對她取證時，已經有女警在場。“針對偵查過程中存在的二次傷害，我們專門前往案發地，與相關辦案部門進行了交涉。”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主任李瑩告訴北青報記者。

　　再害怕也會堅持去開庭

　　3月2日午夜12點半，小然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張勵志照片，下面配有三個字的“標簽”式說明：“流浪然”。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上“流浪”二字，于內心深處將自己定義為流浪者，三個字洞穿了小然而今的精神“無著”。

　　小然目前在南寧一家公司做銷售，工余，作為愛心義工的她，會為貧困學生提供幫助。

　　2月25日，是小然農歷19歲生日。遠離隆林老家的她，度過了她成人后第一個生日。幾個月前，在北京“北漂”了數月的她，又回到廣西。“爸爸想讓我離家、離奶奶近一些!”小然這樣向北青報記者解釋。

　　在小然的手機里，珍藏著一張“全家福”照片。這是她春節后離家前一日拍的。畫面中，小然緊緊挽住父親的胳膊，將頭依偎在父親肩上，一臉幸福。小然說，這是她和父親唯一的照片，父親平日很少照相。

　　“在南寧全加起來，我只有5個朋友。因為我始終沒有安全感！”她豎著手指向北青報記者講述。7年過去了，小然身上留下的傷害仍讓她痛徹骨髓。

　　問她如果王杰沒過幾年就放出來怕不怕，小然回答：“說不怕是假的。當初他就曾對我說過，‘隆林是我的天下’。但怕也沒用，只能面對”。

　　小然告訴北青報記者，在QQ空間，她曾和未謀過面的小星相約，會盡全力參加庭審，“只為看看當初的王杰，現在是什么樣子！”說這話時，小然一臉快意恩仇的表情。

　　專家觀點

　　“提級審”體現司法機關的重視程度

　　2015年10月9日，中華女子學院和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邀請全國人大代表孫曉梅及知名刑事律師和刑事法律專家，召開兒童性侵問題應對研討會，與會專家針對百色助學達人性侵個案的取證難點、定罪疑點及適用法律進行了探討剖析。

　　在近日得知百色案將由基層法院審理后，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副教授張榮麗，作為長期關注和研究婦女兒童保護問題的專家，向北青報記者坦承了她的觀點。

　　她說，當年貴州習水嫖宿幼女案提級審了，海南萬寧“校長帶女生開房案”提級審了，它們最初也都是定由基層法院審理，經社會各界呼吁后，改由中級法院審理的。

　　相比“百色助學達人性侵案”，上述二案受害人也并非特別多，性質惡劣和嚴重程度，也并不比百色案更嚴重、更惡劣。但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提級審判能體現出司法機關對這類案件的重視程度，法官在量刑上也不用再受基層法院刑期上的“框限”。

　　張榮麗認為，如果一個性質如此惡劣、后果如此嚴重、社會影響如此巨大的刑事案件，放在基層法院審理，法官在量刑時，可能會受到量刑限制。因為基層法院量刑的最高刑期只能在有期徒刑之內。而交由中院審理，則可以讓法官“放開手腳”，該輕則輕、該重則重。

　　本版文并攝/本報記者 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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