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回應“穆迪評級”：評級公司需對中國進一步了解

    資料圖 中新社記者 張云攝  

　　中新網3月30日電據財政部網站消息，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將中國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的情況，財政部金融司主要負責人今日表示，把展望調整為“負面”，只是在當前異常復雜的世界經濟形勢下，對中國經濟金融運行中的問題表示一定的擔憂。但這些問題實際上并不構成下調評級展望的充分理由，說明評級公司對中國的情況還需要進一步全面了解，消除“信息不對稱”。

　　近日，財政部金融司主要負責人就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有關問題接受了媒體的采訪。

　　問：3月初，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發布報告，維持中國主權信用評級“Aa3”，但將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請問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答：穆迪將我國主權信用評級維持不變，把展望調整為“負面”，只是在當前異常復雜的世界經濟形勢下，對我國經濟金融運行中的問題表示一定的擔憂。但這些問題實際上并不構成下調評級展望的充分理由，說明評級公司對我國的情況還需要進一步全面了解，消除“信息不對稱”。

　　從市場影響看，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以后，境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人民幣匯率走勢并未受到展望下調的影響，境外主權債券收益率、離岸人民幣匯率也未因此出現波動，說明市場投資者還是保持了較強的信心和良好的預期。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下一步的主要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并對有關重點工作進行了詳細闡述。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邁進，新的發展動能加快培育，持續增長動力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將保持長期平穩健康發展態勢，為主權信用評級的穩定奠定堅實的基礎。

　　需要說明的是，在一國經濟處于上行周期時，評級公司往往會提升其信用評級，很難預警經濟增長中的潛在風險；在經濟下行周期，經濟增長潛在風險就會顯得突出，評級公司就會調降一國的評級和展望。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相關評級公司分別連續下調希臘等歐洲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對市場預期和投資者信心產生負面影響，在歐洲債務危機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問：穆迪在后續的報告中提出，中國可能會出現經濟增長、推進改革、市場穩定的政策“三難困境”局面。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經濟增長、推進改革和市場穩定，三者緊密聯系、相互影響，只要把握好任務的輕重緩急，權衡好短期和長期增長、局部和整體利益，調整好政策和措施的時機、節奏和力度，三者并不是互斥的，反而可以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首先，從經濟增長的視角看，經濟穩定增長可以為推進改革和市場穩定奠定基礎。在《政府工作報告》中，2016年我國經濟增速已明確目標為6.5%-7%。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符合我國國情實際的，屬于能夠兼顧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合理區間，且具有宏觀調控創新手段和政策儲備支撐，并不以推遲改革為前提。相反，經濟保持穩定增長，有利于推進結構性改革，也有利于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

　　其次，從推進改革的視角看，推進改革可以為經濟增長催生持續動力，有利于保障市場長期穩定運行。推進改革的目的在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近年來的實踐表明，我國改革開放力度不斷加大，結構調整成果顯著，消費、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在促改革、調結構的同時，我們也注意防風險，通過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實現各方面的平衡。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是推動經濟增長、實現市場穩定的客觀需要。

　　第三，從市場穩定的視角看，市場穩定可以為經濟增長和推進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2015年，面對股票市場的波動，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穩定市場的舉措，有效避免了系統性風險。面對金融領域的風險挑戰，采取必要措施進行防范，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是為推進改革和經濟增長創造穩定的發展環境，并不需要也不意味著推遲改革。可以說，在復雜的世界經濟形勢下，保持金融市場穩定，是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并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條件。

　　問：《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6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財政赤字規模。請問您對政府債務問題有何看法？

　　答：目前，我國政府負債率約為40%。2016年，我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擴大財政赤字規模，提高赤字率至3%。考慮到我國政府負債率和財政赤字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均處于較低水平，適當提高仍然安全可行。同時，政府適當加一點杠桿，也有助于支持實體經濟企業去杠桿，實現穩增長、調結構和去杠桿的平衡。

　　對于各界普遍關注的地方政府舉債問題，新預算法實施以來，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得到進一步加強，“借、用、還”的具體要求更加明確，責任更加清晰。從制度上看，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對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了誰借誰還、風險自擔的原則。從規范管理看，組織各地清理甄別存量債務，對于融資平臺公司貸款中經審核屬于地方政府債務的部分，納入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督促地方政府嚴格按照預算法和國務院有關制度要求，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防范財政金融風險。一是強化地方政府債務上限約束。根據2016年預算草案，地方政府一般債務和專項債務余額限額合計約17.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率預計仍將低于100%的風險警戒線水平，風險總體可控。二是加強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管理，完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并加強對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的監管。三是加快推進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市場化轉型和融資，推動實體類融資平臺公司轉型為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由其按照市場化原則融資和償債，消除政府隱性擔保，實現風險內部化，其舉借的債務不納入政府債務，政府在出資范圍內履行出資人職責。

　　問：近年來，中國企業杠桿率有所上升，且存在的“僵尸企業”形成了風險隱患。請問您對企業債務問題有何看法？

　　答：近年來，受世界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我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企業債務規模提高，杠桿率有所提升。但從資產負債率看，據有關統計，目前實體經濟企業資產負債率約為60%，較2009年僅上升了約5個百分點。與國際公認的警戒線70%相比，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尚處于合理水平。

　　為了解決債務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我國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積極成效。一是通過市場化債轉股方式降低企業杠桿。近日，李克強總理在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將用市場化辦法推動債轉股，探索用債轉股降低企業杠桿。實施債轉股，對于優化融資結構、降低企業杠桿、防范金融風險、盤活存量資金以及提高企業競爭力等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已有處置銀行不良資產并部分實施債轉股的經驗，國外也有債轉股案例借鑒。目前，有關部門正在就債轉股相關問題進行研究。二是采取兼并重組、債務重組等措施，積極穩妥處置“僵尸企業”，去除一批過剩產能。為保證平穩推進此項工作，中央已安排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用于相關企業職工轉崗安置，實現去產能、促發展、穩就業之間的平衡。三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我國政府不斷推進股票、債券市場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企業負債率和融資成本。截至2015年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中直接融資占比為13.9%，較上年提高1.3個百分點。

　　問：近年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速，投資占GDP的比例明顯高于發達國家水平。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從趨勢上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有所下降。目前，我國資本形成率在40%以上，比發達國家相對較高，這是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決定的，仍需要保持一定規模的投資，這是現狀；但是，在長期內經濟發展并不能完全依賴投資，這是共識。據有關統計，2013年至2015年，我國資本形成率分別為46.5%、45.9%和43.8%，呈現下降走勢。同時，消費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2015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66.4%，較上年提高了約16個百分點。

　　從結構上看，我國投資結構已不斷優化。一是投資更加注重促進產業升級，第三產業、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速較快，服務業投資對投資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斷提高，高耗能行業投資增速明顯放緩。財政部門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大對去產能的支持力度，中央財政出資設立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健康發展。二是投資更加側重薄弱環節，水利、城鎮棚戶區、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明顯加快，中西部地區投資增速也高于東部地區。財政部門大力支持重大水利工程、棚戶區改造、農村環保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其中2015年支持棚戶區改造開工601萬套。同時，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加大和改進公共服務領域投資。今后，我們將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引導合理的投資需求。比如，在城鎮化方面，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6.1%，遠低于發達國家，需要繼續加大投資支持；在基礎設施、新興產業和綠色產業等方面，有效投資仍有很大空間。

　　問：剛才您談到，為推進公共服務領域投資，財政部大力推廣PPP模式。請您談談此項工作的進展情況。

　　答：PPP模式具有全生命周期管理、物有所值、風險共擔、激勵相容的鮮明特征。在當前形勢下推廣PPP模式，有利于完善財政投入和管理方式，實現公共服務供給提質增效，是政府職能轉變和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重大變革。

　　近年來，按照國務院工作部署，財政部在公共服務領域積極推廣運用PPP模式，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從理念認識看，經過2年多的推廣，PPP理念已深入人心，政府部門逐步從公共服務的管理者、提供者向監督者、合作者轉變，從重建設、重融資向重運營、重合作轉變。從政策體系看，按照“法律規范+配套政策+操作指引”的思路，著力推進專門立法工作，推動出臺指導意見，印發了一系列指南指引文件，形成了“全生命周期”的制度體系。從支持措施看，財政部聯合10家機構，共同發起設立了規模為1800億元的PPP融資支持基金，十多個省也相應設立了PPP基金，出臺了獎補政策。從項目推廣看，截至目前，全國共推介PPP項目6650個，總投資8.7萬億元，主要涉及交通運輸、市政工程和旅游等行業，廣泛帶動了社會資本參與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有效推動了穩增長、調結構和惠民生。

　　下一步，我們將按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有關部署，推動更多PPP項目落地，推進公共服務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短期穩增長、長期助發展”的目標。一是加快推進PPP立法，做好與特許經營條例立法的銜接，明確政府和社會資本的權責利分配，保障社會資本合法權益，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二是加強政策扶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完善項目用地政策，發揮貨幣、監管政策的引導作用，大力推動財政資金管理方式轉變。三是加強統籌協調，進一步加強PPP項目規范管理，切實把好項目方案審核關和項目運作監督關，保障項目實施質量，推進項目實施進度。

　　問：除了經濟增長、財政形勢、金融市場等因素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主權信用評級？

　　答：主權信用評級涉及很多方面，不僅包括具體的、能夠客觀衡量的經濟增長、財政收支、外匯儲備等“硬指標”，還需要考慮政府體制機制等“軟環境”，如政府效率、法治建設等。這些體制機制方面的因素，在長期內影響著經濟的潛在增長空間。

　　近年來，我國政府不斷推進體制機制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體制實力大大增強。一方面，建設服務型政府，政府效率不斷提高。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深入推進簡政放權，不斷強化依法行政理念，取消和下放大量行政審批事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在很大程度上釋放了生產力。另一方面，市場環境不斷改善，法治建設不斷健全。逐步推進市場準入改革，全社會創業創新熱情高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同時，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營造了公平、公正、透明、穩定的法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