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聚焦
近年來,海南沙龍活動日益興盛,許多諸如咖啡館等休閑會所,均會定期舉辦沙龍活動。這些活動多是圍繞著一個具體主題展開,多有業內“大牌專家”坐鎮,吸引了不少群眾參與。
其實在很多城市,都有各具特色的沙龍。尤其在近年,沙龍的發展趨勢非常喜人。文化沙龍的興旺與否,檢驗著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態、眼界胸懷、創新能力、藝術趣味。就目下而言,不少沙龍在智者的帶領下,呈現出與城市氣質契合的氣息,令人欣慰。
海南沙龍文化
正蓬勃發展
海南沙龍活動能如此繁盛起來,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它既折射出群眾對文化交流的期待,又說明了互聯網時代,人們的溝通與生活方式正發生改變——
80后90后對文學的熱愛很純粹
5月21日,作家清秋子在微信朋友圈預告自己即將參與的咖啡館文化沙龍活動,并調侃道,“都快成咖啡館活動家了”。作為一名50后作家,他顯得很驚喜,不住地感慨,“放到五六年前,這些都是難以想象的”。
不止是受邀作家,對此難以想象的,還有參與民眾。劉鑫是一位文學青年,喜歡文學與閱讀。不久前,在一場咖啡館的文化沙龍活動中,遇見著名作家清秋子,并與其一起探討文學,他很是激動。
“這些年輕人熱愛文學的勁頭,就跟我們年輕時一個樣,看見他們,就像是看見了當年的自己”,清秋子言語之間,甚是歡喜,“大家能在一起相互交流就很好,他們能感受到來自文學前輩的關心,我們也能更了解年輕人,知道他們在想什么”。
在一次次的沙龍活動中,他不斷感受到年輕人的熱忱與純粹,這令他很感動。“現在的80后、90后,對文學的熱愛都是很純粹的,他們就是喜歡文學,這樣的文化氣氛很好”,清秋子補充道。
“我很敬仰清秋子老師的文化造詣,敬佩他的錚錚傲骨”,劉鑫感慨道。現實生活中,他是海口規劃設計院的一名工程師,做著一份與文學關系不大的工作;精神生活中,他卻向往一種文藝的生活方式。
沙龍的出現,讓這些變成一種可能:作家可以走進讀者,讀者可以看到生活中的作家,他們分享著彼此對生活的感受。“為什么會有高山流水的知音文化呢,這恰恰說明誰都需要被理解,需要分享與溝通”,清秋子分析道。
古代,蒲松齡寫小說,還要在路邊擺攤贈送涼茶,才能聽老百姓講故事;而現代,作家只消打開微信,便能隨時隨地與人溝通。在某些沙龍文化的微信群里,記者經常看到清秋子的發言,熱心地解答年輕人的各種疑問,與他們一起探討人生。
微信給沙龍文化繁盛添柴加火
互聯網的出現,無疑降低了人與人的溝通成本。幾乎所有的文化沙龍活動,都會經由互聯網預告、傳播。這些沙龍活動舉辦方,不僅有自己的微博,還會有自己的微信公眾號,有的甚至還專門建了“活動微信群”,方便參與者線上線下隨時溝通交流。
某種意義上,沙龍活動只是一個傳播媒介,為參與者提供一個溝通與熟識的社交平臺。
“像參加我們紅酒沙龍活動的,要么是一些葡萄酒愛好者,要么是一些紅酒專業人士,大家可以借助這個活動,相互認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不一定是沖著酒,也許是沖著人”,胡曉君介紹道。
雖是80后創業者,卻深諳大眾傳播心理,他在海口經營著一家葡萄酒酒莊,經常邀請法國波爾多葡萄酒學校的教授,作為其沙龍活動的主講人。
“我們沙龍活動的性質很純粹,就是純粹的文化沙龍,沙龍上絕不談商業”,胡曉君介紹說,他不僅每周在酒莊舉辦免費的紅酒品鑒沙龍,還會定期與海南大學旅游學院合作,舉辦一些葡萄酒文化沙龍,推廣紅酒文化。
對這些沙龍活動舉辦方而言,微信時代的到來,極大降低了人與人的溝通成本,只消一條微信、微博消息,人與人即可建立起聯系。
“我也沒想到新華書店會來一個團隊參加我們的活動”,付莉莉告訴記者。她在自家咖啡館舉辦過一場探討實體書店發展的沙龍活動,不料竟吸引到新華書店的營銷團隊參與,“他們看到微博上的預告,就直接來了,我們事先完全不知道”。
其實,不僅活動舉辦方是微信時代低成本溝通的受益者,就連大學教授也受益匪淺。
“如果網上群也算沙龍活動的話,我很早就是沙龍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海南大學教授張江南的說法,頗為新穎。
他自嘲自己生性孤僻,在網上反而更能暢所欲言,因此,便發起建立了一個微信群,參與者基于共同的興趣,一起交流文化學術問題,“皆能有所增益”。
張江南并不是一個特例。不少學者、專家,在現實生活中,或不擅長與人交流,或沒有時間與人溝通;但在微信上,卻甚是活躍,擔任著虛擬微信討論群的“沙龍主人”。
微信的普及,可謂給沙龍文化的繁盛,添了一把火。
探討
海南能否成為沙龍文化聚集地
無論是北京798藝術區,還是云南麗江,來到這里,游客總會對頗具文藝氣質的咖啡館、酒吧與藝術工作室,魂牽夢繞,流連忘返。在這兒,一邊呷著飲品,欣賞著特色音樂與作品;一邊可以遇到各種志同道合的朋友,秉燭長談。
同為旅游勝地的海南,因其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同樣集聚著一批文人藝術家,那么,海南的沙龍文化能否轉換為文化產業呢?
沙龍活動提升文化氛圍
民國時期的沙龍活動,更像是小眾圈子里朋友間的聚會,參與者的學識水平大都勢均力敵;而現在的文化沙龍活動,則更親民,除了少數幾個專家外,參與者多是普通民眾,抱著學習的目的,前來參與活動。
“沙龍最主要是依靠真正的精英人士,那種通今博古、學貫中西的人才”,海南大學教授、知名藝術家王家儒一針見血地指出沙龍活動的“要穴”。
那么,在商業社會,請一位知名人士參與文化沙龍活動,需要多少“出場費”呢?不收錢。作家清秋子回答道,“參與者與組織者都是一些文學愛好者,他們都是無功利目的,參與這些活動也都不收錢”。
或許,對知識分子來說,參與沙龍文化活動,與民眾分享文化,更像是一種情懷。據記者了解,海南有不少藝術家皆有公益推廣藝術的心思,希望通過一些沙龍活動,提升海南的文化藝術氛圍。
比如王家儒。多年來,他每周都會在一個藝術沙龍上,教授海南的青年繪畫愛好者畫水彩畫。除了畫畫,還會講授一些理論知識,并且整個活動均系公益性質。
“我也希望可以舉辦一些沙龍活動,推廣版畫”,青年藝術家王楠告訴記者,“可惜,我剛來海南,誰都不認識,不知從哪入手,如果有商家可以提供場地,我們就能利用周末教大家做版畫,一家三口,一上午就能制作出一張版畫呢”。
組織沙龍活動也有商業期待
“現在的一些沙龍活動僅是以沙龍名義的商業活動而已,與民國時期林徽因她們的沙龍不可同日而語”,王家儒言語之間,似有無奈,“當然,有總比沒有要好一些,沙龍文化肯定對藝術氣氛形成有作用”。
“作為商人,我們肯定希望通過舉辦活動,找到我們的目標客戶,但商業是商業,活動是活動,我們分得很清,不會在活動上賣東西”,胡曉君說。
他經營著一家酒莊,經常邀請一些法國資深葡萄酒釀酒師作為其沙龍活動的主講人,“他們愿意來,也是有商業考慮,我們也需要負擔他們的行程開銷,也是有經濟壓力的”。
胡曉君的坦誠道出了沙龍活動組織商家的心聲。無論是組織瑜伽沙龍的瑜伽老師姚璘,抑或提供咖啡館、茶館等沙龍場地的“文藝老板”,他們背后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商業期待。
“畢竟要考慮生存問題,只有喜歡,很難維持生計”,經常組織公益瑜伽沙龍活動的姚璘告訴記者。她是一名瑜伽老師,她會組織免費的公益瑜伽沙龍,但也會期待可以遇到可能的客戶。
“在黑龍江,很多企業都會有自己的美術館,他們會收藏、資助一批藝術家,支持他們創作”,王楠舉例介紹道,“藝術也離不開商業,畢竟藝術家也要解決生存問題”。遺憾的是,無論商家,還是學者,均認為,由于缺乏引導,海南尚未形成成熟的藝術氛圍。
專家看好沙龍文化發展前景
“海南人口基數少,加上長期缺乏有目標性的普及藝術知識,有些藝術家整天就在考慮他如何出名,卻不愿意通過各種渠道與方式與廣大受眾互動,普通市民也不太了解藝術作品的價值,總認為那是藝術家小眾的事兒”,王家儒分析道,“長期以來,雙方缺乏溝通與整合”。
所以,“海南想成為沙龍文化藝術集聚地,要有待時日,而且要良性催化方式”,王家儒補充道。
比如,“文化沙龍是一種自發的聚會形式,人們為了共同的愛好,討論某一個喜歡的話題,各抒己見,無拘無束,是一種接地氣的文化交流方式,很有生命力”,海南師范大學教授、當代藝術家馬杰肯定了文化沙龍的積極作用。
為了推廣當代藝術,馬杰經常組織一些當代藝術愛好者,聚在一起討論問題。他認為,在這個過程中,能碰撞出很多火花,有些甚至能成為藝術創作的靈感。
“像798、宋莊就是比較成熟的文化藝術集聚地,那里高手如云,經常會有一些沙龍活動,即便是討論,都會受益匪淺”,王楠解釋道。在他看來,海南同樣集聚了一批有想法的藝術家,只要有合適的機會,也有可能形成類似798那樣的沙龍文化集聚地。
不過,馬杰卻有不同看法,“海南不會形成798、宋莊那樣的藝術區。雖然海南氣候宜人,由于物價偏高,不會有太多的藝術家在這里生活,或進行藝術創作”。
“藝術家一開始扎堆798,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那里的房租相對便宜,都是一些舊廠房,結構也不錯,價格也能接受,大批的藝術家就在那建工作室了”,王楠介紹道,“現在798的房租逐漸上升,一些人又開始轉移了”。
“只要有人牽頭,我們也愿意與藝術家們合作,開展一些藝術沙龍活動,也可以在酒莊里展出本土藝術家的作品”,胡曉君提議道,“酒莊加上本土藝術家的作品,這完全可以作為一個文化旅游景點”。
“海南有其獨特的優勢,比如航天,我們可以用廢棄、退役的飛機做展覽,我們把飛機設計成一個可以展出的美術館,在里面陳設主題藝術作品,甚至機身也可以做藝術處理”,王楠的假設很新穎,“就把展覽放到公園里,做成小沙龍的形式,有藝術家講解,歡迎市民、游客參觀”。
“我看好海南的發展,只是這需要社會、政府、藝術家等多方面的努力”,王楠展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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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
就有“沙龍文化”
眾所周知,“沙龍”一詞是舶來品。“沙龍”其實就是法語Salon的譯音。從十七世紀,巴黎的名人常把客廳變成著名的社交場所。戲劇家、小說家、詩人、音樂家、畫家……志趣相投,聚會一堂,一邊喝著飲料,一邊就共同感興趣的各種問題抱膝長談。“沙龍”就此誕生,并風靡于歐美各國文化界,十九世紀是它的鼎盛時期。
其實,早在中國古代已有文化沙龍,只是那種聚會叫“雅集”而非“沙龍”。著名的《蘭亭序》,就述說了一段傳承千古的文化雅集之事。而類似的“文人雅集”,歷朝歷代也是長盛不衰,經典佳作層出不窮。
不過,真正以“沙龍”形式在中國風靡一時的文化聚會,則是在“五四運動”之后。作為近現代以來中國最出色的女性之一,林徽因的客廳就曾因舉辦沙龍而赫赫有名。林徽因是一位才貌雙全、個性鮮明的奇女子。早年曾留學歐洲、美國,于文學、建筑學、藝術等皆有精深的造詣。1930年,她和丈夫梁思成由東北大學到北京工作,安家東城區的北總布胡同3號。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靜典雅,每逢周六下午,一些學術大家、社會名流,總會自覺地來到這塊極其舒適雅致的地方,品茶閑聊,切磋學問。胡適、徐志摩、金岳霖、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是這里的常客,還有來北京訪學的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等外國朋友。久而久之,林徽因的茶會聲名鵲起,為學界和文化界所側目。
有意思的是,冰心對此則有另一種特殊的感受。冰心較林徽因大4歲,兩人是福建同鄉,祖輩之間就有一定的交往。所不同的是,林徽因基本按照自由文人的路徑前行;冰心在經受了五四新潮的洗禮后,則逐步傾向革命,尤對問題文學情有獨鐘,時不時利用文學書寫革命激情。在她看來,聚集在林徽因茶會的這些碩學鴻儒意志頹廢,人生空虛,缺少革命激情和民族精神。于是她以此為素材,寫了一篇小說叫《我們的太太客廳》。小說的政治影響似乎不大,反而倒使林徽因的“太太客廳”聲名遠播。
但在此之后,由于各種原因,“文化沙龍”或轉于地下,或就此中斷,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文化沙龍才再次風靡全國。
“經歷過文革之后,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沙龍帶著強烈的啟蒙文化運動意義。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在詩人伊沙看來,“沙龍文化”的興起、衰落都打著強烈的時代烙印,而“文化沙龍”的興盛與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城市文化的興旺程度。(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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