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雞腿媽媽”如何不再上演 專家建議異地福利聯動

　　在“偷雞腿媽媽”事件中，偷雞腿是明顯的違法行為，不能將偷雞腿的行為與此后的愛心捐贈掛鉤，捐款針對的是這個家庭所面臨的生活困難，而不是鼓勵偷雞腿的行為，不應將違法后獲得的同情與違法事件聯系在一起。

　　在“偷雞腿媽媽”事件中，更應思考如何完善社會保障救濟體系。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水平相對較低，僅以維持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為標準，而且不同地方由于各自財政收入和經濟實力，提供的保障標準也各不相同。對于低收入困難人群，國家應當統籌經費，提高保障標準。同時，地方政府部門應積極推動建立全國統籌的醫保異地結算系統、社保的跨省轉移制度，使公民能有效地享受基本社會保障

　　“六一”兒童節當天，一則“最心酸的兒童節禮物她偷了個雞腿給生病的女兒”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雖然已經過去幾天，但此事的熱度依然不減。

　　一起偷竊案件牽出一段心酸的故事，這個故事在博得大家同情的同時，也受到質疑，進而引發廣泛討論。人們關注盜竊與愛心捐贈、討論善款如何使用，但最該反思的，應是“偷雞腿”背后的社會救助體系、如何讓“偷雞腿”的故事不再出現。

　　偷竊和捐款不能混為一談

　　“最心酸兒童節禮物”一事引爆網絡，多數網友在同情這個家庭的同時，并沒有忘記偷竊行為本身。

　　有網友如此寫到：這確實是令人心酸的真實故事。然而，貧困不是違法犯罪的理由，生活中難免有這樣那樣過不去的坎兒，但再難也不能干損人利己的事情。

　　也有網友認為，“偷雞腿”一事如此傳播，有可能會對人們的價值觀產生不良影響。偷東西的行為是不對的，不能因其家庭情況而成為另類的正能量宣傳。

　　對此，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盜竊是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家里貧窮和盜竊是兩個概念，在依法治國的大方針下，我們要有法治觀念。”

　　“母愛、愛情作為偉大的人類情感，公眾對其抱以同情是正常的，但這不能也不應改變法律運作方式。根據法定情節和社會危害性做出相應酌情從輕處理，是法律正常的運作方式。”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趙廉慧說。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彭文華認為，違法犯罪與值得同情憐憫是兩回事。違法犯罪就應當受到應有的懲罰。也就是說，不能因值得同情和憐憫而無視其違法犯罪行為。

　　顯而易見，在“偷雞腿”事件中，涉事媽媽的行為是違法的，不能因其特定的緣由而改變偷竊行為的屬性。在此基礎上，還需明確的是，由“偷雞腿”事件引出的社會愛心捐贈，不能與偷竊事件掛鉤。

　　“應當將捐款與偷雞腿行為脫鉤，捐款針對的是這個家庭中孩子所面臨的生活困難，而不是鼓勵偷雞腿的行為，捐款恰恰是為了讓這種偷雞腿的行為不再發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李昊直言。

　　彭文華也認為，不能把偷雞腿和獲捐40萬元直接掛鉤，不應將違法后獲得的同情與違法事件聯系在一起。錯誤的掛鉤會讓社會公眾產生誤解，認為只要是值得同情，即便違法犯罪也沒有什么大不了。這將可能激起某些不法之徒的非分之想，乞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些不法分子為了利用乞討斂財，不惜傷殘他人以便乞討，造成社會問題。

　　彭文華進一步分析說，即使是要幫助貧困人群，也應當給予樸素的、一般的濟世情懷，多做公益與慈善活動，而不是針對個人。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減少乃至消除違法犯罪的目標。否則，無原則的接濟個人無濟于事，甚至容易讓人誤解為偷雞腿后的一種補償，實屬不可。

　　民間慈善捐款需加強監管

　　在“偷雞腿”一事中，盡管有人將偷竊行為與愛心捐贈之間的關系混淆，但公眾為患病兒童慷慨解囊伸出援手的行為值得稱贊。

　　“中國從來都不缺乏慈善的傳統。只是，數年前中國人多數掙扎在溫飽線上，自顧不及，缺乏從事慈善經濟基礎；目前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慈善意愿增加。”趙廉慧說。

　　在李昊看來，中國民眾慈善捐款熱情一直不低，中間雖然一度因為慈善組織財務不透明、公信力降低，使得民眾慈善捐款受到很大影響，但民間慈善捐款仍一直通過各種方式，包括網絡募捐等方式在進行。這次偷雞腿事件中，民眾也是通過網絡公益募捐活動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募集資金30多萬元，可以看到民眾慈善捐款的熱情。不過，民間慈善也容易因為募捐機構無資質、財務不透明公開、缺乏有效監督的影響，而喪失公眾的信任。

　　李昊的擔心，也是此次事件中另一層面的討論——善款使用的公開透明。

　　“關鍵在于建立可靠、誠信的接受捐款、使用捐款的制度體系，包括監督體系，確實保障捐款用到需要救濟的人手中。”彭文華說。

　　“在民間慈善方面，之前的法律制度供給不足，導致慈善組織從事慈善行為面臨障礙，個人的慈善意愿無處釋放。慈善法的出臺，在制度上有一定的改進和完善，但是如何落實，仍然有待觀察。”趙廉慧說。

　　李昊告訴《法制日報》記者：“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慈善法，比較全面地規范了慈善組織和慈善行為，一方面放開了公募資格，另一方面又對慈善財產的管理提出了原則性的要求。這一法律將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對于民間慈善將會有明顯的促進推動作用。”

　　社保救助體系需完善

　　因為兩個患有腎病的孩子，“偷雞腿”媽媽劉燕的生活捉襟見肘。據了解，在此事發生前，當地政府已經為劉燕辦理了低保，此外，劉燕還參加了新農村合作醫療。然而，由于她在山東省外就醫，因此可以報銷的額度有限，大概只有總費用的三分之一。據媒體報道，去年1月，當地民政部門已為兩個女孩申請到了困境兒童救助，每個孩子每月有300元生活救助。加上低保金每月300元，這個家庭一個月能拿到900元的救助補貼。當地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表示，考慮到劉燕家的實際困難，目前他們正在商討方案，為其提供更多的保障措施。

　　對于這個家庭面對的困境，彭文華直言：“應當引導人們認識貧困的根源和誘因，引導地方政府和民眾對消除貧困和完善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關注。”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措施不健全。”趙廉慧說，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雖然逐漸擴大，但是多數情況下報銷比例偏低，無法有效解決因病致貧的問題。

　　對此，彭文華建議，建立公民遇重大疾病或自然災害等突發性事件后的社會保障制度，如重病免費醫療。

　　據了解，2014年2月21日國務院發布了《社會救助暫行辦法》，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這一辦法規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受災人員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業救助、臨時救助等八項制度以及社會力量參與。

　　“這是我國第一次以法律制度形式明確社會救助制度體系的內容。目前，這一辦法剛施行不久，仍需要進一步建立和健全。”李昊說。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水平相對比較低，僅以維持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為標準，而且不同地方由于各自財政收入和經濟實力，提供的保障標準也各不相同。對于那些因為大病等陷入困境的民眾，難以施與有效的救濟。”李昊說，“我國的城鎮居民大病醫保仍然在試點過程中，保障水平仍受到很多限制，比如有報銷的最高額度。對于低收入困難人群，國家應當統籌經費，提高保障標準，對于達到一定標準的醫療費用應當由國家全部承擔，避免城鎮居民因為大病致貧。”

　　李昊進一步分析說，對貧困兒童的醫療救助體系主要面臨救助資金的來源問題。應當將兒童醫療救助體系納入統一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體系，并積極通過各種途徑募集資金，定向保障貧困兒童的醫療救助，并逐步增加兒童重大疾病救助病種覆蓋范圍，提高保障標準。

　　除了救濟水平不高，社會保障還面臨一個問題，即不同地區的銜接。在“偷雞腿”事件中，劉燕曾向媒體表示，在山東省外就醫享受不了醫保。

　　對此，彭文華直言：“這是不同地方的社會福利制度銜接出現問題，這樣的問題在其他領域同樣存在。消除這樣的根源，在于建立異地社會福利制度聯動機制，保障公民異地享受社會福利。”

　　“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全國統籌、互聯互通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異地醫保結算體系，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公眾在異地獲得保障機會。”李昊說，“扭轉這一狀況，需要政府部門積極推動建立全國統籌的醫保異地結算系統、社保的跨省轉移制度，使公民能有效地享受基本社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