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顯影出我國防洪體系六大病灶

　　7月8日，武漢三環內野芷湖大橋邊，一家之前曾被媒體曝光的填湖違建飯店被洪水淹得只露出了屋頂。

　　武漢北洋橋2000年衛星圖。

　　武漢北洋橋2016年衛星圖。

　　6月30日至今，長江中下游地區遭遇多輪次暴雨襲擊。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蘇等多省份局部地區出現歷史罕見的極端汛情。

　　今年的大洪水汛情，早在數月前就被我國超級計算機預測，氣象部門也早就發出了多次警告。然而，暴雨襲來，傷痕累累。截至7月8日，這次洪澇災害已造11個省（區、市）的3100.8萬人受災，164人死亡，26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670.9億元。

　　昔日的大汛重在江防，而今天，隨著三峽大壩的建成和長江大堤的強力加固，災害更多來自堤內，受災地區受的是“內傷”。一場暴雨，就像將X光片浸入顯影液，立即顯影出我國防洪體系隱藏已久的六大病灶。

　　“腎臟萎縮”：填湖造地

　　對于家住武漢市南湖花園的嚴先生來說，幾天來，上班出行的尷尬讓他終生難忘。想要走出南湖片區拐角的漬水處，他必須和一群人一起擠在一輛鏟車鏟斗上，才能慢慢被挪到馬路另一邊。

　　7月5日，大暴雨，水淹江城，武漢市出現百余處漬水，交通癱瘓，全城停工停課，而南湖地區受災嚴重。7日，南湖所在的洪山區政府救援指揮人員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介紹，南湖周邊共有20個社區被漬水圍困，一度停電停氣，漬水最深的南湖雅園小區，有的地方水深1.8米左右。

　　市內湖泊的萎縮，被公認是導致城市內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城市里，湖泊和濕地起著容留回旋積水的重要作用，湖泊是“城市之腎”，是城市的生命之源。據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院胡茂川、張興奇的研究，在鋼筋水泥構成的城市里，“城市地表不透水面積增加，原本可以地面滲透的水量大大減少，大部分雨水轉化為地表徑流”，城市地表的滲水程度要銳減數倍。

　　在武漢，湖泊的重要性更為突出。中國地質大學教授李長安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指出，武漢和其他城市不同，現在長江的水位已經高于武漢城市的水位，武漢城市的洪水沒有辦法自然往長江里排，下了大雨，武漢城市里的水需要找地方泄洪，所以，湖泊這樣的蓄水空間十分重要。

　　武漢水系發達，原本大小湖泊星羅棋布，素有“水袋子”“百湖之城”之稱，“但是，現在武漢湖泊已經沒有辦法起到調節作用了，為了城市建設，當地填了許多湖來造地”。

　　上世紀50年代初，武漢市主要城區內，共有大小湖泊127個。現在，中心城區僅剩下40個湖泊。

　　武漢市一位城建官員介紹，湖泊變少，主要集中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兩個時期。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武漢人口增長迅速，為讓老百姓吃飽肚子，大興“以糧為綱”運動，大片湖區與濕地被填占。上世紀90年代，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建迅猛擴張，填湖造地增多，城內湖區填上后，大批商品房在其上拔地而起。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盧新海教授與曾忠平博士，曾作過專題調查和研究分析：從1991年到2002年，11年間，武漢市主城區湖泊水域面積急劇減少38.67平方公里。失去的湖面難以恢復往日景觀，而與此相對應，截至2014年年底，武漢市城市建設總面積從1986年的22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527平方公里。

　　為此，武漢民眾不乏抗爭。2015年11月24日，39名武漢市民起訴武漢市水務局，指其不作為、監管不力，造成沙湖北岸被填湖。沙湖曾是武漢市區內環線內最大的湖泊，2005年沙湖水面面積斷崖式銳減，僅剩0.032平方公里。2016年3月，法院一審判決，責令市水務局在60日內，對淤泥填湖問題繼續履行調查和處理職責。

　　官方也不乏反省。2013年，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直言：“如果綠線、湖泊不保護，以后我們連眼淚都將哭不出來！很長一段時間，武漢的城市發展史就是一部填湖史。‘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模式，終將帶來‘大城市病’。”

　　《武漢市湖泊保護條例》和《武漢市第三批湖泊“三線一路”保護規劃》先后出臺，將166個湖泊列入保護名錄，從此武漢的湖泊沒有再少一個，截至2015年2月，水域面積比2005年還增加了88平方公里。

　　然而，這種醒悟來得有點晚了。此次，武漢的暴雨洪澇再次讓人痛心地看到，“腎臟”萎縮帶給城市的災難后果。事實上，不僅在武漢，這輪暴雨給湖南岳陽、江蘇南京、安徽安慶等70多個城市都造成內澇。正如中國地質大學教授李長安所指出那樣，城市發展不能一味強調經濟建設而隨意改變城市原有生態環境，要在護湖與經濟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因為，人不給水出路，水就不給人活路。

　　“靜脈曲張”：管廊建設欠賬

　　法國作家雨果曾說：“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近些年，每逢暴雨，一些城市便要“看海”，讓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懷疑起這顆“良心”。

　　2015年，國家防總做過一項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2015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武漢等地，全國平均每年有180座城市被水淹，2013年達234座。其中許多城市是因為排水系統不給力。

　　武漢市防辦發布的數據顯示，本輪強降雨中，6日，全市中心城區漬水點高峰時段達162處。連續幾天來，武漢市水務局排水處處長項九華一直在南湖、湯遜湖等區域指揮排漬。截至8日晚間的數據，市中心剩余的10處漬水點，基本集中在上述區域。

　　為何這些地方受災最為嚴重？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項九華介紹說，包括南湖、湯遜湖等6大湖泊在內的湯遜湖水系，面積達420平方公里，跨4個行政區。該水系主要通過20公里長的巡司河、青菱河通道，匯聚至江邊的湯遜湖泵站排江。但如此重要的泵站，其排水能力不足150立方米/秒。

　　“排水面積大、路程遠，排江出口單一，這個排水系統抗災能力與現實需求有差距。”項久華說，該系統抽排能力只能應付一般降水。

　　胡茂川、張興奇兩位學者認為，長江沿線許多城市，都有低于長江水面的低洼地，“地勢低洼，區域內雨水無法自排入河，要通過管道收集后由水泵抽排，使得這些區域排水系統壓力很大。當雨水量超過泵站排水能力時就會發生內澇。”

　　盡管武漢等城市努力了多年，但每逢暴雨就發生漬水，政府的努力有點西西弗斯式悲壯。

　　2011年，時任武漢市水務局組成員、副局長、市防汛辦副主任王洪勝，因對全市防汛排漬工作重視不夠，履職不到位被免職。

　　2013年，武漢市電視問政現場，一名漢陽居民將一雙雨靴，送給武漢市水務局局長左紹斌，并追問，“水務局長是否知道社區漬水的痛苦？”面露尷尬的左紹斌接過雨靴說，全市排水系統還存在很大問題，水務部門會繼續努力。

　　此后，有關方面確實采取了“雷霆”行動：先是啟動“排水設施建設攻堅行動計劃”，計劃用3年時間，總投資超過130億元；接著又出臺“排澇、治污、供水兩年決戰行動計劃”，要求全面提高全市排水防澇能力。2015年，武漢入選首批“海綿城市”試點，中央直接投資15億元，武漢市配套投入102億元，雄心勃勃地要探索治理漬水新模式。

　　今年，“減少城市漬水”寫進了武漢市《政府工作報告》中的10件實事，但暴雨來時，武漢還是“失守”了。

　　在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劉遂慶教授看來，首先，以前，國家的管網設計標準偏低，城市標準是防一年（甚至一年以下）一遇暴雨的排水標準。2014年，行業主管部門將城市排水管網的設計標準提高到防三年一遇暴雨標準，但現在惡劣天氣越來越多，這一標準也顯得有些低了。

　　其次，許多城市也普遍存在“重地上輕地下”現象。在一些城市的執政者看來，地上業績看得見，地下管廊看不見，只要不出事，能拖就拖。即便同是地下網線，地下空間也被不斷發展的電力、熱力和電信等管道占據，很難有足夠空間供排水系統升級。

　　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就是地下管廊建設欠賬嚴重，漬水難題積重難返。據項九華介紹，武漢市部分排水管網建于1949年前，管徑普遍偏小。城市發展了，高樓越來越多，硬化面積增多，排水難度加大，這些排水管網已遠遠不能適應需要。部分解放后按早期標準建設的管網、泵站等，目前來看，排水能力也難以滿足要求。

　　“毛細血管堵塞”：支流投入闕如

　　7月5日4時30分，湖北省陽新軍墾農場河頭屋村堤防突然潰口，3米寬的口子，一個半小時后，增至13米，原本被田埂隔開的3600畝農田和300畝精養魚池瞬間成為澤國，110間民房進水，1700余群眾受災。

　　經過近4個小時的奮戰，潰口終于成功合龍。陽新縣富河下游防汛指揮長華黃河喘著氣說，從4日開始，這個流域已先后發生大大小小險情近100起。

　　武漢市水務局2014年的一份報告，早將問題擺上了桌面：武漢市現有8條主要連江支流，1998年以來除了對部分連江支堤回水堤段進行局部加固以外，近三分之二的支流河堤失修，每遇超警戒水位，管涌、滲漏等險情頻發。

　　針對今年洪水潰壩傷亡，長江水利委員會防汛抗旱辦公室主任陳敏表示：“目前，潰壩主要發生在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庫，這也是我們防洪能力較為薄弱的地方。”

　　這就像人的供血系統畸形，雖然主動脈已很牢固，毛細血管卻很脆弱，一碰就破。

　　在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專家程曉陶看來，我國大江大河的整治，歷來以中央財政為投入主體，近年來下力很大，問題已不大。而中小河流是以地方財政為投資主體的，投入情況則千差萬別。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大多數中小河流，近年基本沒有投入，還是在吃上世紀50~80年代的老本兒。

　　安徽省桐城市是此次洪災重災區之一，汛情打破了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極值。早在6年前，這里也遭受了一次特大暴雨襲擊，長江支流大沙河干堤出現多處坍塌潰破。安慶市水利局副局長陳曉陽當時曾對媒體訴苦說，和長江眾多的中小支流一樣，大沙河沒有被列入國家長江治理工程中，近幾十年來，由于地方財力不足，這條河流幾乎沒有基本建設項目，日常維護加固工作投入很少，所以受災嚴重。

　　6年過去，大沙河在暴雨下依然險情不斷，大堤四處滲水，大小管涌幾十處，抗洪部隊白天黑夜連軸轉，嚴防死守，仍有村莊被淹，數萬群眾連夜轉移。

　　程曉陶認為，中小河流防洪能力的消弱，與經濟社會的變化有關。他介紹，因為國家是分級來管理水利工程的，中小河流一般都歸市縣鎮村管，越是局部的支流，涉及范圍越小，守護任務也更多地落到了涉及的鎮村身上。

　　按照歷史傳統，農村中小河流都由農民義務投工投勞，冬修春修來維護的。以前農村出多少工、多少力，都有自治制度，大家都知道這是保自己。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了，以前的制度就很難執行了。2003年以來，農村實行一事一議，修路、通電、通水等與全村公益事業有關的事兒湊錢解決，大家湊錢更傾向于投在每天都用的基礎設施上，如通路通電話，加固堤防在一些人看來是一件可以僥幸過關的事情，因為洪水是不確定的，所以大都不愿投入。

　　程曉陶說，針對這個變化，國家也想了很多辦法，比如出臺了中小河流治理計劃并進行了一定資金投入。但我國面積在100平方公里面積以上的河流有5萬余條，即使一條河流投3000萬元，也只能修重點防洪河段，并不能治理整條河流。“這不是國家沒有作為。”程曉陶說，“而是短期難以做到。”

　　在武漢大學河流工程系教授張小峰看來，即便國家財力充足，中小河流的防洪也要講求效益，“一條河覆蓋500畝農田，和它覆蓋相同數量的城市建筑面積，這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途經農業地區的河流，如果防洪標準設計過高，經濟上會“劃不來”。事實上，根據國家防洪標準，我國堤防工程通常被劃分為5個等級，一級堤防等級最高，長江武漢段即在此列，而眾多中小河流的防洪標準則低得多，對應的投入要求也就少得多。

　　那么，“血管老化”的頑疾是不是就沒治了？“當然不是。”程曉陶認為，中小河流整治需要做到3點：首先，各級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職責要分解明確，誰的孩子誰抱走，并建立考評與獎懲制度；其次，明確自己的家園自己保，有錢出錢，無錢出力，上級財政對出大力者給予獎勵，中央財政對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給予補貼；第三，對山區河流進行風險區劃，設立紅線與黃線，紅線內為5~10年一遇洪水的行洪通道，要避免蓋房子，紅、黃線之間，允許蓋房子，但是需要采取自我防護措施。

　　暴雨顯影，病灶顯形。很多專家和沿江省份干部發現，在持續高強度大開發之后，長江流域特別是支流涉水工程多如牛毛，一些電站改變了河流形態和徑流基本特征。“長江流域以水為本，‘小’‘微’水電站退出，水庫聯合調度，擺脫壩鎖江河困局。”程曉陶說，唯有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血管”才能消堵，長江干支流才能重新“健康歡快地奔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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