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五大亮點

　　黨內問責，通常是指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即便沒有觸犯黨紀國法，但是自己責任范圍之內、職務范圍之內，出了問題的，被追究責任。《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的問責，“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條例對問責原則、問責對象、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問責主體、問責程序、問責時間等，作了詳細規定，其最終目的是讓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受到警示，增強擔當精神，肩負起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督促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自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問責條例短小精悍，亮點頻閃。

　　有權必有責，權責對等

　　權責對等是普遍規則。如果權力大、責任小，容易導致權力的濫用；如果權力小、責任大，容易導致責任無法落實，工作虎頭蛇尾、有頭無尾。當前存在的很多問題，歸根結底在于沒有正確處理好權力與責任的關系，既存在權力小、責任大的體制性問題，又存在只看重權力、不愿擔責的思想問題。針對黨的一些領導干部不能正確認識權力與責任的關系，責任擔當缺失問題，問責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這是對權責對等規則的充分肯定和對權責關系的明確規定。而問責條例規定的“依規依紀、實事求是”的問責原則，為問責中落實權責對等提供了根本遵循。

　　通過問責督促責任落實，喚醒責任意識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管黨治黨不嚴，損害黨的形象，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妨礙黨的政治綱領和執政使命的實現，必須追究其在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中的領導責任。因此，問責條例明確規定了問責對象，即各級黨委、所有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各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

　　打鐵還須自身硬。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全面從嚴治黨做出了戰略部署，包括：從治標入手，為治本贏得時間；贏得了時間，把紀律規矩立起來，為全面從嚴治黨標本兼治提供保障。習近平同志指出，黨的紀律規矩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兩種。不成文的，包括黨的優良傳統和好的工作慣例等，是要通過黨內政治生活的歷練和對中共黨史的了解來把握的；成文的，主要包括黨章和其他六類黨內法規，以及黨內規范性文件，如黨的決議、決定、意見、通知等。十八大以來，黨完成了對執政之后到十八大召開之前的黨內成文的紀律規矩的全部清理工作，保留下來繼續有效的487件，其中42件需要修訂。同時，黨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的需要，十八大以來新出臺或新修訂50多部黨內法規。習近平同志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把紀律規矩立起來就是治本。”問責條例的出臺，是“把紀律規矩立起來”這項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問責條例是成文的紀律規矩的重要內容，鐵面問責，其根本目的在于督促從嚴治黨的責任落實，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

　　擔當精神是共產黨人的魂。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養成擔當習慣，需要內在動力和外在約束。外在約束的效果立竿見影，但需要內在動力保證其持續、持久。內在動力由內在激勵因素引發，這些內在激勵因素的核心內容是理想信念宗旨，優良傳統作風，高尚道德情操、事業心、責任感、歸屬感等，這些因素都源自黨性修養。因此，黨性修養十分重要、十分迫切。但是，提高黨性修養是一個永無完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外在約束有著明確要求，有著可預期的現實效果，能夠立竿見影。問責條例屬于外在約束，是有職責權限的黨組織以強有力的問責督促責任落實，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從而保證責任擔當成為習慣。

　　兼顧問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問責，從近期看是堅持問題導向，重點解決不擔當、亂擔當問題的迫切需要。從長遠看，是促進全面從嚴治黨標本兼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問責的必須性毋庸置疑。在這個前提下，問責的可行性必須高度重視。否則，問責就是漂亮的口號，不能得到有效執行。

　　問責條例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其有效執行需要三條件：一是問責條例自身的歷史性和時代性，即回應現實需要，反映從嚴治黨一般規律。二是簡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執行者具備積極性與執行能力。

　　基于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最新理論成果和最新實踐經驗，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問責條例針對時弊，切中要害，回應了全面從嚴治黨中不擔當、亂擔當的重大現實問題，同時，對那些目前還做不到的，寧可不寫，凡是寫上的，就要可行，保證其有效、管用。

　　問責條例執行者的態度和能力對于問責條例執行效果有著決定性影響。中央要求，從中央到基層，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以身作則、以上率下，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向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擔當精神看齊，一級抓一級，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同時，各級領導干部都要不斷學習，勇于實踐，提高做好本職工作的能力，把對黨的忠誠、對工作的滿腔熱忱化作抓好黨建工作、發展黨的事業的良好效果。

　　用兜底條款體現問責的“全”與“嚴”

　　問責條例第六條，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把“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失職失責”，應該被問責的5種情形，即，應該被問責的具體情況，一一列舉出來，使問責條例的具體規范趨于明晰，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行為具有明確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觀認識局限，可能會帶來問責情形列舉不全，這必然導致問責不全面。由于問責條例作為中央黨內法規具有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會由于社會變遷，隨時出現或發現新的問責情形，卻于法無據，難以問責，即使啟動問責條例修改程序，在修改過程中也會出現問責空檔。鑒于此，問責條例在列舉問責情形時加上了兜底條款，即第六條第六款“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問責條例中使用“兜底條款”這項立法技術，將第六條中列舉的應該被問責的5種情形中，沒有包括的，或者難以包括的，或者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現在還無法預測的，納入問責項，這有利于減少因主觀認識局限帶來的問責情形列舉不全，導致問責不全面，也有利于問責主體依據條例的精神和原則，適應社會情勢的變化與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權，將一些新出現或新發現的應該被問責的情形，通過這個兜底條款來予以適用，從而保證問責全天候、全覆蓋、無空檔。這就彌補了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體現了問責的“全”與“嚴”。

　　問責方式和程序規范，問責主體和時間明確

　　問責條例第七條規定，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條規定了問責主體，即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第九條規定了問責程序。第十條規定了問責時限，即“終身問責”。這些明確而又具體的規定，都聚焦到一點，就是保證問責的確定性和可操作性，使問責得以落實落細，真正形成威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