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返鄉潮子女陷“歸來”之困 返鄉求學難適應

　　“最初剛回老家時，總覺得迷茫困惑，心里扭著個勁兒。”對于8年前自己返鄉求學，23歲的楊江仍感嘆是無奈之舉。

　　不同于留守兒童和隨遷子女，農民工返鄉子女是在2008年后，伴隨農民工“返鄉潮”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在社會漂移和遷徙中，陷入從他鄉到故鄉、流動與留守、出離與融入的文化沖突，他們在新的環境中迷茫、掙扎、無措，深陷“歸來”之困。他們不僅僅是8年前的“楊江們”，在今天，同樣關乎更多農民工子女的未來。

　　返鄉求學卻難以適應

　　楊江的老家位于四川廣元旺蒼縣農村，90年代末，因家庭困窘，無力供養兩個孩子和四位老人，楊江的父母與鄉鄰結伴到沿海務工，最終落腳江蘇。當年僅有7歲的楊江被父母帶走，姐姐則留在老家由祖父母照顧。整整8年時間，楊江一直在江蘇讀私立學校，讀初二時考慮到作為外地生無法在當地參加高考，楊江重新回到旺蒼縣讀書。

　　始料未及的是，回鄉最初的一兩年，對楊江而言十分艱難。

　　江蘇飲食偏甜，四川飯菜喜辣；江蘇老師說標準普通話，四川老師的“椒鹽”普通話難懂……作為一名四川人，初回鄉的不適令楊江不知如何向外人道。尤其是基于南北方經濟發展的差異，他感到之前所在的江蘇私立學校環境大大優越于家鄉縣城中學，并曾為此擔心自己未來的學業。

　　“總之很難適應，甚至感到格格不入。”楊江說，江蘇從小學階段就開設了英語課程，而四川的英語教育是從初中才開始的。這讓他覺得英語學習被拖慢了許多；江蘇和四川的教學大綱有差異，這造成他有些知識點不得不重復學習，而一些錯過的新知識點則只能靠自學完成。諸如此類的情況疊加起來讓他倍感壓力，原本一個性格頗為外向的男孩開始變得少言寡語。

　　“不想和同學接觸，他們也不愿意和我做朋友。”楊江告訴記者，那真是一段苦悶的日子，他不知道如何與身邊的人交流，包括親人。于是他開始泡網吧打游戲排解孤獨，好在未影響到中考升學，“大約一年半以后才算真正調整回來，變回了四川人。”現在，楊江是四川當地一所高校的大四學生，他時常想，如果當初沒有回老家讀書，自己或許會擁有更好的學業。就在他回老家的第三年，江蘇開放了異地高考政策，“沒辦法，生活總有一些無可奈何。”眼神中透出些許落寞。

　　返鄉后學校角色缺位明顯

　　作為勞動力輸出大省的四川，許多孩子曾經或者正在經歷著楊江的故事。

　　據全國婦聯2013年發布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全國流動兒童中縣內跨鄉流動的比例最高，跨省流動兒童比例位居第二。研究稱，這一農民工子女“社會漂移”的新趨勢，必然帶來農民工返鄉子女呈現多類型化的特征。

　　四川師范大學教育科學院張燁和葉翔兩位教授十分關注這一群體，他們調查了四川省237位教師，對數十位返鄉子女的就學和生活情境以及7位孩子進行了長達半年的深度追蹤研究發現，長期跟隨父母在他鄉生活的農民工子女在返鄉后，很難在短時間內入鄉隨俗，同時認為他們在教育過程中受到的顯性或隱性不公平待遇突出。

　　在他們所調查的79個班級、3502名學生中，返鄉子女人數呈現出在各類農村學校“小聚集、多散落”的樣態。其中為數不少的返鄉子女只能在相對條件差的民辦學校就讀，即便進入公辦學校，也存在著單獨編班或者在座位上實行劃塊管理的情況。由于農民工返鄉子女對學校制度規則及系統差異感受明顯而直接。加上學校物質設施的差距、人際交往的障礙和角色身份的調試等都很容易牽出他們的負面情緒。此外，課程設置、實施方式帶來的教育理念差異也影響著返鄉子女能否快速融入故鄉生活。

　　“在孩子成長的關鍵時期，如果沒有得到良好的情感照顧，就會演變成一種隱性傷害。”葉翔在她實際接觸中發現，相當一部分農民工返鄉子女很難建立積極的人際交往圈，“大多數返鄉子女很小的時候隨父母外出，重歸故里會面臨艱難的調整和適應期，這個時候亟須外界的安撫和扶持，家庭和學校扮演的角色顯得尤為重要。”

　　亟須精準幫扶助成長

　　張燁教授從事教育政策分析多年，他認為農民工返鄉子女難以入鄉隨俗，在很大程度上與就學政策執行低效有密切關系。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的急促動員和有力政策執行集中在2008至2009年“返鄉潮”時期。隨著經濟形勢好轉，政策影響力迅速衰退。因此在確保“有學上”后，返鄉子女就學質量公平等深層次政策目標并沒有在后續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

　　“只要我們把農民工返鄉子女照單全收，這政策也就算執行了，至于放什么學校、是否要做到區別對待，有針對性關懷，這些都屬于倡導范圍了。”這是一位基層教育部門負責人對貫徹執行農民工返鄉子女入學政策所持的觀點，張燁在調查中發現這是基層教育部門的普遍性做法。毋庸置疑，學校的態度也直接決定了班主任和科任教師的行為方式。對農民工返鄉子女就學政策執行動力總體不足的問題，張燁建議從政策對象的精細化、政策邊界清晰程度、政策網絡成熟度等影響政策效能的諸多因素綜合考量，加大異地高考政策執行力度，實質性推進削減戶籍制度的深層制約，最大限度消除因升學原因造成的被迫返鄉現象。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農民工返鄉子女相當一部分是因在城市難以獲得平等升學機會而無奈返鄉，要化解農民工返鄉子女入學所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當前亟須從政策設計和教師隊伍提升方面進行精準化幫扶。“具體的教育問題，最終還是要落到教師身上。精準幫扶留守兒童、農民工返鄉子女，必須精準幫扶鄉村教師。”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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