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詹啟敏教授在首屆健康中國高峰論壇上提出,我國有關部門對于將體檢費用納入醫保的事宜,應盡早有一個合理安排,并制定出時間表。詹啟敏表示,對于什么類型的體檢,用什么樣的體檢手段,安排多少額度或比例的報銷費用,每個國家可以根據不同的體制、需求和經濟實力做出各自的安排。(12月11日《京華時報》)
有資料顯示,每年做健康體檢的人一生所花費的醫療費用只占不做體檢者的1/5。因為凡是重大的疾病,都只有做到“先發現”,才能“先診斷”和“先治療”。很多重大疾病,在平時可能沒有多大的不適癥狀,比如肝癌,肺癌等,很多患者在平時幾乎沒有任何反應,不過一旦出現了嚴重的癥狀,比如疼痛等,就可能已成為癌癥晚期。此時的患者,既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期,也會因為后續的治療成本太高,而讓家庭陷入絕境。
從醫學上講,治病的最高境界是“治未病”,防患于未然才能控制和減少后續的成本。也正是堅持“預防為主”的策略,很多國家都十分重視公眾的體檢,并將其納入醫保統籌解決。正如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理事長白書忠所說,以胃癌為例,目前日本、韓國的早期診斷率在80%以上,我國還不到20%。這種差距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我國缺乏以體檢為基礎的早期篩查和診斷機制,從而使診斷率始終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況。很顯然的是,若是不能通過政策的引導與途徑的改變,那么這種情況很難獲得根本改善。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管理與服務觀念出現了偏差。有相關職能部門看來,醫保的主要功能是“醫”而非“檢”,因而醫保的資金使用,也就只能用于治療而不是體檢。把體檢與治療對立起來,或者視之為個人之事而不是公共政策的范疇,才是導致體檢納入醫保遲遲難以落地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九龍治水之下,醫療保險與公共衛生之間,既存在著概念上的混淆也存在著職能上的交叉。早在2011年,針對北京市居民健康體檢將由醫保報銷的外界消息,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澄清道,體檢費用不可能由醫保報銷,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目前也沒有相關計劃,并認為體檢費用應該由公共衛生承擔。
“重醫輕防”的觀念根深蒂固,讓全民體檢納入醫保的推進,始終難以落地。其實就實現途徑來說,全民體檢納入醫保并不難實現,比如現行的個人賬戶的使用與管理,就存在很大的問題。一方面是醫保資金的缺口增加,入不敷出的現象在個別地方比較嚴重。另一方面,卻是大量的個人賬戶內的資金被套現用于購置其他商品,形成了實際上的資源浪費。如此情況下,不妨增加其使用途徑,讓其可以用于體檢報賬,同時結合地方的特點列出體檢清單,并給予醫療報銷,如此既可以解決體檢經費不足的問題,又可以實現體檢項目的擴大化,更能讓社保資金獲得更高效的使用。
無論是專業角度,還是國外經驗,以及現實的要求,都說明體檢納入醫保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然而直到目前,除了少數地方有所嘗試,其他地方依然鐵板一塊,進展極為緩慢,體檢納入醫保依然處于“專家建議”的階段,其背后的原因尤為值得深思。或許,只有從公共資金的使用效率,以及醫保政策的功能取向上,實現認知的糾偏,才能讓公共政策實現重大調查,從而讓“體檢納入醫保”由專家建議,上升到政策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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