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進入2017年,特朗普上任的日子越來越近。但是,美國民眾似乎對這位新總統沒有多大信心。蓋洛普2日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逾半美國民眾在多項議題上對特朗普沒信心,這一支持度是20多年來歷任總統中最低。
這一結果其實繼續反映出總統大選所暴露的美國社會嚴重撕裂,這個世界上許多人覺得最“靠譜”的美國,如今政局卻顯得最為撲朔迷離。許多人在問:美國會不會拉美化,內部種族、階層對立會不會引發重大沖突?
南北戰爭前的美國大分裂
可以把19世紀60年代南北戰爭前夕的狀況,來與今天的美國做個對比。在去年總統大選即將投票之際,特朗普曾到葛底斯堡發表演講,而在150多年前,林肯也曾在那里發表過著名演講,他們演講的收尾一句話,都是一樣的。林肯當年站在葛底斯堡的時候,也是美國處于最危險的關頭,但自此之后,美國又走向了新的起點。特朗普選擇同樣的地方發表演講,也是想借此提醒美國人,又到了美國歷史的新的嚴峻時刻。真的有那么嚴峻嗎?
美國在南北戰爭前夕走向內部沖突的五個現象值得注意:
一是美國異質人口的擴大。黑人奴隸的數量,在19世紀上半葉隨著蓄奴州的增多不斷增長,這使得非蓄奴州異常緊張,擔心失去在美國經濟、政治生活中的主動地位。
二是地區間不斷強化的經濟發展差別。內戰之前,南北方不僅在經濟形態上迥然有別,一方奉行工商業資本主義經濟,另一方面奉行奴隸制種植園農業經濟,而且在經濟聯系上也高度分化,北部與西部合流、成為全國性經濟體系,而南部的棉花主要輸往英國,與北部的經濟往來稀少,也就是說,南北方當時缺少共同的利益聯系。
三是存在核心爭議。在奴隸制問題上,南北方不僅在價值觀上道不同難相為謀,而且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也為之尖銳對立。
四是產生了不可通約的政治理念,身份認同發生分裂。美國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國家?當年的美國南方和北方產生了不同的認知,其實這個問題在美國建國時就存在,“自由”的北方與蓄奴的南方通過談判達成了相互妥協,在1790年前后,美國南北方經濟與人口大致維持均衡,而到19世紀60年代之際,這個均衡已被完全打破,政治觀念上的差異已無法彌合,不同的身份認同已不可妥協。
五是形成了完全對立的地域性政治集團。到19世紀50年代后期,美國的兩大全國性政黨輝格黨和民主黨都發生了分裂,新出現的兩大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是地方性的,分別代表北方和南方,美國內部出現了有組織的對抗力量。
今天的美國分裂比看到的更嚴峻
將這五個現象與今天的美國進行對比,可以發現有諸多相似:
一是傳統白人人口成為最大少數族裔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在人口構成上,19世紀上半葉黑人奴隸的擴散,演變成美國政治中的焦點問題,如今拉丁裔等非傳統白人人口的大量增長,將打破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人口的主流地位,也正在美國國內引來越來越強的不適應,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正是將移民作為主要話題。
二是在經濟形態和經濟聯系上發生了顯著變化。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美國都是以制造業為主,在國內大規模組織工業生產,于是中產階層興起并與產業資本形成共生和利益共享關系。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制造業大量轉移到世界其他地方,經濟日益虛擬資本主義化,金融資本不再依靠往昔的中產階層提供勞動創造價值,中產階級成了全球化的失意者,與產業資本的經濟聯系逐漸喪失,美國社會以往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合作和利益共享體系趨于瓦解。
三是在重要政治議題上意見極為對立。在移民、福利制度、同性婚姻等等議題上,美國社會的不同“意見分子”們“尿不到一個壺”的狀況已出現板結化。以往美國有足夠大的經濟體量,可以將這些問題消化掉。現在美國居于頂層的金融和高科技群體,大部分利益已經不是通過美國內部,而是通過外部去獲取,美國已經沒有以往那樣大的經濟彈性去消化內部的問題。這次美國大選,特朗普跟希拉里的政策主張路線差異明顯:希拉里對內強化政府干預,在“多元化”旗號下進行國民種族群體細分和進行立足于此的財政轉移支付;對外繼續堅持大規模干預,擴大海外存在,堅持“價值觀外交”。特朗普則立足于美國傳統主體民眾的經濟社會政策和傳統價值觀,主張減少經濟干預,放棄“多元文化主義”;對外主張戰略收縮、減少承擔聯盟責任,“美國優先”。這兩種路線,反映了繼續推進全球化和從全球化中退縮的兩種不同意愿和利益需求。
四是在身份認同上也在發生裂變。即對“美國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國家”問題再次出現認知分裂,這主要是人口結構變化引起的。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的各種鬧劇,可謂是“老美國”與“新美國”難以調和狀況的一次大暴露。“老美國”是指以傳統白人人口及其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國,“新美國”是不問種族出身且允許多種語言、宗教和文化體系并存的美國。
以上諸多相似反映了當前美國所面臨形勢的嚴峻。引爆南北戰爭的最后導火索是形成了完全對立的政治集團,當前的美國會不會也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中產生不可通約的政治意愿并出現水火不容的政治集團?這有待觀察。需要說明的是,今日美國與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有不少相似,但相似景象并不一定導致同樣的結果,而只是說明了出現類似不良后繼的可能性。同時還要看到,社會和政治的撕裂,并不只是發生在美國,而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對很多國家乃至全球的穩定,都已產生嚴重威脅。(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程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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