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下,“等死了再辦”的難事通過花錢找中介迎刃而解,難免會給人帶來“陰暗的想象”和“惡意的揣測”——是不是中介和公共部門的少數工作人員有什么“默契”?里面有沒有權力尋租?
春節前,一位網友在網上留言:父母去房產交易部門辦理賣房手續,卻因父親患腦萎縮失去語言能力而遇阻。求助工作人員,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卻被惡言相加,“等死了再辦繼承”“學會說話回答問題清楚再來辦”,最后無奈花了5000元找到中介,才得以解決。(見2月6日《人民日報》)
房產交易并非小事,房產交易部門從防范風險的角度出發采取審慎的態度,可以理解,可相關工作人員顯然缺乏“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的意識,把制度當成推諉卸責的“萬能鑰匙”,用麻木、冷漠的態度傷害了當事人,也損傷了公職部門的形象和社會認同。一句“等死了再辦”,無形中建構了一道藩籬,加劇了百姓與公共部門的隔閡感。
當事人父親腦萎縮失去語言能力,不能準確、清晰地表達出賣房的利益訴求,這原本是難以改變的尬尷現實,卻因為“花錢找中介”讓不可能成為可能。房產交易的相關規定作為一種公共規則,理應一視同仁;一旦因人而異,必然影響公共規則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美國社會學家羅納德·博特認為,在社會網絡中存在著一些“結構洞’,用于連接兩個難以直接發生關聯的關系人。形形色色的中介,大多具備“結構洞”的功能。當然,中介是要收費的。在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下,“等死了再辦”的難事通過花錢找中介迎刃而解,難免會給人帶來“陰暗的想象”和“惡意的揣測”——是不是中介和公共部門的少數工作人員有什么“默契”?里面有沒有權力尋租?如果有,最終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有辦事需求的百姓買單。
當公共規則有了人為操作空間,某些人就找到了“生存空間”。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公共規則透明公開、一視同仁,不僅有助于斬斷畸形的利益鏈條,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能,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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