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國風險之一：華爾街是否正醞釀新危機？

　　新華社北京２月１５日電 題：警惕美國風險之一：華爾街是否正醞釀新危機？

　　新華社記者 樊宇 康逸

　　虛擬經濟指數不斷走高、樂觀情緒持續高漲、美聯儲開啟加息通道、市場鼓吹放松監管以增進經濟活力……這一幕是否似曾相識？次貸危機十年已過，新的危機是否正在醞釀？如今全球是否能更好應對？

　　華爾街貪婪卷土重來

　　“貪婪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千萬別忘記這一點，”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安德魯·希茨警覺地預感，目前的狀況和２００７年次貸危機前有著驚人的相似。

　　自唐納德·特朗普贏下美國大選以來，美國股市迭創新高。自去年１１月８日美國大選至今，美股最具代表性的標準普爾５００指數漲幅接近９．３％。今年２月１３日，紐約股市標普５００指數總市值歷史性跨越２０萬億美元大關，比去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還高出近８％。

　　華爾街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當下美股瘋狂上漲并非是對實體經濟的準確反映，更多是對新政府政策調整的一種“押注”：期待特朗普政府推出減稅、增加開支、放松監管等新措施。事實上，去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１．６％，遠低于前年的２．６％。

　　實體經濟不溫不火，虛擬經濟熱火朝天，資產估值泡沫隨時可能破滅。這一景象太過熟悉，希茨警告說：“貪婪的市場幾時關心過資產估值？”

　　而且，和美聯儲持續加息引爆次貸泡沫類似，當下美聯儲同樣處于加息通道。美聯儲去年１２月時隔一年后再次加息，預計今年可能加息３次。

　　美聯儲加息將提升資金成本、抑制投資，這可能導致在泡沫期被掩蓋的結構性問題“水落石出”。從歷史上看，美聯儲加息期往往也是金融危機高發期，亞洲金融危機、科技股泡沫危機、次貸危機都處在加息期。

　　此外，特朗普準備放松金融監管的舉措也將帶來新風險。分析人士預計，特朗普很可能弱化金融危機后出臺的旨在加強監管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西蒙·約翰遜說，目前美國金融系統風險仍威脅著美國經濟前景，削弱甚至取消《多德－弗蘭克法案》并不可取。

　　市場盲目樂觀、美聯儲連續加息、政策應對失當，這可能造成新一輪“完美風暴”。華爾街最樂觀的分析也不得不承認：即便短期內美國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中長期風險也正在快速累積。

　　經濟結構性問題仍存

　　和次貸危機前相似的是，此輪美國股市瘋漲，部分是因為資金在金融市場“空轉”套利，沒有投入到實體經濟。西班牙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學應用經濟學教授哈維爾·本塞說：“如果現有模式沒有得到改變，我們仍然被金融資本的利益和邏輯所支配，經濟很難獲得長久復蘇，只會產生新泡沫。”

　　次貸危機已過去近十年時間，但全球經濟結構性問題猶存。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環境使得發達經濟經濟體去杠桿進展非常緩慢。同時ＩＭＦ此前公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指出，許多新興經濟體企業杠桿率大幅增加，進一步加劇了金融脆弱性。

　　澳大利亞創新金融研究院院長郭生祥說，當前金融系統的巨大流動性暫時掩蓋了貨幣和資產泡沫化風險。他說：“這雖然推遲了風險，但不等于去掉了風險”。

　　此外，“后危機時代”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貨幣政策的博弈和分化將會對全球資本流動產生影響，加劇全球金融市場動蕩，降低全球經濟抵御意外風險的能力。加之當前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思潮抬頭，美國金融市場如果再次爆發危機，很容易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擴散。

　　全球抗風險能力已獲提升

　　不過也應看到，歷經金融危機洗禮之后，如今全球抗風險能力已得到了切實提升。首先，雖然特朗普誓言放松金融監管，但和次貸危機前相比，目前美國金融監管“防火墻”更為有效、金融體系也更加穩健。

　　美國財政部２０１５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在過去五年中美國銀行機構的資本增加逾６０００億美元，減少了對杠桿的依賴，流動性資產增加。２０１６年壓力測試表明，美國大型金融機構的資本水平繼續提升，資產狀況繼續改善，在假設的極端不利條件下借貸能力整體增強。

　　第二，從全球層面看，全球金融監管合作和政策協調機制常態化有利于監測和管控新風險。

　　２０１０年出臺的《巴塞爾協議Ⅲ》，已成為危機后世界主要經濟體共同制定并努力落實的全球金融監管新標準。愛爾蘭中國研究院院長王黎明教授認為，《巴塞爾協議Ⅲ》把流動性監管提到了與資本監管同等重要的地位，對金融系統中風險較大的“金融創新過度”的監管進行了針對性改革。

　　同時，各國間的政策協調和對話機制為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提供了保障。從２００８年的華盛頓峰會到２０１６年的杭州峰會，在國際金融危機最緊要的關頭應運而生的二十國集團峰會機制，如今已從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對話和磋商平臺，并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預防和長效治理機制轉型。

　　第三，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轉變，國際貨幣體系也朝著更有益的多極化方向發展，更具穩定性、代表性和時代性。

　　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博認為，人民幣加入ＩＭＦ特別提款權（ＳＤＲ）貨幣籃子，有利于分散風險，也給了投資者更多避險選擇。王黎明也認為，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因美元霸權而造成的國際金融秩序失衡。

　　作為國際經濟治理改革的重要一步，ＩＭＦ２０１０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于２０１６年正式生效，約６％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４個新興經濟體躋身ＩＭＦ股東行列前十名。（參與記者：金旼旼、王乃水、江宇娟、錢錚、馮俊偉、熊思浩、鄧茜、張啟暢、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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