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單車照出的種種怪象

　　僅僅半年的時間，共享單車就席卷了北京的大街小巷，用戶數量也在不斷增長，騎車出行從原來的鮮有問津變為了如今的一種時尚。共享單車的受歡迎程度讓人難以預料，人們同樣沒想到的是，一輛小小的共享單車也照出了形態各異的世間怪象，不斷刷新著遵守規則群體的認知下限。

　　怪象

　　1

　　10歲孩子騎共享單車體驗“飆車”

　　近日，在西便門大街、夕照寺街等地被曝出有多名10歲左右的孩子“飆”共享單車，孩子們你追我趕，甚至還在人行道上穿梭。今年1月，深圳某醫院小兒骨科收治了三名12歲左右的孩子，這三名孩子均因騎共享單車時發生了摔傷，導致手臂嚴重骨折。按照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規定，駕駛自行車、三輪車必須年滿12周歲。最近，上海市已表態嚴禁12歲以下孩子騎行共享單車。

　　2

　　大爺大媽圈車，先給一塊錢才能上路

　　有網友在微博爆料稱，ofo“小黃車”在河南鄭州已經變了味。鄭州滿大街的大爺大媽圈塊地都說是自己的地方，看管自行車都要收費，不管你是共享單車還是私人自行車。每次去推“小黃車”的時候，都要先拿一塊錢給他們，不然不讓用。

　　3

　　二維碼被篡改，車沒騎上反被騙

　　前幾天，南京市民劉先生在用車時赫然發現，騙子在共享單車上以假亂真，貼了微信、支付寶的付款碼，于是向警方報案。而劉先生遭遇的只是騙術之一。據報道，有騙子會在損壞原始二維碼后，重新貼上詐騙二維碼，或者利用假的二維碼誘導市民下載假租車軟件，進而實施詐騙。

　　4

　　加私鎖、搬回家，明天我還騎這輛

　　去年12月，北京市民張女士向媒體反映，在地鐵7號線焦化廠站外停了多輛ofo共享單車，卻因為有人加了私鎖不能使用。“我實在是氣不過，好幾輛車都加了鎖，談何共享？”而在最常見的加裝私鎖之外，媒體也曾曝光，有使用者將共享單車搬到家門口、騎進自家車庫等行為，共享淪為了“私享”。

　　5

　　買輛二手車，卻是刷了漆的共享單車

　　市民林先生近日在二手交易網站買了輛黑色自行車，買到手后發現車座高度沒法調，修車時才得知居然是刷了漆的共享單車。除了被偷后轉賣，共享單車被破壞的事件也屢屢發生，僅去年12月一個月，北京就有7起共享單車損毀事件，主要出現在亮馬河畔、宋家莊地鐵口、管莊地鐵口、金臺路等地。

　　6

　　反正我用完了，停成什么樣與我何干？

　　多地媒體曾經報道，一些使用者只圖自己方便，往往在到達目的地后，便將共享單車隨意停放。可謂“走到哪兒，停到哪兒”、“停在哪兒，扔在哪兒”。而見諸報端的案例中，一些單車歪來倒去，被停放在橋底、公園、綠化帶、樓道等地方，甚至停在馬路中間……

　　分析

　　經濟學家梁小民

　　“公地悲劇”：“公德”成為決定共享單車發展的關鍵

　　對于公共財產易遭破壞的現象，經濟學家梁小民表示，經濟學領域有相關的解釋理論：“公地悲劇”——牧羊人放羊時，為了自己的利益，傾向于讓自己的羊多吃草。作為公共資源的草是有限的，每個人都想多占，最后就造成了草的枯竭。“回到共享單車這件事上，雖然它并不能完全算公共財產，但道理是相通的，因為不是我個人的東西，所以我就想多用、多占，最后就會導致單車的丟失和破壞。”

　　正因“公地悲劇”的存在，共享單車這個模式能不能持續下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眾的道德觀念。“國外有一種共享圖書館就是類似的例子，公園里擺一個書架子，上面有書可以借來看，但如果人看完了都不放回來，共享圖書館就肯定做不下去。”

　　公德水平與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息息相關，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大幅度提升的。梁小民認為，除了要大力在網絡和媒體上對不良現象進行曝光，法律法規上也應該進一步完善，對發現的破壞及偷盜問題進行嚴懲。

　　使用者的道德決定了單車的壽命，而單車公司的道德則可能決定一個行業存在與否。目前，共享單車使用者在注冊時需要先支付一百乃至數百元的押金，由于用戶數量龐大，隨之而來的巨大的押金池的安全問題也不禁讓人擔憂。“為了規避風險，企業的準入制度、所應承擔的義務等方面也應該被盡快規定清楚。如果出現什么問題，如何從法律和行政的角度對企業進行處罰也應該有據可依。”

　　社會學家鄭也夫

　　與其等待國民素質提高，不如革新技術發展家用單車

　　早在1994年，社會學家鄭也夫就對我國私人轎車的發展提出了反對，與此同時，他不斷號召市民用騎自行車的方式出行，他至今也仍然身體力行地騎車上路。共享單車引入北京半年來形成了“爆炸性”的效應，自行車也再度變成了一種時尚潮流，對于共享單車的發展，鄭也夫表示“愿觀其成”。

　　“我說‘愿觀其成’，是因為我愿意看到這種嘗試，如果成功了，長久發展下去了，必然能夠帶動自行車的發展。但為什么我不是說‘樂觀其成’呢？還是因為這種共享單車的模式存在著矛盾。”

　　矛盾是什么？就是圍繞著共享單車所展現的，對公共財產進行侵占、破壞等一系列公德問題。在鄭也夫看來，其實在很多年前我們就曾經歷過“共享模式”的尷尬。“就是在手機還沒發明出來的座機時代，我們在外面打電話要靠什么？靠公共電話機。而當時公共電話機的使用情況就反映了很多人素質的低下。”據鄭也夫回憶，那時的公共電話機是不斷在建，但也不斷地遭人破壞。“公共電話亭永遠是破破爛爛的，十部電話可能有五部都打不了。”

　　好在，手機的出現讓“排隊打公共電話”這段時期并沒有持續很久，圍繞著公共電話機的公德問題也逐漸被人淡忘。“但如果說手機沒發明出來呢？如果到現在都必須要打公用電話呢？那現在我們經常討論的話題可能就不是共享單車，而是公用電話機了。”

　　鄭也夫認為，公用電話機與手機的關系說明了一個道理——與其去等待國民素質的提高，不如革新技術去發展家用單車，或者至少應該兩條路并行，不能只顧共享單車的發展而不顧新型自行車的研發。“如果你想減少公共自行車的人為破壞，必然要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監管，投入也并不小。而如果我們能像手機取代公用電話那樣，發明出一種輕便、可折疊可攜帶的家用自行車，就可以避免這些問題。我對于未來的設想，是人們能拿著體積極小的折疊自行車上公交、上地鐵，下了公交地鐵打開自行車就能騎。”

　　建議

　　交通專家徐康明

　　共享單車管理可采用“負面清單”模式

　　目前，共享單車的發展還處于各家占領市場、快速擴張的階段，由于沒有相關的規章可依，政府與企業在應對問題時的反應會有些滯后。交通專家徐康明表示，政府和企業應共同合作，采用負面清單的模式完善與共享單車有關的規章。“負面清單就是規定哪些事情不能做，目前至少有四點需要關注，第一是共享單車的停放，哪些區域不能停；第二是騎車人，哪些人群不能騎；第三是車況問題，什么樣的車輛不能繼續使用；第四是押金，不能被挪做怎樣的使用。”

　　共享單車怪象的出現，除了某些人自私與牟利心作祟，很大程度上也與管理不及時不到位有關。目前，共享單車企業多采用“群眾舉報”的方式來協助進行共享單車的管理，徐康明認為企業應該在管理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任何一項服務都是有外部成本的，不能因為節省成本而把責任推向社會。具體到共享單車的管理上，可以用增派人員的方式，可以用政企合作的方式，可以用發動民間志愿者的方式，但企業應該在其中作為主導，把管理方法進一步明晰。”（莫凡李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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