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夫妻在二孩政策前“搶生”二孩被罰 起訴計生部門

　　所謂“搶生”指的是孩子生育在政策調整之前。如果按照調整后的政策，孩子是合法出生；但按調整前的生育政策，這個孩子則被界定為“超生”。

　　現在法律改了，社會撫養費是不是還得征收？

　　3月23日，浙江高院再審兩起“搶生”二孩案。法律人士稱，案件的再審將對此類案件審理起到風向標的意義。

　　“搶生”兩孩夫婦被罰

　　兩起案件的當事人分別是章榮真、李善霞夫妻和陳楊國、徐姍姍夫婦，均是浙江臺州人。

　　2012年7月，章榮真、李善霞夫婦生下第二個孩子，但一直未收到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2013年11月12日，“單獨”二孩政策出臺。2014年1月17日，《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其中將符合二孩生育條件的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修改為：“雙方或一方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

　　按照浙江的新政策，章榮真、李善霞夫妻符合生育二孩的條件。但玉環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認為章、李夫婦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在全國“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前，認定為計劃外生育。2014年7月11日，玉環縣人口計生局發出《征收社會撫養費決定書》（玉計生征字（2014）第1－042號），決定對章榮真、李善霞夫婦征收社會撫養費約13萬元。

　　陳楊國、徐姍姍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于2014年1月13日，此時國家“單獨”二孩政策已經出臺，而4天之后的1月17日，浙江省“單獨”二孩政策也隨即出臺。

　　臺州市路橋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同樣認為陳楊國、徐姍姍夫婦的生育行為發生在浙江省“單獨”二孩法律修訂前，應被視為計劃外生育。2014年9月8日，臺州市路橋區人口計生育局對陳楊國、徐珊珊夫婦作出了《征收社會撫養費決定書》（路計生征字（2014）第311號），征收夫婦倆社會撫養費79020元。

　　對此，兩對夫婦均表示不服，并將當地計生部門告上法院，但歷經一審、二審，皆敗訴。法院認為，兩案中的生育行為在浙江省“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前，應被視為計劃外生育，因此計生部門作出的征收社會撫養費決定合法。

　　對于兩審的敗訴，兩對“搶生”夫妻仍不服。隨后，他們向浙江高院提請申訴。浙江高院分別于2015年8月10日、9月17日對這兩起案件申訴作出裁定。裁定認為，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將由浙江高院進行再審。再審期間終止原判決的執行。

　　但這兩起本應于當年10月27日上午9：00和下午2：15在浙江高院開庭再審的案子，在再審前夕被突然臨時通知暫時取消開庭，原因是“時間沖突”。

　　“棘手”的案件暴露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的問題

　　章榮真、李善霞2012年7月生下第二個孩子時，按照當時的計生政策是違法的。“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在2014年1月作了相應修訂，但如許多地方一樣，該條例并未涉及社會撫養費如何銜接。

　　相關法律人士認為，“棘手”的案件實際上暴露社會撫養費征收的問題。

　　兩起案件的代理人都是浙江碧劍律師事務所律師吳有水。在今天的法庭上，吳有水說，章榮真、李善霞夫婦的生育行為發生在2014年1月17日之前，即新法實施之前；玉環縣人口與計劃生育局向兩人下達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是2014年7月10日，即新法實施之后，因此原來據以認定的章榮真、李善霞夫婦的生育行為違法的法律依據，因為被修改而已經不存在了。

　　相比之下，陳楊國、徐姍姍夫婦認為對他們的處罰“更沒有道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于2014年1月13日，而此時，國家“單獨”二孩政策已經出臺。

　　吳有水認為，行政行為必須以現行有效的法律、法規為依據，被廢止的法律、法規行政機關不得再援引適用，兩地計生部門的征收行為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而兩審法院均判決兩對夫婦敗訴，理由是他們生育二孩時“單獨二孩”尚未入法，允許“單獨二孩”的新法沒有溯及力以及征收社會扶養費是行政行為，不是行政處罰和行政許可，因此應該對他們適用舊法進行處理。

　　吳有水認為，作為“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法院應該審理的是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其具體的行政行為發生時是否有有效的法律、法規的規定，而不是審查兩對夫婦生育行為的合法性。

　　在具體的適用法律法規上，吳有水認為，原則上應遵循從舊兼從輕原則，如果新法規對行政相對人更有利，應當適用新法規。“兩審法院在新法實施以后依然用已經廢止的舊法作為判決的依據，缺少法律、法規的依據。”

　　案件再審具風向標意義

　　近年來，社會扶養費的征收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話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記者注意到，類似案件備受關注，在全國也并不少見。

　　吳有水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一些在生育政策調整之前出生的“二孩”，如果按照調整后的生育政策，這個孩子是合法出生，但如按照調整前的生育政策，這個孩子就會被衛計部門界定為“超生”。而從孩子出生到被衛計部門發現，到予以處罰，有的會有一個時間差，于是出現孩子出生時生育政策尚未改變，但當衛計部門對其父母進行超生處理或執行超生征收社會扶養費時，生育政策已經改變，導致各方產生如何處理的爭議。

　　對于父母來說，認為既然政策放開，國家鼓勵生育二孩了，還揪著之前生的孩子不放，尤其是只早生幾天就要被征收，太不公平。而從衛計部門來說，對此類群體如何處置也頗感“棘手”。

　　記者注意到，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對于社會撫養費，有的省份過往不究，有的省份則繼續追繳。

　　也有的認為，在新舊法律沖突時，應適用有利于當事人原則，既然新法規定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就不應該在新法實施后繼續對此類二孩父母征收社會撫養費，也避免在修改之后生效的法律適用期間，卻適用已經被修正的舊法進行處罰的尷尬，使得處罰依據存在瑕疵，也為爭端的產生留下隱患。

　　據了解，目前在浙江，還有多起關于社會撫養費的行政訴訟正在審理，但在此兩案被高院裁定再審后，還沒有一起宣判。吳有水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僅在他的手上，就還有6起。他認為，這兩起案件的再審在全國具風向標意義，如何判決會對其他同類案件產生影響。

　　法庭將擇日宣判。（董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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