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垃圾焚燒發電廠原址建設 曾發生群體性事件

　　說到“中泰事件”，恐怕至今仍有人留有印象——2014年暮春發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的這一群體性事件，一度成為輿論的焦點。

　　當年5月10日上午，余杭區中泰街道一帶的群眾因反對中泰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選址，發生規模性聚集。少數群眾甚至封堵杭徽高速公路及02省道，并出現打砸車輛、圍攻執法管理人員等違法情況。

　　“好是好，但不要建在我家后花園。”——人們把當地居民因擔心建設項目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等帶來負面影響，而采取強烈的、有時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甚至抗爭行為稱為“鄰避效應”。

　　“中泰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因“鄰避效應”而引起的社會事件。

　　初春的杭州，已是姹紫嫣紅。記者再次來到“中泰事件”的發生地，但見中泰垃圾焚燒發電廠主體建筑已拔地而起，110米高的煙囪巍巍挺立。垃圾貯坑、污水收集池的輪廓已經基本建成。各種工程車輛不時進出，塔吊設備繁忙運轉。

　　“整個工程正有條不紊按計劃進行，目前已完成大半。”工程負責人——光大環保能源(杭州)有限公司總經理熊建平告訴記者。

　　吵過鬧過，還能在原址落地、推進，這在全國也不多見。

　　那么，杭州是如何化解“鄰避效應”的？發生群體性事件之后，又是如何解開群眾心結的呢？

　　如何化解“鄰避效應”，考驗政府施政能力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殊不知，這些年，天堂杭州也一直面臨著“垃圾圍城”的窘境。

　　城市在擴大，人口在增加，加之如織的游人，近年來杭州市區垃圾年增長率均超過10%。而且這一數據，只增不減！

　　長期以來，杭州垃圾處理，基本靠填埋。天子嶺垃圾填埋場是杭州最大的垃圾填埋場所，1991年投入使用時標高為30米，如今占地1840畝的填埋場標高已達102米。165米就是上限，預計使用壽命已不足6年。杭州環衛部門有個形象描述：過去全城產生的垃圾，6年能填滿整個西湖；如今，只需要3年。

　　毋庸置疑，垃圾不處理，將使天堂蒙羞！

　　經過專家一次又一次論證，解困的路徑指向垃圾焚燒。

　　其實，一些已經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發展中都曾遭遇過“垃圾圍城”的問題。實踐證明，最安全、最合理的辦法是采用焚燒處理。歐盟大部分國家的焚燒處理率高達70%到80%。德國、加拿大等國，甚至把埋在地下幾十年的垃圾重新挖出來焚燒發電——只要將焚燒爐的煙氣溫度控制在高于850℃，垃圾焚燒對空氣的污染將降到最低。

　　經過反復篩選，專家將新建垃圾焚燒廠的地點定在了余杭區中泰街道的一個廢棄的采礦場。

　　但是，工作進入操作層面后，另一個問題馬上衍生了出來——“鄰避效應”。“為什么建在我這里而不是他那里？”實事求是說，這樣的項目放到誰家后院都不高興……于是，在一些別有用心的所謂“環保人士”煽動下，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這些年，提起“鄰避效應”，恐怕任何地方的干部都會連連撓頭。在群情洶涌中，PX項目叫停，垃圾焚燒項目流產……類似情形在國內不少地方重演。涉及環境的重大工程項目不斷陷入“一上就鬧，一鬧就下”的窘境，甚至有人將此稱作基層治理實踐中新的“天下第一難”。

　　與“鄰避”相對應的是“迎臂效應”，指人們不排斥甚至歡迎相關項目的落地，認為其能給社區發展帶來好處。如何避免與化解“鄰避效應”并培育“迎臂效應”？的的確確考驗政府的施政能力。

　　一切以人民利益為準繩，群眾不同意不開工

　　就像燕子銜泥，南峰村村民姚愛農一點一點把小家收拾得清爽溫馨。前些年省著摳著蓋起新房，這幾年手頭寬裕點慢慢裝飾。客廳“喜上梅梢”的墻貼，兩口子一起動手擺弄了三天；她自己繡的一大幅十字繡掛出來，誰見了都夸。

　　“我們土生土長，是要安家生根的，那么好一個家，突然說要造個垃圾廠在邊上，心里能舒服嗎？”姚愛農坦言，2014年那段日子，自己愁得天天睡不著覺。想想自家垃圾堆在院子里都嫌臭，田里燒個秸稈都黑煙滾滾，那么大個垃圾焚燒廠就在家門口，哪受得了啊！

　　“二惡英污染”這些新名詞，村里人口口相傳。盡管大家都不懂是“什么事體”，但“環保人士”說了，那東西“毒得很”！姚愛農就上網查，越查心越慌，腦袋嗡的一下就“炸”了，“我們四十多歲的人也就算了，可兒子才十七八歲呀，這可怎么辦！”

　　南峰村黨委書記施坤良也是本村人，在外辦企業的他日子原本過得不錯，可中泰街道辦事處領導希望他能為鄉親們“奉獻奉獻”，架不住一再動員，他也就回了村。自己兢兢業業為群眾辦了不少好事，可沒想到會因為垃圾焚燒項目這件事，被一下子推到了群眾的對立面：“唉！就像架在火上烤。”

　　施坤良分析，當時村里人有兩方面擔憂。對污染環境、影響身體健康的擔憂是“硬”的，比如怕運垃圾的車輛一路跑冒滴漏滿是臭氣，怕焚燒垃圾的飛灰影響當地種的茶葉；還有“軟”的一方面，擔憂無形中影響當地發展，怕以后人家一說起中泰就想起有個垃圾廠，別的項目都不敢來了。

　　就在大家的擔憂之中，事情“發酵”得變了味。村里家家戶戶收到所謂“環保人士”的宣傳，像什么“二惡英影響子孫后代生育能力，生的孩子缺手斷腳，連村里的狗都不會交配了”。村里人聽了，哪里還坐得住。網上幾個QQ聊天群里，也冒出怪論，說“南峰村有個壞書記，垃圾廠就是他引進來的，項目一起來他拿到好處就跑了”。

　　那段時間，施坤良幾乎天天往街道辦事處跑，把一批批情緒激動的上訪村民勸回來。有天晚上10點多，他摸著黑往家走，半道上四五輛摩托車往他跟前一橫。沒等反應過來，他臉上、身上已落下好多拳腳，眼鏡也飛了出去。還有一回，不知哪里聚攏來一群人，圍住他家房子，抄起石頭就砸，玻璃碎了一地……

　　政府采取了斷然措施：對煽動滋事者，予以堅決打擊。同時，省、市的主要領導均鄭重承諾：“項目沒有征得群眾充分理解支持的情況下一定不開工！沒有履行完法定程序一定不開工！”

　　時任杭州市常務副市長徐立毅到現場辦公。他旗幟鮮明地表示：“一定要把這個項目做成能求取最大公約數的項目，整個工程全程確保群眾知情權。”

　　只有工作做到位了，百姓才可能投“信任票”

　　“去外地參觀考察垃圾處理廠？這可去不得。去了，不就代表服了軟，同意造垃圾廠了？”當初，聽說政府動員村里人外出考察，白云村村民陸士芳連連搖頭，一口回絕。

　　如何化開不信任的“堅冰”，打破項目停滯的僵局？杭州采取的辦法是讓事實說話。

　　此前干部好多次到村民家走訪交流，有的村民“聽聽有道理，想想還是不放心”，想法仍沒完全扭過來。“有毒沒毒，眼見為實。”2014年下半年，余杭區和中泰街道擬組織干部群眾外出考察，實地看看國內先進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是什么樣子。

　　最初響應者寥寥。你上門去請，人家給你甩臉子。還有村民私下串聯，說：“誰去看，誰背叛。”

　　要想推動工作，干部首先要帶頭——第一輪試點考察，街道干部和當地12個村的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先去。

　　“不看不知道，一看放心了。”干部用現身說法“傳染”群眾。終于，有部分群眾鼓足勇氣跟著考察組走出了家門。

　　來到位于江蘇省蘇州、常州等地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村民代表挨個生產環節走下來，“跟自己切身利益有關系，得角角落落看仔細”。有的村民聽介紹說經過處理的水養魚沒問題，伸手就從水池里捧起一捧水，湊上去使勁聞。還有村民執意要到焚燒的爐膛跟前，看看是不是真的在燒，擔心“外頭的電腦顯示屏像放電影一樣糊弄人”。

　　頭批考察的村民回來，陸士芳想打聽打聽垃圾廠到底啥樣，發現原先反對最兇的村民回來后都蔫不吭聲了。他也決定報上名，參加第二批去常州的考察。在光大國際常州垃圾焚燒發電廠，除了跟著“大部隊”看廠區環境、技術工藝，陸士芳還特地留了個“心眼”：趁著自由活動時間，一個人跑去工廠附近的居民家，敲開門問個究竟。

　　“那個垃圾廠出門就是商鋪，對面還有樓盤，居民就住廠隔壁。問了幾家，都說聞不到臭味，沒見冒過黑煙。聽說那里房價這兩年沒有降，還在升。”回家后，陸士芳跟村里人說，如果以后建的垃圾焚燒廠真的像參觀的那樣，自己會堅決支持的。

　　2014年7月至9月，中泰街道共組織了82批、4000多人次赴外地考察。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周邊的4個核心村，80%的農戶都有人參加了考察。

　　已在國內建設運營近60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央企光大國際，其在蘇州、南京、常州、江陰、濟南、寧波等地的分公司都接待過考察。“那段時間平均每天都有近100位余杭中泰的群眾去參觀，我們開玩笑說就像‘放公交車’一樣。”時任中泰街道辦事處主任馮德偉說，“親眼看過后，村民們臉上有笑容了！有的人還開玩笑說，‘砂鍋才能搗蒜，百聞不如一見。’”

　　政府因勢利導召開了中泰垃圾焚燒項目答辯會，村民代表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像垃圾存哪里、怎么燒，二惡英和飛灰怎么控制、怎么處理，方方面面問個底兒掉。

　　看清楚了，問清楚了，村民的心里也就清楚了。

　　那么，如今村民如何看待這個項目？

　　白云村村民汪國榮考察回來，便拿定了主意——不用搬家了。他平時在外地辦廠，一直不急著裝修老房子。等到聽說要造垃圾焚燒廠，他打算干脆上城里買套房“躲”出去。跟著去蘇州考察了一趟后，他嘀咕：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影響，沒當初說的那么可怕嘛！

　　于是，他徹底推翻了以前的想法。去年，汪國榮花了100多萬元，拆掉老房子，蓋起洋氣的紅磚小樓。這兩天，新房的裝修快收尾了，挑空大客廳配上水晶燈，氣派得很。在汪國榮家邊上，還連著有好幾棟村民新造的房子。“參觀后，大家都明白了。既然不會造成污染，誰還愿意離開家鄉？！”

　　去年4月，項目施工搞爆破，“放炮”巨響一震，把陸士芳家二樓的3塊窗玻璃給震裂了，墻角也震出幾條縫。“如果是私人老板的工地，我肯定不干了，早就找上門去評理了。沒準還得要求索賠。”陸士芳話說得不含糊，“可這個項目不一樣，是政府為老百姓服務的，我也就不吭聲了。”

　　項目紅線范圍里劃進了南峰村一些老墳，如果不遷，項目進度肯定要耽擱。遷墳可是件大事，交給誰辦都棘手。村里黨員分片包干，曾經做好挨罵準備的黨員姚文德感慨地告訴記者：“其實，只要工作做到位了，老百姓最通情達理。”

　　姚文德仍記得當年清明節那天的情形：天下著傾盆大雨。凌晨3點，不少村民便開始遷墳。前后只用了7天時間，全村570多座墳全部遷了出去。

　　“可以說，后來項目選擇光大國際，是老百姓給投的‘信任票’。”馮德偉認為。

　　光大環保能源(杭州)有限公司總經理熊建平給記者算了筆賬：中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設計日焚燒處理生活垃圾3000噸，總投資近30億元，煙氣排放優于歐盟2000標準，滲濾液能夠“全回用，零排放”，預計每年可以發電3億度。

　　熊建平說，今后這個項目將是開放式的環保科普教育基地、工業旅游基地以及循環經濟示范基地。

　　讓群眾有充足的獲得感，好事才能最終辦好

　　中橋村村民俞莉莉家的兩層小樓，正對著一抹青山。從客廳的窗子望出去，雜花生樹，鶯飛草長，輕風拂過，綠浪翻滾。

　　這位俊俏的農家妹如數家珍般講述著村莊的未來：從那片花海再往遠處，舊農房改造的“單車公園”民宿已經開張，夜里亮起燈來格外好看；正在修建的景觀路、自行車賽道繞著村子走，一直通到山的那邊……

　　村子收拾得那么漂亮，來轉悠的外地客人也一天多過一天。俞莉莉自豪地向記者講述了她前幾天做“模特”的經歷：“我正在河邊洗衣服，抬頭看見岸上一排長長的相機鏡頭對過來，咔嚓咔嚓響個不停。我趕緊理一理頭發，扯一扯衣角，收拾得好看一些。咱不能給村子丟人啊！”

　　中橋村和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場地之間只隔了一道山梁，離工地最近的人家，頂多也就500來米距離。俞莉莉印象很深，當初聽說要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村里誰都不安生了。有條件遷戶口的村民，趕緊遷了出去；本打算蓋房子的，紛紛停下觀望。“還是村黨委書記周永章有遠見。他跟大家講：你們不要一個勁兒反對，也許這對我們村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會呢。還真讓他說著了，現在我一碰到周書記，就向他翹大拇指！”

　　其實，有遠見的不光是俞莉莉口中的周書記，杭州市的決策者早就開始了謀篇布局：群眾的“健康隱憂”要對癥下藥，“發展隱憂”更要化解。光靠磨破嘴皮跟村民說“犧牲”顯然缺乏說服力，得讓群眾有充足的獲得感。只有看到“真金白銀”，群眾才能擁護。最終，好事才能辦好。

　　“原先我們這個小村莊，說得好聽點是生態好。其實，話說白了，就是偏僻、落后。”南峰村村民姚愛農快人快語，“現在，項目一帶動，村子好像一下子睡醒了——路硬化了，橋修好了，各種顏色的路燈裝起來了，房子也越建越漂亮。”

　　為了提升群眾的獲得感，杭州市專門給中泰街道撥了1000畝的土地空間指標，用來保障當地產業發展。余杭區計劃投資20.8億元，在附近幾個村子打造一片城郊休閑“慢村”。此外，區里還投入1.4億元，為中泰街道實施117項改善生態、生產、生活環境的實事工程，其中71項已經啟動。

　　中橋村黨委書記周永章扳著指頭，一項一項向記者介紹村里人能享受到的“福利”：“政府投了那么多錢搞旅游，我們就好比是住在景區里，獨門小院多好，外頭上哪里去找；房子也增值，別看農民房，以后不得了；環境那么好，無形資產算算有多少，就連兒子娶老婆進來，人家都會高看一眼。旅游熱起來，自己坐在家里都能當老板；就算不當老板，就業機會也少不了，那么多服務崗位等著呢。”

　　近幾天，周永章一撥接一撥接待來考察的外地客商，常常忙到晚上八九點鐘。“山里人脾氣直，一上來我就跟人家講清楚，離村子1公里遠，以后有個垃圾焚燒發電廠，翻過山梁就能看見。”他也告訴客商，這個廠將會是一個符合國際標準、技術先進的廠，整個村莊也將會是全域景區化的美麗新農村。

　　中橋村的年輕村民蔣于成當初是村里“鬧”得最厲害的人之一，為此曾“進去過”。現在，他義務當起了村里的“招商引資員”，成天忙前忙后張羅朋友來村里看項目。他說：“誰不希望自己的家鄉好？想方設法為村里引進項目，就是希望家鄉不僅環境好，還能發展好，子孫后代生活得更好。”

　　由于“把發展當作硬道理”，中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現在真正成了“惠民工程”，一批批項目爭先恐后在這里落戶：房車營地、山頂酒吧、自行車俱樂部、精品民宿這些旅游項目，一個個在春風中破土動工。就在記者采訪的那天，中泰街道簽下又一個旅游大項目——與德國品牌卡爾斯合作的親子主題公園，落戶在中橋村。

　　“這兩年，陸續從外頭把戶口遷回中橋村的，算算有200多人。有人爭著要進來，說明村子勢頭旺。希望將來村里每個人都有底氣自豪地講一句：雖然我們這里有垃圾廠，但我們的發展比以前更好了。”周永章說。

　　不折不扣完成承諾，是破解“鄰避效應”的不二良方

　　盡管中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進展順利，但杭州市有關部門對這一項目建設絲毫沒有掉以輕心，無時無刻不在反思這件事情帶來的教訓。

　　“這件公益好事，之所以起初出現了一些波瀾，與我們事前與老百姓溝通不夠很有關系。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人民政府就是代表人民的，決策后只需要埋頭苦干就行了，忽視了與老百姓的有效溝通。”中泰街道黨工委書記郭云偉的反思一針見血。

　　“一戶人家碰到事情都要有商量，何況是牽涉到這么多人的民生大事。有話敞開說清楚，有事大家商量著辦，才能不留下后遺癥。”白云村黨委書記朱永興完全贊同郭云偉的觀點。

　　“除了事前溝通做得不夠，面對新時期的新挑戰，我們各級干部的知識儲備也需要加強。僅憑舊知識、舊觀念去處理新問題，行不通了。譬如，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出現一些雜音后，區里也試圖做一些解疑釋難的工作，可有些同志連專業術語也講不清。結果，就被所謂‘環保人士’的說法先入為主地打了個‘時間差’。新時期，如何成為做群眾工作的行家里手？是擺在我們每個干部面前的新課題。”時任中泰街道辦事處主任馮德偉如是認為。

　　正視問題，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也只有正視問題，才能有效解決問題。2014年5月至11月，余杭區先后選調1000多名機關干部，這些干部大多是曾在中泰工作過或熟悉情況的當地人，他們進村入戶走訪了2.5萬多人次，搜集的意見建議匯攏成500多條。這些意見，比較充分地體現了民意。

　　舉一反三，此后，中泰項目落地推進的全過程，都選擇了讓群眾深度參與。像做水文和大氣檢測時，檢測點就設在村民院子里，環境監測數據和細節第一時間公布，用公開透明打消群眾顧慮。群眾提出來的建議和要求——像垃圾運輸要走專用匝道、建立大管網供水以避免水源污染等，也被采納并逐一落實。

　　不僅著力解決現實問題，有關部門還深入群眾之中及時排查潛藏的問題。“中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由企業主體來運營。企業經營講效益，有的賺想多賺一點，能省的想再省一點。這么一來，會不會放松標準甚至偷排漏排？”“國外垃圾分類做得很到位，可我們這里垃圾混在一起燒。如果不分類，又怎能確保焚燒無害？”……針對群眾的這些疑慮，政府不回避，專門成立了群眾監督小組，村民到村里登個記，就可以戴上“監督證”，進項目工地實地察看。碰到地質勘測、進場施工等重點環節，政府都定期組織村民現場監督，聽取項目方的介紹。

　　“以后工廠每天的排放指標等數據，也都將在街道實時公布。群眾的意見，是推動我們工作的指針。”據郭云偉介紹，這幾年，正是根據群眾的意見，杭州加大了垃圾分類力度。2015年，杭州專門出臺了關于垃圾分類的地方性法規。垃圾“實戶制”、積分獎勵等新辦法，二維碼、物聯網等智能手段，都用到了垃圾分類上。有的地方還嘗試開通“垃圾不落地”的專線車，讓居民慢慢接受垃圾定時收運的習慣。

　　用群眾的意愿去指導工作，在后“中泰事件”的處理上，基本上成了定例：涉及環境的重大工程項目，發揮經濟杠桿作用，對奉獻較多的一方予以適當補償從而達成利益平衡。杭州通過中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探索，邁出了“破冰”的步子。從2017年開始，杭州市在原有260元/噸的垃圾處理費基礎上，將增加75元/噸的標準，設立環境改善專項資金。對余杭中泰這樣承擔垃圾處理的區域有所補償，用于當地產業發展、民生項目。而對生活垃圾輸出城區來說，則是產生垃圾越多、需交的費用也越多……

　　“按照計劃，今年下半年中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有望點火試運行。作為這樣的公益性項目，點火試運行，其實只是開端。要想工程順利進行下去，服務群眾的意識不能淡化，必須不折不扣地落實對群眾的承諾。”一位專家這么認為。

　　采訪中，從杭州市、余杭區干部的謹慎態度上，記者感覺到了他們工作的細致、勤勉、認真，也領略到了他們的壓力和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責任。

　　在不久前召開的浙江省委常委會上，省委書記夏寶龍專門問起了中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進展情況。他說：“什么叫取信于民？不折不扣完成對老百姓的承諾，就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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