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脫貧的真實性遠比數字脫貧更重要

　　要發揮第三方評估機構的驗證和監督作用，全程客觀評估精確扶貧成績單的真實性，防止出現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確保扶貧脫貧的真實性。

　　日前，在云南省2017年脫貧攻堅工作推進會上，云南省委書記陳豪對該省脫貧攻堅工作不得力和存在典型問題的一些縣（市區）進行了公開點名。

　　據央廣網的報道，國家2016年扶貧開發成效第三方評估反映，云南省貧困人口識別準確率比全國平均值低0.96個百分點，貧困人口漏評率比全國高0.71個百分點，因村因戶幫扶工作群眾滿意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貧困人口退出準確率比全國平均值低了3.92個百分點。

　　報道指出，去年云南省計劃脫貧摘帽的12個縣中，多數縣為了實現脫貧摘帽的目標，短期資金扶持力度過大，財政轉移支付占比高，農民收入當中22%是轉移性收入，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

　　事實上，在今年年初的云南省“兩會”上，脫貧攻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是云南省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最關注和相關提案最多的話題之一。他們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一些地方對貧困戶致貧原因的識別不準確，沒有深入剖析貧困戶的致貧原因，存在走訪式、慰問式扶貧的現象，“精準”扶貧的思路不清晰、措施不扎實。

　　比如，有的地方建檔立卡的貧困戶致貧原因分別是“因病、因殘、因學、缺勞力”，但當地的幫扶措施均為“送牛、送豬”；有的地方對鄉情、村情不深入調查，識別出來的貧困村竟然在縣城邊、公路邊、景區邊；有的地方將公職人員、經商辦企業、擁有商品房或小轎車家庭，認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發放各類建房補助，而真正的貧困人員卻被漏掉，有的縣貧困人口漏評率高達兩位數。此外，產業扶持被認為是扶貧工作中持續、長久，能夠根本性解決貧困的一項重要幫扶措施。但是，有的地方指導的產業缺乏科學性、發展性、持續性，甚至不知道產業扶貧怎么扶，有的縣直接將產業扶持資金發放給農戶，一些農戶便將這些資金拿去建房，而沒有用于產業發展。

　　更令人擔憂的，不少扶貧項目雖然短期效益明顯，但由于在與扶貧項目相關的各級部門管理考核中，不少部門只把爭取項目和讓項目落地當作項目實施的政績，而項目的管理和監督則很少問津，重建設輕管理的問題較為突出。據3月17日國家審計署公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貫徹落實跟蹤審計結果公告顯示，2012年至2013年，云南某縣因前期論證不充分、疏于管理等原因，7個鄉鎮的山核桃種植扶貧項目存活率僅為20%，涉及中央財政扶貧資金150萬元。

　　九三學社云南省委員會的一份提案也顯示，大多數扶貧項目都重在項目規劃、工程施工、工程驗收，隨著工程建成后施工人員相繼撤離，一些工程接管單位有的沒有專職管理人員，有的管理人員業務素質較低，使得部分項目“要么無人管要么管不好”；而有的地方基層組織管理能力有限，有的村自項目驗收后，圍繞項目發展的工作幾乎沒有開展；有的村干部科技文化素質低，不知道如何管理和經營發展。

　　提案指出，國家各級財政扶貧資金投入有限，每年投入貧困地區的財政扶貧資金遠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地方配套資金少，扶貧開發項目村都是貧困村，無力配套建設資金。近幾年來，雖然國家針對公共事業項目的后續管理出臺了相關政策，但遠不能滿足當前農村需要。現在除相關部門有部分資金用于項目的后續管理外，幾乎沒有其他政策性保障。

　　此外，云南又是災害多發地區，自然災害不可抗拒因素加大了扶貧項目后續管護難度。很多村寨的公路、農田水利等設施一遇到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就被破壞性摧毀，特別是自然條件惡劣的村寨，更是年年修年年壞，而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套針對對自然災害的應對體制。諸多綜合因素使得項目的長期效應沒能發揮出來，降低了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益。

　　近年來，云南在脫貧攻堅工作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特殊的地域環境和歷史原因，截至2015年年底，云南省尚有471萬農村貧困人口，居全國第二位；有88個國家級貧困縣，居全國第一位。目前剩下來的貧困人口大多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是最難啃的“硬骨頭”，與之前相比，減貧成本更高、脫貧難度更大，而且很容易出現返貧現象。

　　針對脫貧攻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云南省委書記陳豪要求“精準推進，堅決防止任何形式主義和畏難情緒”，并指出：“從今年開始，對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假作為、未完成目標任務或有其他嚴重過失行為的，進行組織處理，嚴肅追究責任，讓那些不把‘軍令狀’當回事的干部，從政治上付出代價，決不能換個地方或單位繼續做官。”

　　脫貧攻堅事關民生，期待云南的“找問題、補短板、促攻堅”專項行動，能取得實質性成果。扶貧脫貧的真實性遠比數字脫貧更重要，正如民進云南省委在提案中所呼吁的，要發揮第三方評估機構的驗證和監督作用，全程客觀評估精確扶貧成績單的真實性，防止出現數字脫貧、虛假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