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20年底46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35%以上

　　2020年底46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將達35%以上

　　垃圾強制分類 中國動了真格

　　說起生活垃圾分類，山東青島的居民王女士深有感觸。“一開始，每家每戶都發放了不同顏色的垃圾袋，用來裝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別投在不同顏色的垃圾桶里。可時間一長，大家都沒了分類的耐心。后來發現，環衛車運垃圾時，壓根兒就是把各類垃圾混在一起。”

　　對于垃圾分類，不少城市居民都有過類似體驗。中國鼓勵和試行垃圾分類多年，但似乎總是難逃“爛尾工程”“無疾而終”之痛。有人形容，垃圾分類“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專家認為，生活垃圾分類絕非動動手那么簡單，還需要從回收、處理到利用的系統配合。

　　日前，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發布(下稱《方案》)，要求在全國46個城市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35%以上。

　　從鼓勵到強制，這一次，中國對推進垃圾分類動了真格。

　　循序漸進 強制推行

　　《方案》提出，在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以及第一批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的城區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46個城市的黨政機關，學校、科研、文化、出版、廣播電視等事業單位，協會、學會、聯合會等社團組織，車站、機場、碼頭、體育場館、演出場館等公共場所管理單位及賓館、飯店、購物中心、超市、農貿市場、商鋪、商用寫字樓等企業負責對其產生的生活垃圾進行強制分類。

　　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為何從城市開始，并從機關單位、公共場所以及賓館飯店等入手？有專家認為，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垃圾分類需要循序漸進。從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主體做突破口，能夠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應，從而引導居民養成主動分類的習慣。

　　在北京市政府參事、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維平看來，《方案》的發布適逢其時。“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推進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除了控制碳排放、治理大氣污染，中國也在大力解決困擾城鄉的垃圾問題，提高全民環境素養。”

　　回收利用 降低成本

　　《方案》提出，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要結合本地實際，于今年年底前制定出臺辦法，細化垃圾分類類別、品種、投放、收運、處置等方面要求。其中，必須將有害垃圾作為強制分類的類別之一，再選擇確定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等強制分類的類別。

　　針對《方案》，各地正陸續推出相關辦法。其中，昆明計劃設置“三色垃圾桶”：藍色用于可回收物、紅色用于有害垃圾、綠色用于其他垃圾。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認為，3類垃圾分類收集與國際上先進的國家基本一致，但中國垃圾分類的首要問題是要做好銜接：可回收物分類與再生資源回收的銜接；有害垃圾分類與危廢處理的銜接；易腐或廚余垃圾分類與生物質資源化利用的銜接。

　　垃圾分類的目的何在？王維平認為，一是便于分別處理，可燃垃圾送焚燒廠、可堆肥的垃圾送堆肥廠、垃圾內的無機物進行填埋等；二是便于分別回收利用，例如制作再生紙、再生金屬、再生塑料等，這需要背后的產業支持。通過垃圾處理和回收利用，最終實現《國家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所規定的垃圾減量化、資源化。

　　垃圾分類同樣可有效降低社會管理成本。上個月，由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顯示，如果實施從收集到運輸、焚燒全過程嚴格分類，實現廚余單獨處理、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北京的生活垃圾管理社會成本可從2015年的42.2億元人民幣降至15.3億元，降低64%。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宋國君認為，應堅定地實施強制源頭分類政策，遵循污染者付費原則、生產者延伸責任制，激勵污染者減少廢棄物產出，同時用資源回收收入彌補垃圾管理社會成本。

　　計量收費 有獎有罰

　　在北京勁松五區，參與垃圾分類的家庭擁有一個“綠色賬戶”。在家里把垃圾分好類后，將廚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投放到“綠馨回收小屋”中的藍色和綠色垃圾桶，就可以獲得一定的積分。達到一定分數后，就可以兌換衛生紙、拉桿包等生活用品。

　　《方案》提出，要通過建立居民“綠色賬戶”“環保檔案”等方式，對正確分類投放垃圾的居民給予可兌換積分獎勵。

　　王維平看來，過去垃圾分類推進艱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居民的生活習慣問題。“既沒有嚴苛的處罰，也沒有誘人的利益”，習慣自然難以養成。雖然近年來各地出臺了類似積分制的獎勵政策，但對于部分高收入、低素質人群來說，激勵作用有限。因此，除了明確垃圾分類的獎勵措施外，必須要有強制性措施。

　　“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完善垃圾處理收費制度。”《方案》提出，逐步將生活垃圾強制分類主體納入環境信用體系。

　　王維平介紹，中國正在推進垃圾分類強制措施的試點。從國際經驗來看，垃圾計量收費模式應用普遍、方式多樣。他舉例說，在日本，生活垃圾分類要購買專用的垃圾袋和垃圾處理票，垃圾越多、花錢越多。此外，日本環保志愿者積極參與垃圾分類監督，將垃圾分類行為與個人誠信記錄掛鉤。

　　王維平說，垃圾分類要首先從單位做起，通過計量收費，達到減量化的目的。“實行懲罰性收費，很多人就會算經濟賬。比如幾家餐館聯合起來，花100萬元買一臺小型廚余垃圾處理器，少排垃圾、少交錢。”而對居民而言，則要鼓勵、宣傳、教育，在條件成熟時再逐漸推行強制分類，這也有賴于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

　　“垃圾分類具有公眾性，每個人都得參與，這就決定了垃圾分類的長期性，必須由簡入繁，逐漸推進。”王維平說，以東京為例，起初垃圾僅分為“可燃”和“不可燃”兩類，分別送到焚燒廠和填埋場，后來才陸續添加了“有毒有害垃圾”“大件垃圾”等類別。

　　建好后端 推動利用

　　老百姓仔細做好了垃圾分類，結果被胡亂堆在一輛車上拉走。王維平說，類似景象之所以出現，是因為以前試點垃圾分類時，后端的處理設施沒建好。

　　“從焚燒廠、堆肥廠，到填埋場、餐廚垃圾處理廠、電子垃圾處理廠，除了在北京等大城市外，很多城市此前忽略了后端設施的建設，這就導致前端的分類成了徒勞。”王維平說，再加上后續的設施建設需要時間，因此直到近年來，相關的設施和標準才陸續建立。

　　針對垃圾回收處理，《方案》提出，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生活垃圾分類收集、運輸和處理，積極探索特許經營、承包經營、租賃經營等方式，通過公開招標引入專業化服務公司。推動建設一批以企業為主導的生活垃圾資源化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及技術研發基地，提升分類回收和處理水平。

　　垃圾回收處理還不夠，還需要對回收垃圾進行加工利用的產業。《方案》提出，加快培育大型龍頭企業，推動再生資源規范化、專業化、清潔化處理和高值化利用。鼓勵回收利用企業將再生資源送鋼鐵、有色、造紙、塑料加工等企業實現安全、環保利用。

　　“由于后續的加工利用手段不一樣，因此對于垃圾分類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區別推進。”王維平舉例說，日本由于沒有垃圾填埋用地，積極發展垃圾焚燒，因此首先區分出可燃和不可燃垃圾；而中國南北方垃圾的含水量不同，同樣要設定合理的分類方式。

　　兩網融合 形成合力

　　據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的統計數據，全國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過1.5億噸，并以每年8%—10%的速度遞增。全國688座城市，除縣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遭遇垃圾問題，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資源損失價值在250億—300億元。

　　近年來，困擾中國的“垃圾圍城”問題正在逐漸得到解決。2015年12月，國家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按照綠色低碳的理念規劃建設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與此同時，農村的垃圾治理也在逐步普及、升級。

　　在城市垃圾的回收及處理過程中，“拾荒大軍”的作用不可忽視。王維平說，2014年，北京運到垃圾處理場的垃圾有700萬噸，而拾荒者運出北京的廢品也是700萬噸。如果沒有“拾荒大軍”，獨自消化1400萬噸垃圾和廢品，垃圾收集處理系統將不堪重負。

　　這兩年，城市垃圾處理的壓力的確正在增長。一方面，北京關閉了82個廢品交易集散地中的80個；另一方面，河北關閉了大量低端的小造紙廠、小冶金廠等。廢品回收及再制造業的萎縮，導致在北京從事廢品回收的人群急遽減少。據王維平推算，到去年年底，北京的“拾荒大軍”已從頂峰時的17萬人減少到8萬人。這樣一來，更多的廢品進入了城市的垃圾處理系統，這在無形之中增加了政府財政負擔。

　　垃圾問題必須解決，拾荒大軍亟待規范，怎么辦？《方案》提出，要推進垃圾收運系統與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系統的銜接。而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北京將推進“生活垃圾”和“再生資源”兩套回收系統的“兩網融合”。有專家認為，推動兩網融合，實際就是要承認廢品回收就是垃圾分類，廢物利用就是垃圾資源化。

　　王維平表示，廢品回收要以市場動力為主、政府補貼為輔，逐步實現轉型升級和健康發展。“比如，紙板的回收價格雖然降了，因為有利潤，依然有人在收。但廢塑料沒利潤，因此就沒人愿意收，那么政府就可以精準補貼廢塑料回收。”

　　“只有政府、企業、公眾和社會組織齊心協力，才能把垃圾問題解決好。”王維平說。本報記者 劉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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