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駕或免刑責是愛惜法律的體現

　　在近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中，對醉駕情況作出如下表述：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法律對醉駕的處罰一向嚴厲。2011年2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提出：“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2013年12月，最高法、最高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司法解釋：“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達到醉駕的，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發布司法解釋，除了因為此前法律規定界限較模糊等，顯然還出于指導地方法院、檢察院等開展工作的需要，明確將醉駕認定為危險駕駛罪，有利于擺脫現實執法中的左右為難。醉駕的危險性有目共睹，且許多醉駕是完全可事先避免的，用法律特別是刑法威懾心生僥幸者，有利于降低其鋌而走險的風險，在道德層面上，更容易得到普通民眾的支持。

　　然而，一鍋端地處理醉駕問題，不論青紅皂白將一切醉駕都歸為危險駕駛，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在法學界，關于“醉駕是否一律要入刑”始終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一律入刑有利于保障行人和機動車駕駛者的安全，令肇事者有所懼憚，養成三思而后行的習慣。反對觀點則認為，不顧危害的程度差異，一律入刑，極可能模糊不同危害行為之間的界限，令法律喪失說服力、缺乏合理性。同時，事無巨細一律入刑，意味著需額外投入一部分司法資源，在我國司法資源仍相對緊張的態勢下，“打擊面過寬”是不折不扣的浪費。在《量刑指導意見（二）》中，最高法明確表示：“對于醉駕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車輛行駛道路、行車速度是否造成實際損害以及認罪悔罪等情況，準確定罪量刑。”除一系列可以技術手段核實的數據外（如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等），意見要求綜合考慮實際損害、認罪悔罪程度等相對浮動的因素，這就摒棄了此前一鍋端的做法，確保量刑精確到位。

　　除了對“認定醉駕”等帶來直接影響外，《量刑指導意見（二）》或能產生一定的風向標效應。隨著我國依法治國進程的提速，普通公民對法律的倚賴程度不斷加強。在遭遇各類民事、刑事糾紛時，絕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付諸法律。然而法律不是萬能的，正因為其乃國之重器，才不能輕率更易、動輒便“一律入刑”。近年來，法律特別是刑法的容量不斷膨脹，“入刑”似乎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萬應靈藥：因社會上越來越多人不敢做“扶老人”等好事，便有人主張“不做好事入刑”；有人看到任意放生給生態環境帶來極大壓力，便主張“隨意放生入刑”；等等。這些要求雖談不上荒唐，但并未考慮到刑法的特殊性。若事無巨細均須以刑法作為衡量標準，實質上也就架空了其他法律和其他處理社會矛盾的方法，進而使社會漸漸失去彈性，充滿暴戾之氣。

　　醉駕或免刑責的規定絕不是倒退，這既是實事求是精神的回歸，也體現了最高法等對法律這一國之重器的格外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