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朝開始的船舶“簽證”終于被簡政放權大潮卷走了

　　水上安全監管的“簽證制”在我國自宋朝起已有千年歷史。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國籍船舶在國內航行進出港口時也必須辦理進出口簽證。

　　簡政放權的大潮下，這一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沿用了數十年的監管方式正式退出歷史舞臺，而簽證取消的背后，換來了大把的真金白銀。

　　國內航行中國海船簽證正式取消

　　2016年11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了對《海上交通安全法》修改，將“本國籍國內航行船舶進出港口，必須辦理簽證”改為“本國籍國內航行船舶進出港口，必須向主管機關報告船舶的航次計劃、適航狀態、船員配員和載貨載客等情況”。

　　這標志著中國籍國內航行的海船進出港口全面實施進出港報告制度。

　　至此，新中國成立以來沿用數十年的“船舶進出港簽證”正式退出歷史舞臺，每年約300萬艘次國內航行海船即刻得享政策紅利；而這項改革也為水上交通安全監管轉型騰挪出更大的空間，中國籍國內航行海船進出港的管理由事前審批調整為事中事后監管，開啟了一個水上交通安全監督管理的新時代。

　　一鍵報告，三分鐘之內通關

　　“把便民做到船員心坎兒上”山東煙臺利豐石油有限公司“利豐18”輪的二副閆勝舉著手機，興奮地向同船的兄弟們喊著“真是太方便了，手機一點，報告成功！”

　　“不用奔波辦證。”“減少了頻繁上下船的風險。”“有更多的時間開展設備維護保養。”……在一陣陣熱烈的討論中，“把便民做到了船員心坎兒上”是閆勝一群人講的最多的話，這也是他們對取消國內航行海船進出港簽證，實施船舶進出港報告這項改革由衷的褒獎。

　　而在千里之外的東海岸邊，廈門港務海運有限公司的萬愛國更是感慨萬分。作為一名多年負責進出港簽證的工作人員，他親身感受到了近幾年政策的變化——從背著大袋船舶資料、船員證書及簽證薄風里雨里辦簽證，到電子簽證遠程申報，再到現在的進出港報告，他感嘆：“一鍵報告，用時不超過3分鐘，還很快就能收到回執短信，確實方便，也大大減輕了工作強度，對于這項改革我舉雙手贊成！”

　　少辦一個簽證換來大把真金白銀

　　如果說船員、辦事員個體感受到的更多是便捷，對于公司來說，取消船舶簽證更是撬動真金白銀的“壯舉”。

　　走在上海港的碼頭上，不少企業都能拿出一本取消簽證的“經濟賬”——上海集海航運有限公司估算，以旗下“集海之鵬”輪為例，2016年該輪共往返洋山港—外高橋300航次，取消簽證后每航次將省去約2小時的往返時間和100元左右交通費，全年預計可節省簽證時間600余小時，省去乘車費用30000 元。

　　嵊泗縣同舟客運輪船有限公司預計，由于取消簽證后在港時間大為縮短，船舶周轉效率大幅提高，光港口使費一項，公司每年就可以減少支出149萬。

　　從整個轄區看，上海海事局預測，全年上海港預計有進出港船舶15萬艘次，這就意味著有望節省近30萬小時。而對于繁忙的港口來說，船舶通行效率的提升更意味著貨物周轉率的提升，以及難以估量的潛在效益。

　　“取消簽證后，船舶不用等在碼頭辦簽證，大大提高了我們碼頭泊位的利用效率。今年一月，公司的來料加工量又創出歷史新高。”中化碼頭經理姜新宇表示，對于原料物資依靠航運的企業來說，每趟船節省的幾小時最終將給公司賬面帶來大不同。

　　監管升級成為新挑戰

　　據介紹，水上安全監管的“簽證制”在我國自宋朝起已有千年歷史。在數千年的時間里，監管者通過核查進出港船舶的各類證件，判斷船舶適航能力，從而保證運輸安全。

　　有著悠久歷史的船舶簽證何以在今天被終止？船舶進出港安全又將如何保障？

　　交通運輸部海事局船舶處處長李恩洪介紹，信息化、大數據是水上安全監管模式變革的基石。通過在船上安裝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監管部門得以實時監測船舶航行動態；再將船舶、船員各類信息聯網，系統便可以自動比對航行至某處的某條船舶證書是否齊備、人員配備是否合規等信息。“系統比對發現問題的，會自動提示，海事現場核查人員會據此到場檢查，從而確保監管不缺位。”

　　事實上，船舶簽證取消對行政相對人來說是一次“改革”；而對承擔著水上安全監管重任的海事管理部門來說，更是一次“革命”。

　　“取消簽證后，海事部門將有能力在現場監管中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從而把過去‘核材料’的靜態監管轉變為‘防風險’的動態監管，進一步優化監管資源配置，加強了事中事后監管，達到精準監管的目標。”李恩洪介紹，精準監管根源在于執法模式改革，達到這一目標不能靠單兵突擊的政策工具，而要憑通盤布局的政策創新。

　　據悉，為了切實做好事中事后監管，海事系統的基層執法模式改革等一系列更深入變革已經啟動。

　　海事部門強調，安全是交通發展的紅線、底線、高壓線，簡政放權不能以犧牲安全為代價。取消船舶簽證所開啟的改革，還將在未來進一步深化，最終讓監管的“無形之手”真正營造安全船舶航行無阻，風險船舶處處受限的市場環境，敦促企業切實承擔起安全主體責任，實現企業、政府在安全領域的角色歸位。（周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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