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償救援能否管住驢友腳步？或可起到震懾警示作用

　　直至現在,鰲太線穿越事故的陰云,仍未完全從高波所在的戶外圈中散去——不時會有驢友在談到探險話題時,提及這次悲劇。

　　今年“五一”小長假前后,多支戶外隊伍試圖徒步穿越秦嶺第一高峰鰲山和第二高峰太白山。5月2日,40名戶外穿行者在穿越鰲太線時遭遇暴風雪被困。盡管多方力量參與緊急救援,但還是有3人遇難。

　　作為一名有著7年戶外旅游經驗的驢友,高波對于鰲太線的認知遠超普通驢友。

　　“在中國戶外界,爬過鰲太線,才是真正的強驢。盡管人們將鰲太線列入中國十大徒步路線之一,但在我看來,它的難度和危險程度,即便是排在首位也不為過。”高波說。

　　在幸存者驚魂未定與遇難者家屬悲痛欲絕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因救援帶來的負擔而苦不堪言。據了解,在鰲太線所在地,每年每個小長假都會接到至少1次報警。除了人力方面的投入,巨額的救援費用也讓當地政府頗有壓力。

　　“用長遠的眼光來看,安全救援肯定要發展成為公共服務,但現在來看,這樣的條件還不具備。目前,探險多屬于高消費人群追求的精神享受,如果因此而支出巨大的公共財政,并不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著名旅游專家、中國未來研究會旅游分會副會長劉思敏近日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安徽省旅游條例》作出了讓驢友自付救援費的規定。這一法規的出臺,在當前的背景下更為人們所關注。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王雷近日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在旅游法和旅游方面的相關地方性法規中,確立了驢友探險遇險時救援費用分擔規則,有利于兼顧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不僅有利于對驢友探險行為進行合理引導,還有利于實現驢友請求救助的權利、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機構法定救助義務、全體納稅人對公共救援資源的公平共享三方面價值的平衡。”王雷說。

　　戶外探險能力不足事故頻發

　　高波在接受記者采訪前,先給記者發來了一份“資深山友特征測試題”。

　　這份測試題包含了“以下哪幾位更像資深山友”“面對一條七天長線,以下哪位更像資深山友”等題目,用來判斷測試者屬于哪個級別的山友。

　　“我想通過這樣的內容說明,真正的驢友是敬畏自然的,會在登山之前考慮到所有的情況。驢友在戶外探險中,既不要給別人添麻煩,也要做好獨自應付危險的準備。只有對自然懷有敬畏之心,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與抉擇。”高波說。

　　高波回憶,他在2010年開始進行戶外探險的時候,參加這種活動的人并不多,而到了2015年以后,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

　　“然而,大多數人缺乏足夠的知識、裝備、體力、耐力和經驗,在僅憑血氣之勇就去探險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意外。”高波說。

　　“加之目前的商業性隊伍魚龍混雜,很多商業隊伍的領隊根本不具備應有的資質。我在參加戶外活動的過程中,領隊爬不動而被送下山去的情況就發生過好幾次。”高波說,商業隊伍在戶外探險能力上的不足,也是意外頻發的另一重要原因。

　　正如高波所言,安全問題已成為影響登山戶外運動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近年來,驢友戶外遇險事件屢見不鮮。尤其是節假日期間,驢友遇險的事情更是頻見報端。

　　例如,今年端午假期,來自上海的兩批游客先后在淡竹鄉境內的白刀巖峭壁和大小龍門一帶深谷遇險被困,轄區白塔派出所和浙江省紅十字(仙居)應急搜救隊聯合展開緊急救援,歷經近8個小時,成功將兩批驢友安全營救下山。

　　中國登山協會今年發布的《2016年登山戶外運動事故分析報告》顯示,2016年全國共發生311起登山戶外運動事故,造成64人死亡,3人失蹤。與2015年相比,事故總數增長64.5%,死亡人數增長45.4%。

　　旅游法起草組成員、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際法學院副教授王天星指出,造成旅游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參與戶外探險活動的驢友自身安全意識不高、準備不足、戶外遇險自救能力不足的原因,也有戶外探險救援機構成立時間不長,救援能力需要進一步提升等原因。

　　任性探險浪費公共救援資源

　　然而,并非所有遇險的驢友都能有驚無險。事實上,每年都有太多的悲劇在發生。而今年“五一”假期發生的鰲太絕命之旅,就是這些悲劇中的典型事例。

　　鰲太線,是驢友們的稱謂,即縱貫秦嶺鰲山與太白山之間的一條主脈線路。這條直線距離約32公里、實際穿越約80公里的路,隔開了中國的南北,也是秦嶺山脈海拔最高的一段主脊,被譽為“行走在中華龍脊”上的探險。

　　作為中國十大徒步路線之一,有人將之與天山狼塔C線、塔克拉瑪干沙漠、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等相提并論。

　　在高波看來,鰲太線的難度和強度都要超越其他線路,是戶外人心目中一個神圣的存在。

　　而在陜西省太白縣招商局局長、生態辦主任陳軍岐看來,作為國內死亡率最高的徒步線路,鰲太線的兇險遠不如它的榮耀廣為人知。

　　陳軍岐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17年“5·4”事件,鰲太線共遇難21人,失蹤8人,包括沒報案的,總共有30多人。每年接到驢友報警遇險7到8次,平均每個小長假都會接到至少1次報警。而在搜救費用上,初步的概算就已經達到五六十萬元。

　　因救援而支出巨額費用的情形,并非只有太白縣這一處。

　　近日,17名驢友在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忠良鄉長灘河自然保護區露營時,因暴雨遇險被困。為盡快救出被困驢友,當地緊急出動100多名民警、消防員,派出200多名干部群眾、40多名醫生護士以及300多名后勤增援人員,出動80多臺次各種車輛、沖鋒舟,直接經濟支出10萬多元,這還不包括后續工作相關費用。

　　5月24日,3名大理驢友相約爬蒼山。在返程時,62歲的驢友楊某榮失去聯系。截至5月31日,搜救工作共投入搜救人員18批次,共計22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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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雷指出,按照旅游法規定,旅游者野外探險遇險時,有權請求當地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機構給予救援,當地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機構對此承擔法定救助義務。

　　但在專家看來,盡管政府有法定救助的義務,但驢友不應該以此作為任性探險的倚仗。

　　王雷認為,驢友在進行野外探險時須量力而行,任性地盲目探險,不僅會將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險境,也會浪費公共救援資源。

　　“政府需要把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投放到其他公共領域,驢友不負責的個體行為可能導致公共救援資源無底線支出。如果驢友盲目探險遇險后所有救援費用都由公共財政負擔,這更會助長驢友任性不理智的探險行為,也不符合分配正義的觀念,全體納稅人形成的公共財產被少數人利用,而這些少數人又不屬于法律應該予以特別、傾斜保護的社會弱勢群體。”王雷說。

　　避免政府靠收取救援費營利

　　值得注意的是,旅游法在確定了當地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機構承擔法定救助義務的同時,還對旅游者支付救援費用作出了明確規定。

　　旅游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旅游者在人身、財產安全遇有危險時,有權請求旅游經營者、當地政府和相關機構進行及時救助。中國出境旅游者在境外陷于困境時,有權請求我國駐當地機構在其職責范圍內給予協助和保護。旅游者接受相關組織或者機構的救助后,應當支付應由個人承擔的費用。

　　王雷對此指出,旅游法的這一規定可以作為《安徽省旅游條例》中救援費用分擔規則的上位法依據。

　　《安徽省旅游條例》規定,在禁止通行、沒有道路通行的區域,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違反規定開展風險性較高的旅游活動,否則一旦發生旅游安全事故,旅游活動組織者以及被救助人不僅需要自掏腰包承擔救援費用,還有可能面臨罰款。

　　“驢友探險時應該對自身安全承擔更高的注意義務,驢友遇險接受救援時須支付應由個人承擔的相應費用,上述規定體現了民法權利、義務與責任相協調統一的法治原則。”王雷對記者說。

　　劉思敏認為,這樣的規定并不是限制驢友的探險,更多的是起到提醒的作用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收費并不意味著政府要以此進行營利,而是要堅持‘參照成本,酌情收取’的原則,避免救援走向‘政府靠收費來營利’的極端。”劉思敏同時強調。

　　安徽省旅游局工作人員也對媒體解釋,并不是全部救援費用都要被救者支付,而是讓他們承擔一定比例的費用,至于被救助者具體需要承擔多少,可以通過訴訟等方式進行確定。制定該條例的目的是為了震懾,不讓驢友輕易進入沒有開發的區域。

　　劉思敏認為,自付救援費的規定比較符合我國現階段國情,在旅游法已經有了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對具體救援費用分擔比例和內容進行細化,包括什么樣的情況下收費、收取費用的標準如何確定等等。

　　由于聽聞和見過了太多的事故,所以高波格外理解這樣的規定。

　　“通過立法進行明確,至少能讓一些腦子發熱的人有一定的顧慮,讓他們在注意到法律規定的同時能意識到,違規探險帶來的并不只是風光和榮譽,還有支付費用的義務和喪失生命的危險。”高波說。

　　(應被采訪者要求,高波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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