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多地螢火蟲正在消亡：淘寶商家瘋狂買賣活體螢火蟲

　　付新華在湖北咸寧大耒山的螢火蟲繁育基地。

　　“萬螢飛舞”“森林秘境”，“現代科技手段打造夢幻叢林奇妙景觀”，今年5月起，武漢東湖螢火蟲主題公園打出了上述標語。然而，因為螢火蟲數量不多，原定于5月27日的開幕時間一再推遲。

　　這種尾部會閃閃發光的小蟲子，喜歡在夏秋的夜晚，在人煙稀少、水質潔凈的水邊飛舞。古人賦予過它們種種詩意，“月黑見漁燈,孤光一點螢”，“霧柳暗時云度月，露荷翻處水流螢”。到了現代，人們追逐螢火蟲的光，以為身臨其境就是唯美和浪漫，或者象征一種希望。

　　4月以來，鄭州、武漢等全國十多個城市螢火蟲商業展像往年一樣“鳴鑼開市”。這些小小的蟲子，兩年前在武漢東湖創下“開業第一天，東湖周邊堵車3小時”的紀錄。

　　但是，當螢火蟲再一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它們已經因為人類的行為，走在了滅絕的路上。

　　在研究者們眼中，螢火蟲生存處境堪憂。“城鎮化的地方肯定是滅絕了；偏遠地區的農村正在消失的路上；而在無人涉足過的森林里，我們不清楚。”

　　“螢火蟲不會遷徙，所以，一個地方的螢火蟲一旦消失，那就相當于滅絕。”研究者們經常發現，一個地方的螢火蟲還沒有來得及采集和定種，就已經消失。

　　現在，如何平衡人們對螢火蟲日益高漲的興趣與螢火蟲糟糕的生存現狀，成為研究者們開始思考的新問題。

　　瘋狂的買賣

　　一則淘寶網活體螢火蟲店的廣告顯示，“專業承接大型放飛活動，情人節禮物、婚禮放飛、生日禮物、兒童觀賞、舉辦晚會、開業慶典”。價格明碼標價，36只/89元，60只/119元，129只/219元。

　　6月初，新京報記者曾致電該商家，得知他們來自江西。商家直接問要多少，但并不像宣傳圖片所說那樣可以一次購買幾十只，而是2000只起售，每只1.2元。

　　因為購買者不少，顧客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余地，店老板李先生的態度是：“低于2000只不賣，愛買不買。”并表示，2000只螢火蟲能在一天時間湊齊，“但是快遞不發貨，物流路上容易死，需要自己坐車到南昌交易。”

　　李先生的店鋪只是眾多螢火蟲交易商家中的一個。據武漢守望螢火蟲研究中心2014~2016年連續三年的《中國螢火蟲活體買賣調查報告》，每年淘寶網上有三四十個商家從事活體螢火蟲買賣。其中2016年報告稱，按照每次最少交易50只估算，一個螢火蟲淘寶賣家在一個月時間里，至少能銷售1萬多只螢火蟲。

　　華中農業大學學生在距離湖北省宜昌市50公里外的布旗山進行野外采集。

　　這么多螢火蟲來自哪里？守望螢火蟲研究中心的上述調查報告顯示，這三年調查發現，4月初的螢火蟲發貨地主要是海南屯昌和云南西雙版納，4月末至7月初時,發貨地漸漸集中到江西贛州。

　　這與三地的氣候條件有密切關系，海南和云南西雙版納屬于熱帶地區,在四月初氣候已經適宜螢火蟲生長,而江西屬于亞熱帶地區,氣候在四月下旬起才適宜螢火蟲生長。

　　“螢火蟲運到城市，參加完活動后，基本上沒有活路”，華中農業大學植物科技學院副教授付新華說。根據他十多年對螢火蟲生活習性的研究，螢火蟲生存所需的水、避光等必要條件，城市均不具備。

　　Party過后，剩余那些活著的螢火蟲怎么辦？淘寶賣家李先生表示拒絕回收，只能放生，根據他所掌握的情況，“一般玩完了，都是直接放飛。”

　　它們在消亡

　　與螢火蟲在商業領域的熱捧相反，螢火蟲的生存狀況少有人真正問津。

　　2006年，付新華曾一個人到四川峨眉山尋找螢火蟲棲息地。峨眉山生物多樣性高，在此之前付新華每年都會去，希望能發現更多新物種。一個夜晚，在山側面的一個小山村，他發現了一大片螢火蟲。

　　“一棵李子樹上聚滿了發光的螢火蟲，那種美，估計很多人一輩子沒見過”，那晚站在黝黑的山上，付新華想可能從此與螢火蟲再也分不開了。

　　2007年，付新華再去峨眉山，曾經棲息著大片螢火蟲的那個小山村充斥著來來往往的采石車。那晚，他在那棵李子樹下沒有看到螢火蟲。

　　“哎呀，說不下去了。”回想那一晚的感受，付新華一度眼眶濕潤，他心中的“中國最美的螢火蟲”從此再也不會有了。

　　根據付新華多年的觀察，螢火蟲的飛行距離大約在百米范圍，這是一種一代一代棲息在固定地點的昆蟲，不會遷徙。所以，當一個地方的螢火蟲突然沒有了，這個地方的螢火蟲就相當于滅絕了。

　　2007年之后，付新華再沒去過峨眉山。

　　曹成全在四川樂山師范學院任教，7年前，他帶學生在學校周邊還能經常看到螢火蟲，“有三大類十來種”。但最近兩年，他再派學生野外采集，情況卻不斷變糟。

　　中科院昆明動物所副研究員李學燕也有與付新華和曹成全相同的感受，她的同事們目前正在云南采集，也經常遇到類似情況。

　　近幾年，隨著城鎮化建設加速，農村的螢火蟲棲息地正在受鄉村建設的干擾。山區的采礦區可以在一夜之間將一片棲息地毀掉，而鄉村馬路邊豎起的路燈則干擾了螢火蟲正常交配。

　　螢火蟲怕光，夜晚螢火蟲發光，是為了求偶和繁衍后代。但是城市里處處燈火輝煌，嚴重干擾了螢火蟲的求偶行為。華中農業大學植物科技學院的兩位學生曾帶新京報記者做過一次實驗，夜晚螢火蟲安靜地在周圍飛繞，一旦對著它們打開手電筒，螢火蟲的尾光立刻消失。

　　另外，成年螢火蟲生命周期僅有十多天，一旦受光干擾不能正常求偶、繁衍后代，最終只能默默死去。

　　兒童節前，20多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孩子到大耒山學習螢火蟲從生到死的秘密。

　　螢火蟲成蟲在水邊或者岸上產卵，水質不好的話，卵就很難存活。但是農村因為使用農藥化肥，水質早已大不如前。這也是螢火蟲在農村驟減的一個原因。

　　付新華對螢火蟲的生存現狀不太樂觀。如果說螢火蟲棲息在一張黑暗的地圖上，黑暗地圖在近幾年的城市擴張和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不斷被點亮，那些被點亮的地方，便不再會有螢火蟲。點亮的速度越快，預示著螢火蟲消亡的速度越快。

　　“我們的工作就是和螢火蟲棲息環境破壞的速度賽跑。”付新華說。

　　守望螢火蟲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全曾對我們國家螢火蟲的生存現狀總結道，城鎮化的地方肯定是滅絕了；偏遠地區的農村正在消失的路上；而在無人涉足過的森林里，我們不清楚。

　　艱難的研究

　　資料顯示，目前全世界螢火蟲有2000多種，但是中國已知的僅有100多種。2014年，付新華將其中的60多種集結，出版了第一本《中國螢火蟲生態圖鑒》。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全的螢火蟲種類的資料。

　　讓李學燕感到緊迫的現狀是，我們國家并沒有對螢火蟲做過全面的統計，螢火蟲因為人為因素減少多少，不清楚；哪些種類已經消失了，更難說。在整個物種和數量都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李學燕認為說螢火蟲“滅絕”不太合適。

　　為什么不能系統統計螢火蟲的種類？付新華表示，生物多樣性調查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麻煩，給螢火蟲定種，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去找：“有時候你聽說一個地方很多，等你去了，那里的螢火蟲沒有了，我們有心無力。”

　　南開大學生命科學院博士生張佳慶也表示，野外采集昆蟲是一項需要長期積累的工作，也是昆蟲研究最基礎的工作。通過野外采集，回實驗室進行鑒定、定種，在學術界稱為“分類”。

　　“野外采集范圍很廣，有些采集難度很大，我們學院上世紀三十年代就開始做一種昆蟲的分類工作，但是至今為止也沒有采集全。”張佳慶說。

　　在昆蟲界，螢火蟲被認為既非益蟲、亦非害蟲，因此，它在科研領域并非主流。我國近20年才慢慢開展螢火蟲分類的工作。

　　李學燕回憶，十多年前她想做螢火蟲發光領域的研究，“但是當我進入這一塊后，發現我們國內連種類都沒法搞清楚。”此后，她的科研方向就變成了兩個，一個是螢火蟲分類，一個是螢火蟲發光研究。

　　當時國內的螢火蟲分類幾乎一片空白，她只能去借鑒臺灣的。還有一些重要資料只有國外有，她通過關系把這些資料一張一張拍下來再傳回國內，“當時的成本是十塊錢一頁”。

　　給螢火蟲分類研究的科研經費也不多。付新華稱，最初幾年的研究根本申請不到經費，全國各地采集的費用全部是自己墊付，因此“常常感到捉襟見肘”。

　　直到最近幾年，他的研究才得到重視。據稱，付新華已經拿到幾筆來自國家和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科研經費。

　　農村里的試驗場

　　2014年起，付新華在湖北咸寧大耒山橋口村發現了螢火蟲，因為地理位置偏僻，大耒山一直沒有被開發。他決定將橋口村的環境保護起來，做成螢火蟲棲息地。

　　付新華流轉了村子的一部分土地，在那片土地上，種植水稻，不準施化肥、打農藥，村里不能安裝路燈，河道不準丟垃圾。

　　“不讓打除草劑，稻田除草就只能靠人工，可是現在誰還想下地除草？所以剛開始會有村民偷偷打農藥。”橋口村村主任徐金淇告訴新京報記者。此外，因為螢火蟲怕光，橋口村至今沒有裝路燈，山路狹窄曲折，夜晚行走不太方便，村民對此埋怨最多。

　　不過，在付新華和徐金淇的規劃版圖中，橋口村的路燈將來會有，建成后將是兩排不影響螢火蟲發光的熒光燈。他們也將讓村民加入棲息地的建設中，其中已經付諸實踐的一個嘗試是，他們將螢火蟲棲息地生長出來的無農藥水稻進行包裝，銷售無公害大米。

　　棲息地保護是付新華在橋口村施展自己計劃的第一步，接下來，他還將在這里打造螢火蟲科普教育基地。橋口村的村民也將被邀請作為科普老師。

　　在橋口村一處不起眼的廠房里，另一個項目悄悄進行著：螢火蟲復育。復育基地只有兩個房間，幾排架子上整齊擺放著白色水箱，水循環系統24小時不停地給水箱供水，成千上萬只螢火蟲在這里長大。

　　付新華稱，野外螢火蟲的成活率只有1%左右，但是通過人工培育的螢火蟲成活率能達到80%以上。

　　養殖推廣

　　曹成全一直強調，螢火蟲只是一種普通的蟲子，只是因為見不到，才會顯得“陽春白雪”。他打算通過產業化養殖和商業化推廣，摸索出一條多蟲態、多季節、全方位地展示螢火蟲魅力的方式。

　　曹成全是這樣選擇自己的合作對象的：“必須對螢火蟲有情懷且是會玩螢火蟲的人才行，純粹為商業買賣，我不會跟他們合作。”

　　有企業愿意嘗試。在成都大熊貓繁育基地附近的金煒，正在他的農莊建造一個封閉的螢火蟲觀賞館，做以螢火蟲科普教育為基礎的生態旅游。

　　螢火蟲對棲息環境的水質要求高，金煒為此安裝了凈化自來水系統。一年前投入的1萬多只螢火蟲現在已經增長到了10萬多只。但是，養殖技術還是受多重因素制約，不可預知的病菌隨時可能襲擊某一個種類的螢火蟲，造成“全軍覆滅”。

　　曹成全曾寄希望于地方政府扶持。今年4月左右，一位海南農民給他打電話，稱發現了大量螢火蟲，他立即飛了過去，發現“那里有上萬只螢火蟲飛舞，很欣喜”。

　　他希望盡快保護起來，想找到一個企業出資打造一個螢火蟲景區。這個景區不收門票，主要培訓當地老百姓當解說、當導游。

　　“既能研究，又能保護，還能帶動當地經濟發展，豈不一舉多得？”曹成全覺得這是一個“絕美的方案”，他滿心驚喜，那晚腿上被螞蟥咬得流血都不曾察覺。這個方案執行起來需要當地政府配合，曹成全很快給當地發改委、旅游局打了電話，不出所料，電話里他得到了肯定。

　　“但是如今兩個多月過去了，那邊的消息石沉大海，再也沒有回應。”曹成全此時有點失落。

　　“如果有一天我離開時沒有了螢火蟲，我可能會很遺憾，但是我問心無愧。我在這片土地上研究過、呼吁過，沒有用而已。”曹成全說。

　　商業化爭議

　　4月以來，螢火蟲又開始閃閃發光，一年一度的商機也就此到來。每年到這個時候，螢火蟲生意人和民間環保組織者形成直接對抗。

　　民間的環保組織者們宣揚著螢火蟲的生存危機，號召停止商業化。面對抗議聲音越來越大，淘寶商家們從最初的不理會，到最后不得不向記者們表示，螢火蟲并非野外捕捉，而是養殖。

　　付新華不信。他告訴新京報記者，螢火蟲規模化養殖的技術并不成熟，即便有，在技術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一只螢火蟲的成本至少也在10元以上。其次，他帶領的守望螢火蟲研究中心曾根據交易線索，親赴江西等地進行調查，發現商家所賣螢火蟲確實來自野外捕捉。

　　“前年我們去了江西一個小鎮買螢火蟲，但是去年再去，發現那個小鎮的螢火蟲已經幾乎被捕捉完，鎮上農民都去鄰鎮捕蟲。”守望螢火蟲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全說。

　　“大量捕捉也是近幾年的事情，如果長期下去，咱們這么大的國家和人口，毀滅一個物種還是很容易的。” 面對越來越多的螢火蟲買賣，李學燕也表示。

　　大量來自民間的抵制呼聲迎來了進展。5月24日，淘寶網對活體螢火蟲買賣的行為發出“禁售公告”，將活體螢火蟲納入禁售商品管理范疇。

　　“起碼引起了公眾的關注，特別是志愿者們感情比較熱烈，不停地呼吁，還是很佩服他們。這樣可能最終會達到政府的層面。”李學燕說。

　　她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保護螢火蟲不單是保護這個物種，而是保護整個生態環境，“用句廣告，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沒有各種放飛，也就沒市場了，螢火蟲就可以自由生活了。”

　　曹成全也反對野外抓捕，他覺得，有人買賣螢火蟲，是因為他們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對螢火蟲這個物種的傷害有多大。在螢火蟲生存環境急劇惡化的背景下，研究者需要做的就是正確引導，面向公眾做大量的科普工作。

　　他認為，螢火蟲的出路在于保護與利用相結合。一方面要使大規模的、低成本的螢火蟲人工養殖變為現實，其次，要將野外螢火蟲棲息地的保護和景觀開發結合起來，最后才嘗試各類螢火蟲的商業開發，比如將螢火蟲與餐飲、露營、聚會、溫泉、科普等結合起來，將其藥用價值和囊螢夜讀等文化內涵充分地挖掘出來，才能讓螢火蟲走入千家萬戶，不再神秘。

　　“現在都是通過曲線干預保護，比如跨區域運輸交易需要動物檢疫合格證明，比如大型活動需要向公安部門報備應急預案等等，更多是靠輿論、靠道德譴責”，螢火蟲生態在線的一位志愿者有些無奈。保護螢火蟲，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今年端午節，來自上海、浙江等地的20多名兒童到大耒山螢火蟲棲息地看螢火蟲。夜晚，螢火蟲星星點點飛舞在山谷里，讓孩子們驚喜地張大了嘴巴。

　　一只螢火蟲落在一個男孩媽媽的身上，一群孩子圍上去看。男孩看不清，想伸手捏過來。旁邊的孩子們著急了，對著準備伸手的男孩喊：“別捉它，讓它飛走。”

　　新京報記者 孫瑞麗 實習生 魯智高

　　A14-A15版攝影（除署名外）/新京報記者 孫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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