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超短裙也是把“權責對等”的尺子

背景：有網友爆料，濟南護理職業學院正在進行文明班級評選，標準中有一條規定，禁止穿著露出膝蓋的短裙、短褲，不論男女。這一規定，引發部分學生質疑。校方表示，是學生會自發的一項倡議，該規定只在教學區域內要求，而且“是超短裙、超短褲，那種到大腿根兒的衣服，太短了不雅觀”。

中國青年報發表夏熊飛的觀點：一禁了之永遠是最容易的管理方式，但卻往往又是最低效的。一禁了之看似省事，卻全然忽視了學生的訴求，不僅違背了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一旦引發輿論熱議，后續的輿情應對以及對學校受損聲譽的修復，所費功夫恐怕不比前期投入的管理成本小。類似的禁令越多，越折射出這些學校管理中的簡單粗暴。個案之外，我們需要反思當下高校管理的理念與方式。是否將學生與校方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是否做到以學生為本，是否努力踐行民主化管理，而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衙門做派，將學生當成了管制的對象。一禁了之的懶政，不僅有礙學生的全面發展，也不利于校方與學生融洽關系的形成，更會阻礙整個高校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時也是效率最低、效果最差的管理方式，必須盡快加以改善。

小蔣隨想：夏天到了，街上的大白腿多了起來，有些姑娘穿的短褲與短裙短的都能看到臀部邊緣，吊帶低胸裝低到一低頭難免走光。作為路人甲的你，是覺得賞心悅目，還是臉紅難堪，是感覺“穿著自由”，還是認為“有傷風化”？校園并不與世隔絕，某些脫離了考分與家長束縛的學生，進入職業院校或大學也開始“撒歡”，在穿著上變得大膽。對此，學校管與不管，都會面臨“里不外不是”的尷尬。因為，社會對此的態度就存在分歧，學校管多管少都有人有意見。我想說的是，當下的社會已然多元化，人們擁有了更大的選擇權、表達權、自主權。同時，人們也要為自己主張的各種權利負責，承擔或好或不那么好的后果，這是權利與責任對等的體現。學生們終會走向社會，她們或他們的言談舉止、衣著打扮、做人做事等等要接受用人單位、異性擇偶等的審視與評價，由此會產生不同的機遇與境遇。學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這是走入社會的重要一課。

善待重體力勞動者比玩苦情有意義

背景：這幾天，峨眉山金頂女背山工鄧淑芳引發網友的關注。以金頂為背景、她佝僂著瘦弱的身體、背200斤建材上山的場景被拍到后，網友紛紛轉發、點贊。42歲的她每天大約要背10趟，加起來1噸多，每趟大約可以掙20元，每天大約可以掙200多元。

中國青年報發表陳才的觀點：有人問，為什么鄧淑芳要從事這么辛苦的工作，難道沒有別的出路嗎？實際上，在西部地區，比如我的老家四川鄉下，千百年來大部分女性就是這么勞作的。所謂婦女能頂半邊天，農忙時節和丈夫一道插秧打谷、耕田耙地，自不必說；就是平時農村常有的重體力活，雖然不是每次都負重200斤，但像挑糞、打柴、舂米……大部分婦女不會少干。如果丈夫在外打工，無論農家的輕活重活都會落在留守妻子的身上。在我們鄉下，這叫“做活路”——鄉下人很少會說“勞動”，更不會覺得這是“工作”。不這么做，就活不下去。或者說，這已經是她們能從事的“較好”的掙錢方式：現在每天掙200多元錢，這跟原來在家里種茶葉、種莊稼的收入相比，“現在干兩三個月的收入相當于在家一年的收入”，鄧淑芳很滿意。讀者為鄧淑芳的新聞感動，而轉發、點贊，其實就完成了一次消費行為。但過幾天，鄧淑芳就會淹沒在新聞的海洋中，不再被人記起，而他們的命運不會有些許改變。在高端技術、人工智能、共享經濟之外，還有更多被遮蔽的底層勞動者在默默流汗。

小蔣隨想：在不少城里姑娘出門必須做好“防曬工作”，拎個手包都嫌“重”，撒嬌讓男朋友給拿的時候，另一些鄉村里的女人肩負著家庭的重擔，干著城里的某些男人都干不動的活計，這是一種現實的差異性生活與生存寫照。一些城里的男人和女人有工夫感嘆命運的不同，慶幸于自己生在了好環境，一些農村的男人和女人則沒空多愁善感，他們憨厚地埋頭苦干，覺得能掙錢供娃上學、在老家蓋幾間房就很知足。當然，這不是非要將城市人與鄉下人硬性地一分為二地看，也不是說城里人都嬌氣軟弱、鄉下人都吃苦耐勞，只是說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條件、不同的心態，將使人們處于不同的生活軌跡。只對勤勞的、干重體力活的人們給予苦情性的描述，對他們沒有益處，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按時給付他們應得的報酬，推進他們的社會保障，才有現實意義。同時，在媒體報道中，對干重體力活的工人常有“薪酬超白領”的描述，這樣的“對比”是否合適，是否蘊含酸葡萄心理？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只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