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面對“教科書式耍賴” 法律也無可奈何？

　　面對“教科書式耍賴” 法律也無可奈何？

　　評價治理“老賴”的成效，不是看黃某這樣的極端情況，而是看整體的效果。但推動對“老賴”的治理，需要從黃某這類極端案例中尋找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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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交通肇事兩年后，一直沒拿到賠償，受害者的兒子無奈之下，以“教科書式耍賴”為題，在網(wǎng)上曝光了女司機黃淑芬的行為。兩天后，河北唐山中院決定對黃淑芬拘留15日。媒體獲得的拘留決定書顯示，唐山中院稱，他們在執(zhí)行趙香斌申請黃淑芬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一案中查明，被執(zhí)行人黃淑芬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依據(jù)民訴法規(guī)定，決定對黃淑芬拘留15日。(澎湃新聞11月27日)

　　耍賴不可怕，可怕的是還理直氣壯。一邊是被一場交通肇事拖垮的家庭和亟待救治的受害者，一邊卻是交通肇事者對責任的不管不問，甚至大言不慚地叫出“我就是人品有問題，你在這說有啥用”等跋扈之語。于這樣的案例面前，復雜、多元的輿論場，也罕見地“統(tǒng)一”起來，形成對“人品有問題者”的一邊倒批評。這是世道人心的基本面，也是一個有著正常是非觀的社會的正常反應。

　　只是，這樣的案例，談人品、道德、世道人心是必要的，可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有網(wǎng)友追問“生而為人怎么能壞到這種程度”，其實更該追問的是，法律真的拿這樣耍橫的人沒辦法？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輿論曝光后，法院就以黃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對其實施15日拘留。由此也說明，黃某的錯誤從其決心做“老賴”的那一刻起，其實已經(jīng)上升到法律問題，而不再是簡單的“人品”問題。那么，在受害者家屬迫于無奈不得不選擇輿論曝光來維權(quán)前，司法部門對黃某的一系列絕不執(zhí)行法律義務的行為，是否做到了充分而及時的干預？正常司法程序的啟動，為何要等到輿論倒逼？

　　雖說司法執(zhí)行難目前仍是一個有著普遍性的問題，可即便在現(xiàn)有的法律條件下，黃某“教科書式耍賴”也很難說完全是鉆法律的空子。如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限制高消費令”規(guī)定，“老賴”不得乘坐飛機，不得購置汽車，不得出外旅游、度假及為家庭成員支出大額費用，不得出國出境——這些理應被限制的行為，卻在黃某聲稱自己沒錢時“照做不誤”。不難設想，假如“限制高消費令”能夠落到實處，至少黃某的耍賴不會顯得如此輕松。即便黃某此前還未被認定為“老賴”，但針對這種具體情況，“限高令”的介入就該提前，以充分壓縮“老賴”生存的空間。

　　此外，案件審理過程中，包括黃某“離婚”“贊助女兒買房”等在內(nèi)的一系列涉及財產(chǎn)的操作，是否構(gòu)成了惡意轉(zhuǎn)移財產(chǎn)，司法部門也有主動調(diào)查的必要。就這些細節(jié)來看，黃某的做派或不只是讓人見識到了人品的“壞”可能抵達的程度，更照見了當前一些法律執(zhí)行和制度上的漏洞。

　　像黃某這般把老賴做得如此理直氣壯、心安理得的或許只是極端個案，可林林總總的執(zhí)行難現(xiàn)象卻不少見。在這一大背景下再來看黃某的表現(xiàn)，除了譴責敗壞的人品，更應將之視為對治理“老賴”敲響的警鐘。一方面，無論“老賴”的具體表現(xiàn)方式如何，是“低調(diào)”還是跋扈如黃某，所有“老賴”都只有程度之別，而無本質(zhì)之差，在治理層面都應該予以同等的重視；另一方面，評價治理“老賴”的成效，不是看黃某這樣的極端情況，而是看整體的效果。但推動對“老賴”的治理，需要從黃某這類極端案例中尋找動力。

　　法律是公民維權(quán)最后的手段與依靠。雖說法律不是萬能的，但對“教科書式耍賴”，法律若無可奈何，只能說社會的正義、公平維護機制仍顯得過于薄弱，給予了耍橫者不該有的社會空間。黃某的表現(xiàn)或不具廣泛的代表性，可越是在這樣的非典型遭遇中，越能讓人清晰地看到，類似的人品坍塌和司法執(zhí)行不力發(fā)生在任何一個受害人身上，都意味著個人的災難和正義的失效，法律不應該拿這種超出社會應有寬容限度的行為沒辦法。當然，仍有必要提醒的是，這里講的對于黃某的懲罰，應該克制在司法范疇之內(nèi)，輿論譴責和呼吁懲罰屬正常，但必要的度還是需要的。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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