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社會服務可免于起訴≠“醉駕入刑”松動

　　近日，溫州瑞安市醉駕男子張某在完成30小時社會服務后，該市檢察院對其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事情雖小，卻引發廣泛關注，原因在于讓犯罪嫌疑人參加公益服務，以此作為醉酒駕駛不予起訴的條件，這在國內尚屬首例。網友們的疑惑在于：這樣處理，是否與刑法中“醉駕入刑”的規定不符？單單處以社會服務的懲戒，是不是輕了點，能起到打擊醉駕的作用嗎？對于醉駕的懲治力度開始松動了嗎？針對這些質疑，我們可以從合法性與合理性兩個角度來探討。

　　關注“醉駕入刑”的讀者可能注意到，今年5月最高法印發《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其中對醉駕有這樣的表述：“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很快，浙江省高院印發《關于辦理“醉駕”案件的會議紀要》，其中有這樣的表述：“醉酒駕駛汽車……酒精含量在140mg／100ml以下，且無上述從重情節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從上述規范性文件看，瑞安市檢察院的相關規定確實有法可依，現實中，醉駕男子張某的情況符合以上情況，做出不起訴的決定也在情理之中。甚至可以說，瑞安市檢察院要求張某完成30個小時公益服務后才能免于起訴，反而是比上級文件增加了免于處罰的條件，提高了不予起訴的門檻。

　　那么從中央到地方，一系列規定是否意味著“醉駕入刑”已經松動？實際上，公眾對“醉駕入刑”的說法存在一定誤解。“入刑”并不意味著“判刑”，而是醉駕被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因此，根據司法實踐對醉駕的量刑進行細化，無論是加重處罰減輕處罰，都不意味著“醉駕入刑”的原則有所松動，反而是醉駕入刑在量刑層面更加規范化、科學化的具體表現，同時能夠充分體現罪刑法定、寬嚴相濟的刑事原則。

　　合法性有了，還要看是否合理。從其它國家的司法實踐看，判處犯罪嫌疑人參與社會公益服務，以代替拘留、監禁等刑罰手段，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經驗。而在中國，這樣的司法實踐不多，公眾的接受度也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們長期以來對法律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法律的懲戒、威懾、處罰等屬性上，而很少關注法律本身具有的幫教、引導、糾偏等社會功能。像瑞安市這樣安排醉駕者學習交通規章、擔任交通勸導員，不僅能起到懲戒和約束作用，更能產生警醒、強調、教育的效果，同時也能對區域內交通治安產生一定積極影響，實現了多方位社會效益，可以說一舉兩得。

　　當然，對于這樣的司法實踐和探索，我們同樣需要保持審慎和耐心。比如，什么樣的犯罪嫌疑人適用這樣的規定？參與社會公益服務的效果應該如何評價？如果在公益服務中態度不端正，又該如何處理？怎樣避免犯罪分子借助這樣的規定逃脫懲罰？這些細節都應當經過科學、規范的論證和審查，并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既要給情節顯著輕微的違法者改過自新的機會，也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無視法律、輕視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這是瑞安市司法機關應當思考的問題，也是今天全面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