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性規定論文數無異于揠苗助長

　　作者：夏雪（社會學學者）

　　要想博士畢業，必須按規定發期刊文章，這一看似合理的要求早已成為困擾各大高校博士生的夢魘，其難度系數不僅大大超過學位論文，甚至成為令博導們頭痛不已的問題。

　　最近，華中師大教授范軍向這條規定“開炮”了。他以社會科學舉例指出，根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認定的社科期刊中C刊一年可以發表的文章總數，與每年需要發文的社科博士生總數，至少一半的版面都貢獻出來也不夠，更不要說急需評職稱的廣大教職員工與數量更為龐大的碩士生了。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學術GDP惹的禍。

　　攻讀博士學位，究竟該不該發表論文，該發幾篇，該在什么水平的期刊上發表？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對我國現行的博士學位攻讀制度有所了解。目前，我國高校博士學制基本上為三學年（各個學校根據具體情況可以延長到四到五學年不等），嚴峻的就業及年齡壓力，迫使博士生必須盡早獲得學位畢業。根據學校硬性規定，期刊論文發表早已成為博士畢業最大的難題，而非學位論文。這就產生了上述“供需”矛盾。

　　首先，寫作高質量的文章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而博士學位攻讀的時間顯然非常有限，真正用來做科研的時間更少。在有限的時間里，博士生首要完成的任務不是博士論文的籌備、科研及寫作等，而是研究各大C刊、學校規定并筆耕不輟。唯有先按規定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才能順利踏入畢業門檻，真正安下心來寫學位論文。這顯然與博士學位的培養目標背道而馳。

　　其次，高數量的發文要求與現實不符。單就數量而言，供需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更何況，很多高校對全體博士生發文的數量要求一樣，但是給出各個學科符合發文要求的期刊總數卻大大不同，多的學科幾百上千，少的只有幾十。面對有限的期刊，要畢業的博士生和博導們煩惱不已。

　　學術研究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思辨的藝術，不僅耗時、耗錢、耗精力，更是一個不完全按照時間軸發展的職業，更非流水線作業的社會化大生產。學者們往往大半生的精力都耗費在思考上，這種智慧的探索有時成功，但絕大多數是失敗的。

　　我國學術界的現狀是，學位和職稱就在那里，門檻高且硬，時間數量嚴格限制，且絕不允許失敗。于是，一個怪現象出現了，不談學術只談成果，不求質量只求數量，期刊文章成為科研工作者一生為之奮斗的“主旋律”。這也極大限制了學術期刊的健康發展。

　　學術期刊是為學術發展，促進學術交流服務的。第一時間發表學者們的前沿科研成果，引領學術潮流是學術期刊的使命。至于發誰的文章、發幾篇，一切的標準應以學術為依據，刊期的間隔也應符合科研規律，而不應淪為學位和職稱的服務平臺。但是學術期刊的生存、發展及評價體系又與學術從業者的自身境況息息相關。目前，國內的學術研究者基本供職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學位與職稱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先滿足這個基本生存需求，才談得上靜下心來認真搞科研、做學問。對此，學術期刊的從業者更是無奈，期刊發展需要大量高水平的優秀稿件，而所有搞學術研究以及將要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員，都一門心思地撲在學位與職稱論文上時，學術期刊又何談發展？

　　面對此困境，無數的學術從業者和學術期刊編輯只能在妥協中平衡，在滿足從業者生存需求的基礎上，盡可能發表出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學術文章。而這顯然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我們亟須反思現行的種種硬性學術規定，拷問這樣是否真的有利于學術發展及良性運行。學術需要時間，科研也應該允許失敗，一味地追求數量，罔顧科學發展規律，無異于揠苗助長，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科研進步與學術發展。當一項本是為了促進學術發展的規定發生異化，它是否有繼續存在的意義，就需要審視了。

　　《光明日報》（ 2017年12月16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