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為什么要為縱火案保姆辯護？背后原因是這樣

　　事件觀

　　為什么要給“壞人”辯護

　　總有人喜歡看殺人，要是沒按他們的想法去殺，還要不高興。

　　去年有一場火，余燼到今天都灼痛人心。無人不知，杭州一保姆點著了雇主的房子，讓母子4人殞身火海。

　　2017年8月，杭州市檢察院以放火罪、盜竊罪依法對涉嫌縱火的保姆莫煥晶提起公訴。12月21日，該案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

　　原告和被告都沒有等到結果——莫煥晶的辯護律師4次提出“管轄權異議”，被法院裁定駁回后當庭退席，杭州中院宣布休庭，延期審理。

　　2018年1月8日，杭州中院發(fā)布情況通報，表示收到新的辯護人申請。

　　此人來頭不小，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申請為被告莫煥晶辯護時，他的身份是——律師何兵。

　　“為什么她還沒死？”“這種人槍斃得了。”“給壞人判個死刑就那么難？”

　　“壞人”“槍斃”“該死”——在眾口的刀下，莫煥晶早就被凌遲了千萬遍。而這些“判處”她“死刑”的人，沒有誰在現(xiàn)場，沒有誰參與過案件調查，絕大多數(shù)是讀了媒體報道就作出了“公正的裁決”。

　　有網友發(fā)問：“政法大學的教授為什么要給壞人辯護？”

　　法庭從來都不是區(qū)分“好人”和“壞人”的地方，審判的目的，是依法判定“無罪”或“有罪”，再依法對有罪者進行懲戒。

　　所以，被告席上沒有“惡魔”，只有可能有罪的人。在法槌落下之前，可能必須也只能是可能。

　　正是因為這種可能性——可能有罪，也可能無罪，辯護制度的存在才分外有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

　　拋開高大的“法的精神”、漂亮的“民主意識”不談，道理非常簡單：判你有罪之前，如果不允許你為自己說話，也不允許旁人為你說話，那么，判決權和“刀”的擁有者將為所欲為，對有罪和無罪的判定會徹底與“法”無關。

　　1980年，被稱為“中國最偉大律師”的張思之為“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擔任辯護律師。此后，他辯護名單上的“異端”越來越多。有些時候，即使對結果“心知肚明”，即使從內心深處厭惡自己的“委托人”，張思之也“堅決維護他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在中國，實現(xiàn)這樣的權利其實并不容易。

　　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可以隨時提訊被告，辯護人見被告人則相對困難。此外，檢察機關也有權對案件進行補充偵查。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個體權利的實現(xiàn)全賴于法。但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熟悉法條和程序。辯護制度能夠提供一種“專業(yè)性”，實現(xiàn)相對公平的訴訟權利。此時，辯護律師不是“冷血動物”“賺錢機器”“訟棍”或“沒有良心的混蛋”，只是法的代言人，他維護的不是公眾定性的“壞人”或“罪犯”，而是人權和司法體系中辯訴制度的平衡性。

　　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只有東條英機和馬加爵，也有聶樹斌、趙作海、佘祥林……呼格吉勒圖的生命定格在18歲，我采訪過的張高平張輝叔侄，無辜入獄10年，才平反歸來。

　　每個人都有可能站在被告席上，以有罪或無罪的身份。

　　“罪刑法定”是中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表示，任何人未經生效判決確認，都不能被視為“罪犯”。于公安機關，叫“嫌疑人”，于法院，叫“被告人”。近年來，中國司法的一系列實踐都在彰顯“疑罪從無”的精神。有辯護制度，無罪推定才有保障。

　　“毒樹之果”這個詞誕生于美國，是指檢方通過違法渠道或非法線索取得的證據(jù)——“樹有毒，果便有毒”，法院審判時對這種證據(jù)應不予采納，保障程序正義的實現(xiàn)。在中國也一樣，理想情況下，為了盡可能讓辯護人“無可辯駁”，公安與檢察機關會更為重視“證據(jù)鏈完整”這一公訴基礎。完善而行之有效的辯護制度的存在，會凸顯“合法證據(jù)”對“定罪量刑”至關重要的作用。辯護人越在意“果”的“含毒量”，檢方越得追求證據(jù)的“含金量”。

　　在一個法治與法制都尚在成長中的國家，為莫煥晶這樣“沒有權勢”“沒有財富”的犯罪嫌疑人辯護，不是“多此一舉”，恰恰是“極為必要”。但我們也必須保持關注，在那方小小的“辯護人”名牌后，站著的，到底是不是動機純粹的專業(yè)者。

　　今天，我們也許正在維護一個“壞人”的權利。但終有一天我們會看到，不論“好壞”，當每一個人的權利都依法得到保障的時候，才是正義得到了真正的、最大的伸張。

　　(秦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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