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性騷擾，別再捂蓋子了

北航教授性騷擾案終于給受害者一個交代：教育部撤銷陳小武的“長江學者”稱號，停發并追回已發放的獎金，責成學校解除與陳小武簽定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隨后，人民日報官微喊話：“從北航到教育部，用行動宣示零容忍教師性騷擾。其他涉事高校，還有何理由觀望？”

陳小武已經被釘在道德的恥辱架上，事實上，在此之前，有關于高校性騷擾事件舉報不乏其數。但反觀其他性騷擾涉事高校的處理結果，要么是顧左右而言他，欲一帶而過，要么是石沉大海，欲假以時日，待輿情冷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據統計，從2014年至2017年，媒體公開報道過的13起高校教師性騷擾事件中，有部分案件學校給出了處理結果，但還有三分之一最終成了“無后續”。

其中，輿論影響較大的2014年誘奸女學生的廈大教授吳春明、2016年對女學生“茶館下藥”的北京師范大學S教授在被撤去教職后，仍然在高校內擔任圖書館工勤人員一類職位。如果說對于性騷擾黑手，只是挪個地方，換個位置，從騷擾者的角度看，懲罰力度根本起不到震懾效果。

高校不僅是學術的最高學府，更有如是在道德上披著一襲華麗的袍子，如果道德華麗的袍子下長了虱子，就不要再想著捂蓋子了，捂蓋子只能捅出更大的簍子。

北航教授性騷擾案無疑只是冰山一角，在這個沉重的蓋子下，是更多的沉默者。據2017年3月某高校發布的《中國大學在校生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顯示，在中國的大學在校生和畢業生中，有不少人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報告顯示這些性騷擾的實施者中師長（學校領導、領導、輔導員）占到近10%，教師更容易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中權力，暗示或者脅迫學生與其發生不正當關系，而多數被害人出于種種原因選擇了忍耐。每發生100起性騷擾事件，只有不到4起的當事人會報告學校或者警察。

為何沉默的羔羊只能在夢中吶喊？一是高校師生權力不對等，校園內部缺乏暢通的申訴渠道和處理機制。早在2014年，76名廈大校友曾聯署呼吁建立機制防校園性騷擾。時隔三年之久，尚未建立。

高校性騷擾事件仍是以網絡舉報的形式頻繁上演，網絡舉報容易引起輿論關注，但隨著爆料的增多，時間的推移，公眾的關注度勢必會下降，那么下一個受害者的正義如何得到伸張？同時，網絡舉報又易造成公眾的道德集體審判，對被舉報方的權益也會造成侵害。

二是，而從立法層面，校園性騷擾在罪名的認定上仍然存在空白，對“性騷擾”行為也缺乏清晰的判定依據。高校對此類事件的處理，基本是依據高校師德“紅七條”。而對于性騷擾的處理不僅止于高校內的行政處罰，更應從法律層面有完善的追究懲治。在我國性騷擾案件一直是“低起訴率、高敗訴率”。從立案舉證到最終勝訴均困難重重，而且懲罰力度和結果，讓受害者覺著舉報行為得不償失。程序正義是實現實體正義的基礎。是時候從法律和行業層面建立和完善反騷擾條例了。

如果說，這場反性騷擾運動是一場由下而上掀起的風暴，那么，對那些已被曝光的高校性騷擾事件，受害者和公眾更應該得到一個交代。這就不僅需是高校內部自我清潔機制的完善，更需要在法律層面對性騷擾案件，從申訴到判定懲戒有一系列可執行的完善細則，讓長虱子的高校不敢也不能再捂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