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賣牛存下6000多元 14歲兒子拿來打賞主播

　　父親的“賣牛錢”被打賞 該如何管住孩子的手

　　與其事后亡羊補牢，為什么不多一些事先的約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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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汨羅市村民任先生年前把家里的牛賣了，好不容易存下6000多元，打算用作農產品銷售的啟動資金。可是，短短一個月時間，這些錢就被14歲的兒子小云打賞給了喜歡的主播，只剩下300多元。快手客服人員表示，如有證據顯示，該賬戶消費是無行為能力人在無監管的狀態下進行的，他們會按照相關法律規定，退還全部消費。(《瀟湘晨報》2月25日)

　　“少年”打賞主播的新聞很多，幾乎每一則新聞背后都有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湖南長沙12歲女孩萍萍在手機唱歌游戲里“打賞”，花掉了媽媽3萬多元；深圳11歲男孩玩手游花光家中3萬元積蓄；武漢10歲男孩玩游戲充值5.8萬元；上海的孫女士發現銀行卡上25萬元血汗錢“不翼而飛”，原來，是13歲女兒小卞打賞給了男主播……未成年人網絡消費麻煩不斷，乃至日漸表現為一種常態化的消費模式，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普遍焦慮。

　　這一現象甚至催生了專門的法律服務。據媒體報道，陜西律師趙良善曾代理多起未成年人充值消費案件，先后無償為5個家庭追回未成年人擅自充值錢款44500余元。在這個過程中，為了證明是少年自己進行的游戲活動并充值，僅公證處對律師取證過程進行公證的步驟就多達107個。對于更多的家長而言，如此“追討”耗時耗力，“舉證”繁瑣復雜，實在是不堪其累。

　　“少年”不計后果地動輒打賞數千元、數萬元，不僅會產生扭曲的消費觀念，影響其世界觀、人生觀；也會給家庭帶來實實在在的負累。一頭牛輕松地被用來打賞，甚至沒有激起任何水花，也未免太過分。

　　盡管直播平臺客服人員表示，未成年人網絡消費，法律上有退還的可能，但很多時候，這種“事后補救”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類似盲目消費，更何況，這一追討過程往往異常繁瑣，會額外增加當事人的負擔。

　　與其事后亡羊補牢，為什么不多一些事先的約束呢？目前的打賞機制，應該有相對完善的注冊規定，比如，設定對未成年人的特定保護，要有身份證驗證等步驟，特別是應該對玩家的年齡多一些禁止設置，盡最大可能防范對未成年人產生誘導。

　　這些禁止性設置，單純從技術層面看，并不復雜，也并非難以操作。更多的時候，不過是一種普遍性失明罷了。平臺需要流量，而監管部門往往也缺乏未成年人保護的剛性約束。大家說起“保護孩子”都會頭頭是道，可很多直播平臺的主要目標群體，往往就是孩子。泛濫、無節制的直播不僅吞噬了孩子的時間和注意力，也催生了眾多扭曲的消費習慣。

　　也因此，從監管的層面看，除了盡快出臺相關規定，需要明確限定直播打賞的限額以及單筆額度，明確規定要有消費提醒，對未成年人打賞要有取消交易的相關約定。此外，也必須正視網絡直播等對孩子的影響，這實際上是一種治本之舉。可以說，只要網絡直播依然缺乏約束，“父親的賣牛錢被打賞”之類的新聞，注定會層出不窮。

　　當然，教育也該與時俱進。當人們都在歡呼互聯網帶來的便利時，是不是也應該考慮到，有必要針對互聯網帶來的消費陷阱，設置一些預防性的教育，以幫助孩子們提高鑒別、認知、適應能力？家長也應該檢討，決不能一錯再錯，先是疏于教育，甚至粗心到錢被劃走都不能及時察覺，然后又是一味指責孩子，這樣不僅對孩子不負責任，也顯然很難形成一種有壓力機制的社會氛圍。說到底，管住孩子的手，絕非一蹴而就。這其中，既是一個外部影響內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內生動力的激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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