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標準復雜,賭博機亟需法律“畫像”

　　今年初,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進一步深化打擊整治賭博違法犯罪活動,要求堅持打早打小、露頭就打、不停地打。

　　然而,在一些地區,在高額利益的驅使下,部分不法分子打著游戲機的幌子,暗自行賭博之實。由于對賭博缺乏足夠的辨別能力,不少游戲參與者在游戲中不知不覺地陷入其中。

　　那么,作為普通消費者,該如何辨別賭博機與游戲機?隱藏在背街小巷中的賭博游戲廳又有哪些社會危害?近日,《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采訪。

　　近日,在重慶市涪陵區垃圾發電廠一角,在幾十名群眾的見證下,140余臺“游戲機”被砸爛敲碎。

　　這些外表看似普通的游戲機,實則有著與“轉轉機”“老虎機”等各類賭博機類似的賭博功能。

　　對賭博犯罪進行全鏈條打擊

　　6月5日下午3點左右,接到群眾舉報不到1個小時,涪陵警方雷霆出擊,在轄區一背街小巷查處了一個涉嫌利用賭博游戲機開展違法犯罪活動窩點,抓獲參賭人員8名、為賭博提供條件人員3名,收繳賭博機8臺,賭資1000余元,警方依法對涉案人員處以治安處罰。

　　涪陵區位于重慶市中部,下轄27個鄉鎮、街道,是典型的山區縣。賭博游戲機從業者借助特殊的地理環境,心存僥幸與公安機關周旋,呈現出從業人員化整為零逃避打擊、賭博游戲機賭博場所分散隱秘等特點。涪陵警方在工作中發現,賭博游戲機違法犯罪活動因違法犯罪成本低、收入可觀,不少違法者盡管多次被抓,仍鋌而走險。

　　警方意識到,想要根除賭博游戲機土壤,必須對賭博“利益鏈條”給予全鏈條打擊——從賭博游戲機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到為賭博游戲機經營者提供賭博違法犯罪活動場所者、從業人員以及“賭客”,都要深挖源頭,依法予以打擊處理,一追到底。

　　在涪陵警方公布的一起案件中,涉嫌開設賭場罪的犯罪嫌疑人邱某、出售機器的陳某、在賭場內負責收費和為“客人”上分的服務員梅某以及參賭人員秦某等人,均被警方依法處理。事后,警方還循線挖出一個改裝和生產賭博機的窩點,并一舉打掉一個賭博游戲機生產廠家、銷售體系、設賭團伙,徹底摧毀了一條賭博機產業鏈。

　　在當天銷毀賭博機后,涪陵區公安局治安支隊副支隊長王鐸告訴記者,此舉有力傳遞出警方根除賭博游戲機毒瘤的堅定決心。

　　通過打早、打小,迅速遏制了賭博游戲機蔓延空間,也增強了群眾舉報的動力。據統計,涪陵警方查處的賭博游戲機違法犯罪活動,80%以上為群眾舉報,95%以上屬于賭場開設不久即被查處。

　　篡改機器程序或涉詐騙犯罪

　　賭博游戲機與一般的娛樂游戲機有著怎樣的本質區別?用賭博機開賭場營利將可能涉及哪些犯罪?記者為此采訪了涪陵警方以及刑法學專家學者。

　　談到認定對象及原則,王鐸說,設置在娛樂場所內供他人娛樂的電子游戲機是賭博游戲機的認定對象。認定原則有三:文化部《游戲游藝機市場準入機型指導目錄》中準許進入市場的電子游戲機,準許博彩經營的電子游戲機“中福在線”,一般不以“具有賭博功能”進行認定；未獲得文化部門準入,或已經被公安部門收入《具有賭博功能的電子游戲機指導目錄》的電子游戲機,一般以“具有賭博功能”認定；準入機型或“中福在線”電子游戲機被單位或個人用于賭博或博彩經營,實現賭博,以“具有賭博功能”進行認定。

　　對于涉及老虎機、釣魚機的賭博違法犯罪行為,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規定,對于是否屬于賭博機難以確定的,司法機關可以委托地市級以上公安機關出具檢驗報告；司法機關根據檢驗報告,并結合案件具體情況作出認定；必要時,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檢驗人員出庭作出說明。同時,《意見》第1條規定,設置具有退幣、退分、退鋼珠等賭博功能的電子游戲設施設備,并以現金、有價證券等貴重款物作為獎品,或者以回購獎品方式給予他人現金、有價證券等貴重款物組織賭博活動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的“開設賭場”行為。

　　西南政法大學刑法學副教授丁勝明認為,游戲機和賭博機并非排斥關系,賭博機在概念上屬于游戲機的一種。至于何種游戲機構成賭博機的問題,參考部分地區的規范性文件,大致可以認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游戲機,應當認定屬于賭博機:具有押分退分、上分、加分功能的；具有退幣功能,或具有與退幣性質相同的充值、返點、返分等功能的；具有退鋼珠功能的；具有選定賠率、以小搏大功能的。

　　丁勝明表示,根據《意見》以及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規定,設置老虎機、釣魚機等游戲設備的行為,屬于“開設賭場”的行為,情節較輕的,可依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處罰,情節較重的,構成開設賭場罪。

　　重慶工商大學法學院教師公杰認為,我國刑法針對賭博行為的犯罪化問題并非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而是有選擇性的,并沒有將全部賭博行為類型完全犯罪化,這一點從立法規定中就可以得到證實。具體而言,我國刑法只把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行為規定為構成賭博罪。此外,規定了開設賭場的,構成開設賭場罪。

　　“可以說,我國賭博犯罪的刑事立法主要打擊的是賭博活動的組織者、開設賭場的賭頭以及以賭博為業的人。”公杰說。

　　此外,丁勝明介紹,雖然目前的規范性文件都將設置老虎機、釣魚機等相關的犯罪認定為開設賭場罪,然而,實際上相關犯罪分子基本上都對這些機器的程序進行過篡改,可以人為設置贏率。犯罪分子往往在起初將贏率設定為很高,讓客人嘗到甜頭、投入更多籌碼后,再逐級提高難度、降低贏率,從而獲得高額利潤。

　　“賭博從本質上講是一種隨機概率事件,是一種可以通過技巧提高贏率,但卻無法操縱的事件。如此看來,設置篡改過程序的老虎機、釣魚機等行為更加符合詐騙罪的特征。”丁勝明說。

　　賭博機認定復雜影響執法

　　談及賭博行為對于個人及社會的危害,研究法律社會學的江南大學法學院講師林茂認為,從微觀個體發展來看,賭博是個體對自我和社會認識出現偏差的表現。青年人為主的賭博機上癮者,寄人生希望于虛擬游戲,企圖通過虛擬游戲的盈利進而實現人生價值的思想觀念嚴重損害個體心理健康,網絡虛擬互動所導致的個體與實際生活的真人互動交往障礙,已經成為互聯網機器時代的通病,加之賭博本身對人意志力的摧毀,網絡賭博機對個人和社會危害無窮。賭博機玩家由于長期沉迷游戲忽視與周圍人在真實世界的互動與交流,在面對賭博所帶來的人身安全危險,缺乏足夠的自我保護及社會家庭支持,喪失基本的情感紐帶,這樣的個體在面對賭博導致的債務時,極易發生極端行為,從而導致越軌、失范等社會問題的產生,破壞社會穩定與和諧。

　　對于打擊賭博行為在執法及司法上存在的問題,公杰認為,相關理論研究中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需進一步加深,為立法、司法和公安機關執法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持。丁勝明也坦言,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賭博機犯罪團伙往往并不采取集中投放的方式,而是分散投放、無人值守,這樣一來,執法機關查處起來難度較大,大多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行政處罰了事。此外,由于細化規則的缺位,賭博機認定標準復雜,欠缺可操作的明確標準,這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執法活動。

　　“因此,針對賭博機犯罪高發的地區,執法機關應當重點打擊,特別是要著眼于打掉賭博機背后的犯罪團伙。同時,相關部門應當制定明確、細化的規則,比如通過規范性文件規定賭博機的認定標準,從而使執法機關的執法活動有據可依。”丁勝明表示。

　　對此,公杰也有類似看法。他表示,應組織聯合執法,加強綜合治理,工商、文化、公安等部門宜采取聯合執法形式,組織對游戲機廳、茶館、街邊店等可能存在賭博機賭博場所的專項檢查,并加大檢查力度,對存在無證經營、違法經營、放置賭博機等情況嚴格依法查處,重點查處游戲機房內可能存在的暗室以及可能存在切換功能的賭博游戲機。

　　除此之外,丁勝明還建議相關部門應當加強普法教育,讓老百姓認識到賭博機的本質和危害,認識到賭博機并非一般的游戲機而是一種賭博陷阱,從而在消費根源上斬斷賭博機犯罪滋生的土壤。（記者 戰海峰 通訊員 賈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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