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犬地方規定難落實執法部門不統一 需全國性立法

　　文明養犬需要全國性立法引導

　　養犬地方規定難落實執法部門不統一

　　養犬地方規定無法真正落實，源于兩個繞不過去的門檻，即執法部門不統一和執法人員不作為。一方面，責任劃分不明導致執法部門積極性不高，執法水平受限；另一方面，強制執法容易引發極端事件，執法人員在執法時存在顧忌，導致執法力度偏弱。

　　□　本報記者 　　蒲曉磊

　　□　本報實習生 　李珂

　　“我在北京的老師接診了一只食物中毒的狗，查不出有毒物質是什么，但根據中毒后的表現來推斷，很可能是誤食了異煙肼。”河北省石家莊市安諾動物醫院的醫生白昊突然意識到，用異煙肼毒狗的做法離自己這么近。

　　近日，微信朋友圈被一篇名為《遛狗要拴繩，異煙肼倒逼中國養狗文明進步》的文章刷屏。文中提到，異煙肼是一種用來治療結核病的常見藥品，對人體無害，卻會對犬只造成致命傷害，藥物會損害犬只的神經系統功能從而造成呼吸衰竭。此前，俄羅斯曾大規模使用異煙肼毒殺流浪狗。

　　文中提出的方法，很快就被人應用到了現實中。有媒體報道，8月初，北京世紀壇附近有寵物狗誤食被惡意投擲的毒香腸，僅15分鐘便毒發死亡。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支振鋒認為，異煙肼毒狗事件成為輿論熱點并非偶然，是社會對不文明養狗行為不滿情緒的一次大爆發，“不束犬鏈、不打疫苗、不登記注冊等不文明養狗行為，一直在激化著矛盾，發生這樣的沖突在所難免”。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董文蕙近日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推進文明養狗不能以暴制暴，必須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建議立法規范養犬人的行為，明確養犬人的看管義務，細化養犬人的法律責任。否則的話，人狗沖突會上升到人身攻擊，甚至引發更嚴重的治安犯罪事件。

　　養犬人應履行看護責任

　　在北京市朝陽區某小區對面的花園，到了傍晚，經常有附近的居民在這里散步，其中有不少遛狗的人。記者注意到，很多居民為了方便，往往不對犬束犬鏈，而是任由自家犬只隨處亂跑，很多路人見狀只能遠遠地繞道走開。

　　“我們家狗膽子小，見人都躲在我身后。”

　　“我們家狗特別乖，從來不咬人。”

　　“出來遛狗還不讓它撒歡跑，拴狗繩多憋屈啊。”

　　記者在小區花園內隨機采訪了幾位狗主人，他們講出了各自不束犬鏈的理由。

　　幾乎在每個養狗的地方，都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家住河北省邯鄲市的薛文倩，前不久被鄰居家的泰迪犬咬傷，打了五針狂犬疫苗，花了將近四百元錢。在此之前，薛文倩曾經被流浪狗咬傷過一次，痛苦的經歷給她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陰影，從那以后見了狗都躲得遠遠的，但她怎么都沒想到，會在自己住的小區被狗咬傷。

　　對于死亡率幾乎是100%的狂犬病，薛文倩的恐懼并不難理解。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新的統計，2017年全國狂犬病發病數為516人，死亡502人。

　　董文蕙指出，因為不束犬鏈而導致犬只咬傷他人的現象很常見，但不少狗主人卻不認為這是一個違法事件，不愿賠償或者僅僅賠償狂犬病疫苗的費用，即便通過法院訴訟獲得賠償醫療費，數額也不高，更沒有一起因狗咬死他人而引發刑事訴訟的案件。

　　“當事人只有因被咬傷產生大量醫療費用且寵物主人拒絕賠償的時候，才會選擇走訴訟程序。一般情況下，由寵物引發的矛盾不會和法律產生交集，這與當事人的法律意識淡薄有關。”董文蕙解釋道。

　　對此，董文蕙指出，養犬人有看管犬類的法律義務，應當嚴格履行看護責任，一旦失責而導致狗傷害他人就應負法律責任。

　　正如董文蕙所說，我國的相關法律中也有相應規定，例如，侵權責任法專門設立了“飼養動物損害責任”章節，其中規定，違反管理規定，未對動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投放異煙肼或擔刑責

　　董文蕙直言，異煙肼事件能夠掀起如此大的波瀾，究其根本還是不文明養狗現象太多。部分民眾深受其擾卻求助無門，在法律缺位的情況下，異煙肼的出現，猶如一粒火星一樣，引爆了這些人早已積蓄多時的不滿情緒。

　　支振峰同樣認為，大部分養犬戶做不到給狗拴繩、打疫苗、登記注冊，不文明養犬得不到規范與懲處。長此以往，矛盾不斷累積，任何一個沖突點都可能引起大家的焦慮、不安和憤怒，異煙肼事件就像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外，部分愛狗人士非法聚集并以極端手段進行社會活動，甚至對他人的生命、財產造成威脅，也是造成社會大眾反感養狗的重要原因。”支振峰補充說。

　　在董文蕙看來，異煙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惡犬傷人的現實困境。而且，投放異煙肼毒殺犬類是私力報復，需承擔法律責任。

　　董文蕙說，盡管不束犬鏈的狗在公共場所逗留、奔跑具有傷人的危險，但飼養犬只的主人對狗具有所有權，亦即狗具有財產屬性，毒殺狗的行為侵犯了狗主人的財產權。

　　“在狗購買價格不高的情況下，毒殺狗的行為構成民事侵權，需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如果狗的價格昂貴，故意投放異煙肼毒殺狗的行為，則可能構成刑法上的故意毀壞財物罪，需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董文蕙說。

　　董文蕙同時強調，在失去控制的惡犬圍撲、撕咬人類等危險的情形下，將狗現場打死或者投放誘餌將其毒死，屬于實行正當合法的“緊急權”，無需為此承擔任何責任。

　　事實上，我國并非沒有養犬規范，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都出臺過養犬管理規定，濟南創造性地提出“養犬積分制”、西安規定3次遛狗不拴繩就會被列入“黑名單”……然而這些規定往往成為一紙空文。狗主人養狗對管理規定常常無視，甚至懷有抵觸情緒。

　　河南省平頂山市的張星雨，有一只養了12年的博美犬，她和家人每次出門遛狗前都會仔細檢查束犬鏈是否牢固，這不僅是為了照顧其他人的感受，也是為了狗的安全著想。在她看來，養狗的問題沒必要上升到法律層面，也不好操作，“有人來查的話，就把狗藏在家里，等風頭過了，再出來遛”。

　　對于這一觀點，董文蕙并不認可。董文蕙指出，不文明養狗行為、其他群體與養狗者之間沖突等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根本原因正是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雖然不少地方出臺了相關規定，但基本上都只是設立義務卻不涉及懲罰或懲罰力度不足。

　　建議進行統一立法

　　在董文蕙看來，投放異煙肼毒狗的方法并不可取，但仍然在社會上引起了眾多人的共鳴，這足以凸顯出雙方矛盾的尖銳程度。因此，為了徹底解決這種問題，相關立法工作必須抓緊進行。

　　“狗咬人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就會上升到養犬人與反對者之間的人身攻擊，更有甚者還會引發暴力沖突，進而造成嚴重的治安犯罪事件。所以說，這不是一件小事，不能被忽視，必須在法律范圍內解決。”董文蕙說。

　　董文蕙認為，狗的問題其實是人的問題，解決養狗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規范養犬人的行為。

　　“目前，相關法律法規對養犬人的處罰力度過輕，幾十元甚至上百元的罰款顯然不會對養犬人造成實質性的打擊，因此必須加大對養犬人的處罰力度，提高法律的威懾力。”董文蕙說。

　　支振峰認為，養犬地方規定無法真正落實，源于兩個繞不過去的門檻，即執法部門不統一和執法人員不作為。一方面，責任劃分不明導致執法部門積極性不高，執法水平受限；另一方面，強制執法容易引發極端事件，執法人員在執法時存在顧忌，導致執法力度偏弱。

　　“養狗問題到底歸誰管？是公安部門還是城市管理部門？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說法，而養狗問題涉及千家萬戶，治理需要配備很強的執法力量，但就目前來說無論是從經費、裝備還是人員都做不到。而且執法容易引起執法人員和養狗戶之間的沖突，因此很多執法者不敢強制執法，索性放任自流。”支振峰說。

　　對此，支振鋒建議進行統一立法，解決上述問題。

　　“養犬問題屬于地方事務，由地方進行立法，但在各地進行地方立法的基礎上，可以考慮由國務院出臺行政法規，明確統一的管理部門、增加人員和經費、虐待犬只行為的處罰細則等內容，從而對養犬涉及的共性問題、原則問題進行規范，有利于各地遵照統一執行。”支振峰說。

　　董文蕙則建議，我國可以借鑒英美國家制定惡犬法案的成功經驗，針對養狗問題出臺全國性統一管理規定，同時頒布實施細則。

　　英國于1991年頒布施行《危險犬類法案》并于2014年修訂，嚴懲未履行看護責任的狗主人。在美國《飼養動物管理法》的體制下，狗作為一種特殊的財產，狗主人在飼養狗的過程中被強制設定了系列義務，比如辦理狗執照、注射狂犬病疫苗、外出時必須佩戴狗鏈和口罩等。

　　“因此，應當在法律中作出規定，將束犬鏈、打疫苗、辦理養犬證等作為養犬人的基礎義務，強制執行。對于不文明養犬造成的事故，不僅要求養犬人承擔民事責任，對造成嚴重后果者還要追求其刑事責任，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震懾漠視他人安全、不負責任的養犬人。”董文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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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在1991年頒布施行《危險犬類法案》，并于2014年重新修訂。法案強調狗主人對狗的看護責任。惡犬傷人，狗主人將面臨最高刑罰5年的有期徒刑；惡犬傷人致死，狗主人可能面臨最高14年的牢獄之災。

　　在美國，基本上所有的州都通過了各自的《惡犬法案》，明確提出對傷人的惡犬及其主人要嚴厲處罰，狗主人不僅要承擔罰金，甚至可入獄。

　　俄羅斯出臺規定禁止犬類出入幼兒園和醫院等特殊場所。此外，將狗的危險程度分為紅、黃、綠三個等級，紅色表示具有攻擊性，陌生人請勿接近；黃色表示較為溫和，需要保持距離；綠色表示危險性小，可以接近。為方便路人辨識，狗外出時必須佩帶相應顏色的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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