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開放40年“中國硅谷”煉成記

　　【編前語】38年來，深圳經濟發展滾滾向前、洪流不息。最寶貴的經驗之一，就是不斷改革和創新，百姓因此受益。現在的深圳，繁華、創新、包容、年輕……這些浮現在你腦海里的“詞匯”，背后蘊含著哪些敢闖敢試的故事？深圳人血管里流淌的創新DNA有怎樣的生命張力？深圳新聞網推出”見圳“專欄，用小切口和小角度，去發現并揭秘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挖掘時間的精彩沉淀，共同見證深圳大發展的精彩。歡迎你把更多的改革故事和經歷分享給我們（電話：83521468，郵箱：xinwenbu@sznews.com ）。

　　劃重點：

　　“創新只有第一、沒有第二。要始終把創新作為城市發展主導戰略，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全過程創新生態鏈，依法實施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打造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創新創意之都。”——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

　　“我們的客戶在這里，我們供應鏈的伙伴也在這里。整個產業就像一個溫泉，我們自然愿意享受它帶來的溫暖和礦物質。所以我們選擇扎根在這樣一個地方。”——米唐科技創始人宋少鵬

　　“我記得那個年代，一貨難求，很多采購員都千里迢迢從全國各地來華強北找半導體器件，很多人購得所需的器件后不忘握著我的手說， ‘謝謝你，小伙子！為我們解決了問題。’”——深圳市金城微零件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桂豐

親歷者講述深圳變化

1984年4月，深圳特區俯瞰（攝影：袁芩/FOTOE）。

下為如今的深圳市福田CBD（攝影：劉慶康）。

　　“深圳一直是走在技術創新的最前沿，深圳的發展代表了中國經濟蓬勃向上和未來的趨勢。”7月27日，日本眾議長大島理森在深圳開啟了他稱之為“學習未來”的旅程。這是時隔25年后，大島理森對深圳的第二次訪問。他用了“挑戰、創新、勇氣”來描述今天他眼中的深圳。他坦言，此次中國之行除了北京之外特別選擇了西安和深圳，訪問西安是為了學習歷史，而造訪深圳則是學習未來。

　　8月26日，是深圳特區建立三十八周年紀念日。38年前，深圳科技資源幾乎為零，沒有一所大學，沒有一家科研院所；38年后的今天，深圳在4G及5G技術、超材料、基因測序、石墨烯太赫茲芯片、柔性顯示、新能源汽車、無人機等科技創新領域處于世界前列，誕生了騰訊、華為、大疆等世界級的科技明星企業。

　　這個驚人的轉變是如何實現的？答案是不斷地創新：布局的大膽前瞻，制度的不斷變革，技術的緊跟乃至超越。

　　從“三來一補”到華強北中國電子第一街

　　深圳市前副市長唐杰曾把深圳的持續產業升級比喻為“一個‘爬鍋底’的過程”：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時期，到以華強北為代表的模仿創新時期，再到創新科技之城的崛起。正是在“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浪潮下，深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為全國深化改革提供了許多可復制推廣的好經驗。

　　改革開放初期，深圳沒有技術、沒有設備、沒有資金，發展掣肘。但憑著當時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以及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深圳打開了機會的大門。

　　第一批北上辦廠的港商馮志根回憶，當時香港人工（工資）比較貴，每人每天要100元，盡管如此，3000元的月薪也很難找到人。這讓很多港廠很為難——接了單，沒人做怎么辦？因此很多港廠在找出路。

1985年，廣東深圳，外來打工妹的宿舍。（攝影：朱憲民/FOTOE）

　　這造成了深圳早期“三來一補”企業的繁榮。1987年，深圳出口貿易已經在全國大中城市的出口總額序列排第三位，1992年則躍居第一。“三來一補”為深圳早期經濟的發展和以后的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但很快，“三來一補”企業的高能耗、高污染等后果顯現出來，產業轉型勢在必行。1993年底，在時任市委書記厲有為主導下，深圳出臺決議，停止登記注冊新的“三來一補”企業。特區內已辦的“三來一補”加工業，屬于污染環境的，堅決遷走。

　　1995年7月，深圳召開全市科技大會，提出貫徹全國科技大會精神，實施“科技興市”戰略，把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作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確了信息產業、新材料、生物技術為今后發展的三大支柱產業。

　　正是得益于這提前于其他城市將近10年的前瞻布局，深圳逐漸建立起了高科技產業基礎，同時也開始了產業的第一次升級。

　　上世紀90年代，正逢日本、美國、中國臺灣的電子產業向外轉移，而深圳的產業升級規劃和發展高新技術的布局，正好與此不謀而合，這也成就了華強北為代表的模仿創新時代。

　　1985年，電子工業部在深圳成立了深圳電子集團，1988年改名為賽格電子集團，并在華強北的賽格工業大廈，設立了全國第一家專門銷售電子元器件的電子產品交易市場——賽格電子配套市場。由于填補了市場空白，內地和香港的廠商聞風而至，規模急速膨脹。在最繁榮的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這里匯集了700多家商場，日客流量近百萬人次，年銷售額260億元以上，一度被視為中國電子行業的“風向標”和“晴雨表”，華強北也因此被稱為中國電子第一街。

2004年4月，深圳市華強北路的賽格廣場熙熙攘攘的人群（攝影：劉朔/FOTOE）

　　那個年代，三尺柜臺走出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的神話不斷上演，懷揣發財夢的淘金者摩肩接踵，從全國各地奔赴這里。

　　朱桂豐就是其中的一個。1998年，剛大學畢業的他帶著激動和緊張的心情在這座城市落下腳。用他的話說，在踏上這片熱土的那一刻，這座高速發展的城市在他眼里就像一個漩渦，“如果能跟得上漩渦的節奏甚至超越它，我就可能是漩渦上的弄潮兒，如若不然就會成為漩渦中被淘汰的一份子。”

　　伴著這份緊迫感，他一頭扎進了熟悉的學科——半導體行業，在當時人山人海的華強北三尺柜臺開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那時的他每天都會接觸到形形色色前來采購元器件的工程師，“我記得那個年代，一貨難求，很多采購員都千里迢迢從全國各地來華強北找半導體器件，很多人購得所需的器件后不忘握著我的手說， ‘謝謝你，小伙子！為我們解決了問題。’”朱桂豐就在這里，開出了自己的一單單生意，積累了大量優質的客戶。如今，他開設了自己的企業，創辦了自有品牌，立足澄海、中山、深圳三地發展，產品遠銷印度、巴基斯坦等國。

　　和朱桂豐一樣，見證了華強北“三尺柜臺”奇跡的還有合科泰有限公司負責人沈志堅。入行初期，合科泰主要以貼牌銷售為主。但這樣的銷售方式，弊端很快就顯現出來，比如產品交貨時間難以保證，產品質量無法保障。直到2010年，這一模式被打破，當時公司領導層決定自主生產元器件，公司從貼牌脫胎而出成功轉型，走上了自主發展的道路。

如今的華強北。圖源：華強電子世界

　　回憶公司的一路成長，沈志堅表示，“如果沒有華強北電子一條街，相信我們國家的封裝技術不可能得到如此迅速的提升。”在談及華強北與電子元器件企業的關系，沈志堅用了“唇齒相依”這個詞。“那個年代，正是華強北提供了一個大平臺，很多元器件企業才有可能迅速成長，很多頗具規模的元器件企業都得益于華強北這片土地的滋養。而華強北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能名聲大噪，也離不開這些有為的企業。”

　　提早十年搭上全球IT產業鏈的快車

1984年，深圳布吉鎮壓寶聲電視機廠，顯像管生產線。（攝影：潘其華/FOTOE）

　　“你無法想象，當年每天有十萬輛貨柜車轟隆隆地通過深圳市區拉到香港，而整個城市的運作卻幾乎不受影響”，著名學者金心異難掩激動，“上世紀九十年代，臺灣的電子產業也開始向大陸分撥，就是利用了香港已經建立起來的珠三角東岸商業網絡，包括原材料、銷售網絡、全球技術聯系，也包括完善的物流體系。”

　　在金心異看來，深圳很“幸運”地提早十幾年就跟全球電子產業體“掛上了鉤”，成為了全國最早接觸全球十萬億美元級產業的城市。放眼全球，電子制造業發展要尋找成本洼地，中國很幸運地迎來了改革開放，迅速跟全球的電子產業建立了聯系。而對于深圳更加幸運的是，“經濟特區”的大環境使得深圳獲得了發展先機。

1995年5月，深圳街頭的索泰（SOTEC）筆記本巨幅廣告。（攝影：石寶琇 /FOTOE）

　　21世紀初，深圳再次迎來了產業升級的關鍵節點。

　　彼時對于GDP和高科技選擇的討論不絕于耳。深圳給出了堅決的答案：建設自主創新型城市。不追求短期GDP，繼續加碼科技創新。自此，深圳從輕工制造業正式轉向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軌道。

　　產業迎來再次升級，對于像宋少鵬這樣具有國際視野和能力的技術人才而言，深圳是個“有夢可期”的地方。宋少鵬2002年碩士畢業于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專業，畢業的時候，UT斯達康、以色列Zoran、微軟都向他遞出過橄欖枝，他選擇了專業更對口的Zoran。

　　Zoran中國公司的Base正是在華強北一帶，他見證深圳電子行業的若干次爆發，從DVD、MP3、手機、智能手機到平板，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早期產品。而他本人，在經歷了多行業領先的大公司后，終于完成了自主創業的“一躍”，方向是AI語音交互。

　　因為工作原因，宋少鵬常年在深圳、美國硅谷、歐洲、以色列和日韓等地來回跑，也“跑”出來不少心得。他發現，無論是地理、人文、政治經濟環境，深圳和硅谷都有著DNA級別的相似。

　　然而，深圳也有著獨特的DNA——完整的產業鏈。“改革開放在過去40年中，所積累的整個電子產業相關的研發、生產和制造的產業鏈，這是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這也正是宋少鵬選擇留在深圳的理由，“我們的客戶在這里，我們供應鏈的伙伴也在這里。整個產業就像一個溫泉，我們自然愿意享受它帶來的溫暖和礦物質。所以我們選擇扎根在這樣一個地方。”

　　6個“90%”的深圳模式

　　1998年，馬化騰、張志東、陳一丹、許晨曄和曾李青五個20多歲的青年，在華強北賽格科技創業園的一棟坐北朝南的老房子里，開始了他們創業生涯。這是一間借來的辦公室，面積只有30多平方米。公司注冊名為騰訊，主要業務是網絡通訊。

　　創始人之一的張志東回憶說，有一天，他跟馬化騰在辦公室里暢想騰訊的未來，他們做了“一個三年規劃”——三年后，騰訊的員工將達到18人。

　　他們沒有想到的是，20年后，這家公司竟然成了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2017年，騰訊的收入達到驚人的2377.6億元。在資誠（PwC）會計師事務所6月29日發布的《2018全球市值百大企業排名》分析報告中，騰訊躋身全球最大市值企業前10名，名列第5。

　　1985年，深圳的深南大道仍然是一條狹窄的柏油路，路上車輛稀少。如今騰訊等知名科技企業總部都在這條路周圍。（攝影：安哥 /FOTOE）

　　“中國創新看深圳，深圳創新聚南山”。作為深圳科技創新的重鎮，南山區目前有接近3000家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每一個10年，每一波產業浪潮，南山都有代表性的創新企業出現。”南山區區長王強曾自豪地對媒體說，家電時代的康佳，手機時代的科健，智能時代的華為、中興、酷派，互聯網時代的騰訊等知名企業，都選擇在南山發展。近年來，則是大疆創新、優必選、柔宇、光啟等一大批先進制造業企業。

　　在深圳，創新發展不止于一個產業領域的創新，而是從單一創新上升到集成創新，從部門創新上升到系統創新，從產業創新上升到全面創新。

　　2006年，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汪滔帶著在RoboCon亞太大學生機器人大賽中獲獎的飛控系統研究，在深圳一間不足20平米的倉庫開始了“飛控系統商業化”的創業歷程。

　　僅僅只用了11年的時間，2017年，這間名叫大疆的公司就完成了銷售額從0到180億元的征途，成為占據全球消費級無人機70%市場份額的獨角獸。

圖為720°視野看深圳福田中心區。科技的進步，讓我們能從另一個視角去看深圳。

　　在金心異看來，國內創新科技無非兩種模式：北派模式、南派模式。“北派模式的典型就是北京的中關村模式，以政府主導，推動大學、科研院所跟產業作對接；南派模式就是深圳模式，更強調市場的作用。”

　　而深圳的數據，證實了他的這一論斷。在深圳，有6個90%之說：90%的創新型企業為本地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研發投入源自企業，90%的專利產生于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的重大科技項目由龍頭企業承擔。企業和市場，在科技創新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謀劃更遠的未來

　　無論是在制度創新的突破中，抑或是在產業轉型的規劃中，政府無疑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縱觀改革開放40年時間，每一次重要的產業轉型升級深圳都找到了定位、踩準了節拍，這離不開決策層的居安思危和高屋建瓴。

　　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潮流和趨勢，深圳在謀劃更遠的未來。

　　創新只有第一、沒有第二。王偉中表示，要始終把創新作為城市發展主導戰略，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全過程創新生態鏈，依法實施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打造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創新創意之都。

　　基礎研究和源頭創新不足，成為深圳未來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2017年，為了加大基礎研究布局，深圳將“十大行動計劃”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設立十大基礎研究機構；組建十大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實施十大重大科技產業專項；打造十大海外創新中心；建設十大制造業創新中心；規劃建設十大未來產業集聚區；搭建十大生產性服務業公共服務平臺；打造十大“雙創”示范基地；推進十大人才工程。

　　人生四十不惑，而馬上迎來“不惑之年”的深圳，才剛剛進入風華正茂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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