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10年來,電信網絡詐騙頻發,老百姓深受其害。電信網絡詐騙具有較強的地域性特點,有7個地方被公安部列為重點整治地區。經過兩年多有效打擊與綜合治理,反電信網絡詐騙取得顯著成效,多個地方已經摘牌。本報從今日起推出“重點整治電信網絡新型犯罪”系列報道,記錄政法機關為打擊電信網絡詐騙付出的艱苦努力,以及一些地方由亂到治的蝶變過程,敬請關注。
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2016年7月4日,家住山東省泰安市的蘇某接到“東北黑社會老五”的電話:“知道嗎,你在當地得罪了一個人,如果你不想你和你家人缺胳膊少腿,你出錢,我可以出面幫你平事……”
電話中“老五”的口氣兇狠無比,害怕的蘇某分兩次向對方提供的銀行賬戶共匯款3萬元。蘇某不知道,這個所謂的“老五”其實只是一個來自河北省承德市豐寧縣的騙子。
像這樣冒充“黑社會”進行電話敲詐勒索的案件,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點,其中重災區之一就是河北豐寧。2015年11月,豐寧縣被公安部列入全國7個電信網絡新型犯罪掛牌整治的重點區域。
經過一番專項整治行動,2017年11月,經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聯系會議辦公室研究決定,豐寧縣打擊整治電信詐騙成效顯著,予以摘牌。
電話敲詐勒索犯罪案件具有哪些特點?打擊這類犯罪有哪些困難?兩年的時間里,當地采取了什么整治手段,取得了哪些效果?《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深入了解。
重打
2016年6月中旬,在豐寧縣城開“黑車”的劉某苦于不怎么賺錢,想找條掙大錢的路子,于是來到張家口市張北縣,找到了在那里通過撥打電話勒索錢財的外甥張桂春,投奔入伙。彼時,張桂春干這行已有一年的光景。
2015年8月至10月,豐寧縣人張桂春通過網絡搜索聯系賣家的方式,先后購買了公民個人信息單、手機卡和4張銀行卡,開始在張北地區撥打敲詐電話。2016年5月后,閆某某、楊某某、劉某先后加入,4人組成詐騙團伙。
張桂春等人按照購買的公民個人信息打電話,稱自己是“東北黑社會”的“老五”,告訴對方得罪了人,以有人雇其報復為由恐嚇對方。如果被害人信以為真,他們便將事先準備好的銀行卡號發送給對方,并表示如被害人能支付一點“酒水錢”,他們就可以幫忙破財免災,否則就會報復被害人。
張桂春等人的套路并不新鮮,這也是手機敲詐勒索犯罪的通用手段。
2016年8月“徐玉玉案”發生后,張桂春等人害怕出事停止了敲詐活動。盡管如此,2016年11月到2017年年初,4人相繼被公安機關抓獲。
今年7月,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張桂春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并處罰金15萬元;其他3人分別獲刑6個月到1年不等,并處不等罰金。
據介紹,從事手機敲詐勒索的人員主要來自豐寧縣西官營鄉、選將營鄉的5個村莊以及相鄰的兩個隆化縣的村莊。這些村莊地理位置較偏僻,上世紀90年代初,當地不少村民到北京謀生,在北京市朝陽區一帶圖書批發市場打工。在工作中,一些人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給各個單位打電話推銷圖書。對于不愿支付書錢的單位,他們就打電話辱罵威脅對方,看到有時竟然也能奏效,這些人干脆不再賣書,只打電話進行威脅。
豐寧縣公安局相關負責人介紹,當地手機敲詐勒索犯罪分子的年齡大都在20歲到45歲之間,基本都冒充“東北黑社會”,撥打受害人電話,稱對方得罪了人,威脅受害人破財消災。“因為南方地區有口音,犯罪分子聽不懂,成功率低,他們撥打的電話基本都分布在北方地區。”這位負責人說。
2015年11月,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及公安部將豐寧列為重點區域,掛牌整治。豐寧縣公安局隨即抽調精干警力成立打擊電信網絡違法犯罪專業大隊,開展專項整治行動。
事實上,早在被掛牌之前,打擊手機敲詐勒索犯罪就一直是當地警方的一項重點工作。記者從河北省公安廳獲取的數據顯示,2009年6月起,承德警方集中打擊專項行動就在豐寧拉開序幕,截至2015年12月,承德警方共破獲手機敲詐勒索案件3700多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68人,涉案金額1100多萬元,繳獲手機770多部、手機卡2100多張、銀行卡580多張,受害人信息多達12萬余條。
豐寧縣公安局電信詐騙偵查大隊梳理發現,此類犯罪呈現出“五個外地”的規律特點,即本地不法分子流竄至外地、在外地購買作案工具、在外地實施作案、敲詐勒索外地人、在外地取款,針對此制定了“追出去打”的工作思路。
與此同時,豐寧縣形成了舉全縣之力開展打擊治理的工作態勢,國務院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同志深入豐寧縣重點鄉村,一線督導指導專項行動,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抽調精兵強將,開展專項行動重拳打擊手機敲詐勒索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沒有明確要求縣級層面成立反電信詐騙中心,但豐寧縣仍率先成立了縣反電信詐騙中心,使得打擊治理電信網絡違法犯罪工作進一步走上規范化軌道。
在專項行動中,警方打掉手機敲詐勒索犯罪團伙12個、窩點12個,破獲電信詐騙案件867起,抓獲犯罪嫌疑人80人,收繳手機142部、手機卡421張、銀行卡160張、非法個人信息825萬余條。
斷鏈
按理說,手機敲詐勒索的作案手段并不高明,可犯罪分子卻屢屢得逞,其原因之一在于,犯罪分子掌握到的公民個人信息真實詳盡,讓接到電話的受害人不得不信、不得不怕。
2016年上半年,山東日照的丁某某、山東菏澤的宋某某、山東商河的楊某某、山東濟南的王某某先后被張桂春等人敲詐,分別向其匯款3000元至6000元。
讓這些受害人感到害怕的是,電話另一端的“老五”不僅直接報出了他們的姓名和住址,而且還知道其本人或者妻子的生產醫院信息,連王某某剛出生孩子的姓名也一清二楚。
在打擊手機敲詐勒索案件過程中,豐寧警方查獲大量手機、手機卡、銀行卡和個人信息,犯罪分子就是利用這些實施詐騙的。“一部手機最便宜38元,一張手機卡30元,一張銀行卡最低200元,個人信息按不同地區、不同行業論條購買。”豐寧縣公安局一位辦案民警說。
豐寧警方已破獲的手機敲詐勒索案件中,受害人中不僅有普通百姓,甚至還有知名商人和高級干部,這些個人信息的流出渠道五花八門。“學校、4S店、保險公司、各類會議,都有人為了牟取私利,對外銷售個人信息。”辦案民警介紹,這些信息的價格也差距很大,“便宜的一條幾分錢,住在北京二環以內的個人信息較貴,一條5元。”
辦案民警告訴記者,受騙者的社會關系大都相對復雜,在“黑社會”的威脅下,往往會一時思維混亂。“山西一個礦主,正好與其他人有糾紛,接到威脅電話后,認為是對方雇人收拾他,很快就同意支付100萬元花錢消災,并且立馬匯出10萬元”。
2015年11月,豐寧警方抓獲一個5人詐騙團伙,查獲的信息令警方大吃一驚:犯罪嫌疑人手里掌握了北京、天津兩地6個中小學校學生及學生家長的手機號、家庭住址等詳細信息,還有知名商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個人信息。經查,名單中的許多家長都接到過威脅電話,北京市一家老字號商鋪的老板被敲詐了10萬元,國內一家知名電商的老總也被敲詐了10萬元。
豐寧縣公安局辦案民警坦言,犯罪分子作案時使用的手機卡、銀行卡在許多地方都可以成批購買,手機卡通常都是由網絡虛擬運營商發放的170號段手機卡,不少用于購買手機卡的身份證,都是一些商戶利用市民在購買其他商品或辦理其他業務時的身份證復印件。
銀行卡同樣能批量購買。“不少大學生為了掙零花錢,會用自己的身份證到銀行辦卡,一張銀行卡的費用最高10元,但轉手就能賣200元。”辦案民警說,這些銀行卡大多數通過卡販流向了從事電信網絡詐騙的人員手里。
在采訪過程中,多位民警告訴記者,如果買不到手機卡、銀行卡、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分子就不敢從事這個行業。要想從根本上鏟除電信網絡新型犯罪行為,除了警方努力外,電信、金融等部門也要加強監管。
2015年11月后,豐寧縣多次組織縣內電信運營商、金融部門和商業銀行,嚴格落實實名登記工作制度,要求其配合公安機關開展案件偵查,集中開展了電信市場整頓和整治“黑卡”等專項行動,2013年9月1日之前入網使用通信服務用戶的實名補登工作全部完成,銀行開戶的相關硬性規定得以落實。
清源
被掛牌之前,雖然承德警方開展的集中打擊專項行動抓獲了一大批涉案人員,相關案件數量一時得到控制,但一直屢禁不止,原因就在于一些犯罪分子抱有僥幸心理繼續從事手機敲詐勒索。
張桂春團伙中,除了閆某某外,其他3人都是豐寧縣人。閆某某雖出生于內蒙古,但也在很久前就在豐寧從事手機敲詐勒索,并在2010年5月因犯敲詐勒索罪被法院判處3年有期徒刑,刑滿出獄后不思悔改、重操舊業。
記者在豐寧縣了解到,詐騙分子騙來錢財回到村里買車買房,吸引了一些年輕村民陸續參與進來。2006年前后,當地一肖姓農民通過撥打威脅電話的方式,敲詐錢財30多萬元,竟然在當地傳為“美談”,眾多村民找到肖某要求加入。同時,為了逃避警方打擊,這些人的反偵查能力也越來越強。
“為了逃避警方偵查,他們會開車四處游蕩,兩三個人一伙兒,一邊游玩,一邊打電話。”一位辦案民警告訴記者,家住豐寧的犯罪分子基本都不在本地作案,一般也不住賓館,住的都是日租房,“不用身份登記,交錢就可以入住”。
盡管警方一直沒有放松打擊力度,但令辦案民警困惑的是,幾乎所有被騙的受害人都沒有在第一時間報案,有的甚至選擇不報案。“有的受害人打款給犯罪分子后,犯罪分子見打款痛快,還會進行追加,行話叫做‘追單子’。”一位民警告訴記者,在破獲的一起案件中,受害人一山西煤礦老板被犯罪分子追加至21萬元才肯收手。
豐寧縣公安局相關負責人說,犯罪分子在敲詐成功后,就會直接把手機、手機卡和銀行卡損毀,加上有的受害人不愿承認曾經上當,造成許多案件無法定案,一定程度上縱容了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
記者了解到,在張桂春等人敲詐勒索案審理過程中,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張桂春涉案金額293411.95元;閆某某涉案金額31266.17元;劉某、楊某某涉案金額30266.17元。然而,法院最終認定,張桂春敲詐勒索犯罪金額107354元,其他三人共同犯罪金額3600元。
之所以差額巨大,案判決書中表述,是因為沒有被害人相關陳述,無法查詢到被害人信息,被告人也無法針對具體案件進行詳細供述而沒有認定。具體來說,公訴機關的證據是被告人供述、犯罪使用的銀行卡銀行賬戶交易記錄和憑證、公安機關的工作說明,但有個別被害人否認自己被騙,現有證據無法明確認定犯罪對象、準確認定犯罪事實。
手機敲詐勒索案件的審理中,由于核定的贓款數額往往要遠低于實際發生的數額,不少犯罪分子在刑期結束后會繼續作案。“他們覺得犯罪成本很低,即使坐兩年牢,詐騙的錢財也遠比出去打工要多。”上述負責人說。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豐寧縣積極吸納重點鄉村外出人員回鄉就業,引導群眾合法致富,穩步提高群眾收入和生活質量,從源頭上鏟除此類違法犯罪滋生土壤。
據了解,豐寧縣重點鄉籌資4000多萬元,在重點村建設實施了張承高速沿線農家游、“5個千畝”基地、2個合作社豬羊養殖等產業項目,先后安置閑置農村勞動力900多人,使每戶年均增收1萬余元。同時,相關村由市縣部門進行精準幫扶脫貧,進一步加快重點地區產業脫貧步伐。
統計數據顯示,豐寧警方開展專項整治行動至2017年11月摘牌前,全國共發“冒充黑社會電話敲詐勒索案件”20起,此類案件發案數同比下降90%以上,各地抓獲豐寧籍犯罪嫌疑人同比下降50%以上。
至此,“電信網絡新型犯罪掛牌整治重點區域”的帽子戴了兩年后,豐寧縣成功摘牌。記者 周宵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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