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改革開放40年穿著變遷：從攤頭裁衣到3D制衣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的生活發生了巨變——從衣食住行到文娛消費，每個人都切身體會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福祉。從今天起本版將推出“親歷變遷”欄目，用光影記錄普通百姓生活變遷，反映經濟建設取得的非凡成就，展現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信心。

　　從個體裁縫、服裝銷售、辦廠制衣，到創立海派旗袍品牌，上海蔓樓蘭企業發展有限公司創始人裘黎明全程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上海人穿著的變化，并順勢而為地成就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瞅準商機：丟下鐵飯碗、擺起縫紉攤

　　生于上世紀60年代初的裘黎明，笑稱“一出生就趕上了缺衣少食的三年自然災害”。那時候，男女老少都是一身藍黑灰的卡其布。誰有件絨布大翻領上裝，再配條收口的線褲，或者的確良襯衫口袋里放包牡丹牌香煙，就算“有腔調了”。

　　家里孩子多，裘黎明小時候穿的大多是哥哥的舊衣服。褲子短了，用顏色相近的布料接上一段還能湊合一陣。好不容易輪上穿件新衣，為了耐磨多穿些時日，母親還要在褲子膝蓋處來回絎上線，就像補丁一樣扎眼。

　　上世紀80年初，裘黎明學校畢業被分配到機電廠當學徒，每月工資只有十幾元。生性不安分的他發現，上海人精打細算，為了省點手工錢，不少人會買布料請裁縫裁好褲樣，再自己回家縫制。個體裁縫裁一條褲子7角錢，一天裁上20條，收入就趕上工廠一個月工資了，是個“來錢的活”。和母親一說，卻討了罵，放著好好的國營單位“鐵飯碗”不要，擺啥攤頭！裘黎明帶母親去裁縫攤，看到顧客盈門，又經不住兒子好說歹說，母親才松了口。

　　跟師傅學了個把月，裘黎明在上海虹口一家書場改建的市場里租了個攤位，進面料、裁褲樣、迎客人，樣樣事情自己來。他的精明能干被附近國營百貨商店的領導看在眼里，主動找上門來，將一家經營不善的電器店交他承包。裘黎明將電器店改成服裝店，從全國各地進貨銷售。彼時，福建等東南沿海的私營服裝企業緊盯香港流行駁樣仿制，雖質量常被詬病，卻領風氣之先。

　　需求升級：從單品流行到時尚個性

　　1988年，社會上掀起一陣“搶購風”。“那時候，真是什么東西都好賣”，裘黎明第一次見識了老百姓消費需求的釋放。因為好貨難求，裘黎明索性在地下防空洞里辦起了制衣作坊，自己設計、生產和銷售。幾年后，作坊搬到浦東升級成工廠，其自有品牌服裝也走進了南京路、徐家匯的大商廈。

　　上世紀90年代初，服裝行業逐漸有了流行的概念，但產品停留在同質化階段。服裝面料以化纖為主，以廉價取勝。裘黎明記得，自己廠里一款最暢銷風衣的售價是29元8角。

　　“當時，走的是單品跑量的路線，一個爆款的銷售量輕輕松松就過10萬。”上海流行過一款叫“高姿衫”的腈綸長袖打底衫，所謂款式變化僅僅是領子的長短——半高領或者翻領，再配上十幾種不同顏色。“好賣到什么程度呢？店員不需要招呼，把衣服堆在柜臺上，顧客自己挑三種顏色到賬臺結賬。”類似爆款，還有后來成為時尚人士嘲諷對象的踏腳褲。

　　匆匆數年，新世紀來臨時，城市百姓突然發現，不再發愁沒衣穿，而是發愁衣柜塞不下——每家都會有幾件買來后就沒拆封的新衣。服裝面料向真絲、羊毛等轉變，款式開始講究時尚個性。

　　傳承創新：標準化生產、精準化定制

　　2001年，APEC峰會在上海召開。各國領導人在開閉幕式上的“服裝秀”引發了國人的“唐裝熱”。一位前來應聘求職的服裝設計專業畢業生，纏著裘黎明游說了兩個月：“中式服裝前途無限。”裘黎明撥出30萬元放手讓其一搏，沒想到從此走上海派旗袍的傳承創新之路。

　　“旗袍是東方傳統審美和西式裁剪技術碰撞的產物。”裘黎明說。奧運會、世博會在中國舉行，讓中式服裝市場上了臺階。裘黎明創立了針對不同年齡和風格的4個旗袍品牌，按標準化生產，在全國17個省市區擁有60家專柜和專賣店。

　　引進3D打印技術，在6萬個有效樣本的數據基礎上，蔓樓蘭開發出旗袍高級定制設備。每件定制旗袍最少采集28個身材數據，制版時間縮短到最快24小時，嵌線縫制精度可達1/10毫米。47人的設計師團隊，以每天兩款的速度推出新產品，每個款式的批量在300至500件。盡管有電商沖擊，盡管有來自國際品牌的競爭，盡管每件旗袍的均價在4000元，公司銷售仍保持每年增長態勢。

　　2017年7月，裘黎明拜“非物質文化遺產海派旗袍制作技藝傳承人”金泰鈞為師。金老親歷了旗袍從滿族衣飾向時裝遷移定型的過程。已至耄耋的他和裘黎明在旗袍的發展理念上沒有代溝：“海派旗袍要傳承，更要提高，要走生活化、時尚化道路。”而裘黎明則感動于老先生身上承襲的服務意識，“就連量尺寸時視線放哪兒都有講究。”技術可以迭代，專業精神不變。

　　看著身邊的人，從7毛錢裁條褲子，到花幾千上萬元定制旗袍，裘黎明說：“改革開放讓這一切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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