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溫暖的方向

當書記員把調解書交給四方當事人簽訂時，壓在我心頭近一個月之久的那塊沉甸甸的大石頭，此刻終于緩緩落地。我如釋重負，暗自吐出一口氣，身心都放松下來。因仲裁院沒有專用調解室，為營造本次調解更好的環境氛圍，我借用了隔壁單位的會議室做臨時調解室。此時的調解現場，因糾紛最終以調解方式得到解決，大家都不再談論案件本身，聊天的氛圍逐漸熱絡起來。

閑聊中，我望著申請人L老師一臉莊重的表情在調解書上簽名捺印，內心涌起一陣復雜的情緒。這是一起時間跨度29年的勞動爭議案件，從最初的針鋒相對到最終的握手言和，不僅是一次法律程序、調解流程的完成，更是一場關于情理法之間微妙平衡的生動演繹。

案件本身如同一面多棱鏡，折射出勞動關系略顯復雜的圖景。L老師在一個鄉鎮小學教書29年，在漫長的29年中他的身份始終是一個編外人員，從最初的所謂學校22年雇傭到由二家勞務派遣公司S公司、M公司先后7年的勞務派遣，用工形式在變，但與L老師工作相關的教學地點、教學內容等實質始終未變。當他接到合同到期終止聘用的通知時，一片茫然，最終，29年的奉獻換來的是一場勞動仲裁庭上的交鋒。校方以雙方是“勞務關系”為由拒絕補償，S公司以勞動者訴求“已過仲裁時效”為由規避責任，M公司認可雙方存在勞動關系，但這段勞動關系僅有3年時間，而且M公司在仲裁庭上亦未認可向申請人支付經濟補償。從翻看完案件卷宗材料那刻起，案情的焦點就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29年的工齡是否應當連續計算？如果連續計算，補償該怎么支付？如果不連續計算，申請人在權益又如何保障？

仲裁庭上，各方唇槍舌劍、據理力爭，果然就是預想中的一場法律與情理的激烈碰撞。法律條文對工齡的連續計算有明確的規定，L老師的主張要得到仲裁庭的支持，需要提交完整清晰的證據。現實中，L老師長期在一個鄉鎮小學任教，工作與生活就在那個圈子里轉，對法律、對自身權益的維護都認識不足、想得不多。看得出來，他的代理律師很負責、很努力，但原始材料的不足終究讓律師的努力難以呈現出證據鏈上的完整證明。庭審結束后，困擾我的那些焦點問題卻未因此迎刃而解，反而更加沉甸而混沌。于是，我著手查閱相似的案例判決，請教經驗豐富的同行與律師，得到的結果與我的預料基本一致，站在不同的立場與角度得出不同的答案：支持合并工齡29年的經濟補償或者支持最后3年的經濟補償。二種結果之間是26年的時間差距呀！對于L老師而言，這歲月時間是他的青春、他的付出，或者還有更多為外人所不知曉的意味，個中滋味唯有自知！我說不清哪一種結果才是最合理、最公平的，但卻非常清楚哪一種結果大概率都會導致不服而繼續上訴。事實就是這樣，現實生活遠比法律條文復雜，這種復雜性往往帶來仲裁工作中左右為難的困境。于我而言，出具一紙裁決書并非難事，而且案件也不是一裁終局，如有不服盡可上訴。就這樣，裁決書斷斷續續寫了將近一半，中間多次面對屏幕發呆，總覺得這種處理方式很潦草，感覺如鯁在喉。

于是，我決定先不寫，與同事一同走訪教育部門，進一步了解到長期以來教育機構的歷史沿革、用工實際及當事方學校的現狀。面對現實困難，真是家家有難念的經，人人有難唱的曲。我們也將案情作了大概的介紹，最后與教育部門商討決定一起努力朝著調解的方向走。案件就此納入新的一方，有了新的動能，燃起新的希望。此后，我繼續與L老師及其代理律師等各方聯系，讓大家進一步明白案件背后的“人”與“家庭”，以及案件極限拉扯過程中可能帶給自身的損害。結果比我預想中的還快，幾天后好消息傳來，當事方協商了七萬元的調解金額。后續，工作人員繼續就支付方式、流程、時間進行溝通，并最終談妥了完整的調解方案。

有人說，調解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是的，調解不是和稀泥，它是在法律框架內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當支付方最終同意支付這筆調解款項時，我看到的是責任的覺醒與擔當；當L老師內心愿意接受調解方案時，我看到的是一位普通勞動者對公平合理的務實理解。這種結果可能不完全符合任何一方的最初預期，卻可能是最接近實質公平公正的安排。

調解書簽訂完畢，各方散去。我走出臨時調解室，此刻，與同事聊天中她所說的那句“我覺得我們仲裁其實是在做善事”突然在腦海中具象化了。我想，這話的含義是要我們作為仲裁工作者，要在法律的框架內盡最大的努力以求得爭議的最好結果吧。只要用心，我們總能在冰冷的法律條文與熱辣滾燙的社會人生際遇之間，找出那個可以呈現溫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