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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在內地錄取工作風頭正旺，內地高校為搶生源不遺余力，一場沒有硝煙的狀元爭奪戰愈演愈烈。高額獎學金、世界排名等一系列因素成了高等學府競爭的“武器”，17名省、市狀元集體轉投港大后，社會對“狀元”話題的關注再次掀起高潮，然而“狀元”能全面反映我國的教育質量嗎？這種社會輿論是否過于畸形？

　　前幾日,記者下鄉時目睹了這樣一個場景:

　　湖南省寧鄉縣洞庭村唐笑埋頭坐在堂屋門檻上,手里的報紙被他撕成了碎片,母親李桂花坐在坪里的小板凳上使勁地搓衣服。

　　“人家狀元同樣讀十年書,北京的大學都看不上,拿著幾十萬獎學金去香港讀書了。可你呢?體育成績才剛上二本。”李桂花說罷,憤憤地提著衣服去池塘邊清洗。

　　唐笑對記者說:“知道成績后很崩潰。我媽喜歡把我和成績好的同學比較,尤其和媒體報導的高考狀元比。我媽希望我能像報紙上說的那樣,考個狀元,拿獎學金去香港讀書,天天念叨,我很煩。”

　　唐笑的煩惱,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存在,“狀元”情節在中國由來已久,且越來越嚴重。

　　不能承受的“狀元”之重

　　“狀元”作為中國特產,堪稱古代科舉制度最為閃亮的一個詞。如今在大力提倡素質教育的大背景下,再大肆炒作“狀元”,引起了多方人士的反思與抵制。

　　康毅,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現在長沙晚報就職,她尤為反感狀元文化。“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觀念,狀元一舉成名天下知,進入體制內,光耀門楣。可人才的概念是多維度的,學術知識早已不是衡量人才的主流價值觀,大量各行各業的人才都考不了所謂的高分。”

　　“圈定人才、張貼標簽”的狀元文化對考生個人并不能產生良性影響,在現代教育大環境下,“狀元情節”又有什么弊端呢?

　　在一些高校的宣傳手冊中,十幾年前的高考狀元事跡仍被大肆宣傳,校方希望依此招攬生源、鼓舞考生,可前后十年的辦學實力能否劃等號需要被劃上大大的問號。已走下高等教育教學崗位十余載的老教師陳厚民說:“狀元的產生有很大的隨機性,排名靠前的考生學習能力并沒有很大差異,狀元花落誰家不能說明辦學實力的問題。而且推崇狀元并沒有實際意義,高校的價值是培養人才,既然是培養,進入大學校門之前的成績并不能成為今后人才培養的先決條件,這有失大學的價值。或許你還記得唐代落榜考生張繼的那一首流傳千古的《楓橋夜泊》,可你還記得當年與他同考的狀元嗎?”

　　為何是你是你還是你

　　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炒作狀元,然而各地狀元名單依舊“如期”公布,為何狀元和狀元的去向備受關注?

　　高考成績公布后,唐笑很少出去,因為只要一出家門,叔叔、嬸嬸、伯父、伯母,甚至鄰村的老奶奶都會問他成績如何。在農村,高考成績是衡量一個考生成敗與否的唯一標準。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城區考生身上。湘潭市一中包攬市理科前三,高考成績公布后,學校立馬在校門口懸掛橫幅,該校畢業生楊同學說:“學校歷年都重視高考成績,尤其是狀元的數量,沒考好的學生好像不是這所學校的,有種被忽視的感覺。”

　　狀元成了家長、校方心頭的寶,媒體的追捧熱點。據觀察,二、三線城市的都市媒體尤其熱衷本地狀元花落誰家的新聞報導。湖南某晚報丁記者分析,一方面是中學花錢買版面、博關注,另一方面,出于慣性,都市媒體十分偏好類似新聞,“這是因為國人本身就有一種狀元情節,目前來說,這種情節將繼續在都市媒體發揮作用。”

　　學校、家長熱捧“高考狀元”折射出的,固然是整個社會教育評價體系的缺失。但是在全社會熱炒“狀元”的背后,卻處處可以見到“利益”這只隱形的手。

　　政府看重政績、商家看重利益,原本只應擁有社會屬性的“高考狀元”卻擁有了政治屬性、商業屬性。在部分地區,多少名考生考入北大、清華已成為部分官員的政績工程,“本科硬上線率居全省前列,圓滿完成了上級政府布置的艱巨任務”已成為一些地方教育部門匯報材料中固定的用語;狀元商業化也已成為一種趨勢,湖南寧鄉縣六中高二學生韓果就曾是狀元商業化的受害者。“我媽以前看到過五個狀元給內褲做代言的廣告,就馬上跑去給我買了幾條,我不穿,她罵我,我穿了沒效果,她怪我讀書不用功,真是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