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軍對媒體說，自己進行了“最為困難、頗多曲折，卻有不少奇跡”的“搏斗式搶救”；陳立則認為自己度過了一生中“最漫長、難熬、痛苦”的夜晚

　　無論是打人者還是被打者，他們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都覺得自己非常委屈：羅軍表示自己在那個凌晨所進行的搶救，是“最為困難、頗多曲折，卻有不少奇跡”的“搏斗式搶救”；陳立認為自己度過了一生中“最漫長、難熬、痛苦”的夜晚。

　　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邱仁宗看來，這恰恰體現了生命倫理學的困境。兩年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會議室里，這位中國老人獲得了旨在獎勵個人和團體在科學倫理學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的“阿維森納獎”。30年前，他首次將“生命倫理學”引入中國。

　　“關于新生兒的問題是生命倫理學中討論最多的，也最難作出判斷的。”這位79歲的老人說。

　　在上個世紀的美國，一個名叫“錯誤生育”（WrongfulBirth）的案例轟動了醫學界和法律界。一對夫婦小心謹慎地對待著還未出生的寶寶，生怕他帶有先天畸形。妻子原來分娩過一個死胎，后被證明帶有脊髓缺陷和其他方面的畸形。但這次，產科醫生信誓旦旦地表示孩子一切正常。

　　可結果恰恰相反，嬰兒一出生就帶有先天畸形，在他短短6年的生命里，不斷地被大小手術折磨。這對夫婦決定將醫生告上法庭，法庭最終裁定被告醫生必須為自己的疏忽而擔負孩子多年的醫療費用，以及這對夫婦的精神損失費。

　　盡管法院已經作出了判決，但圍繞案子的討論卻持續了很長時間。邱仁宗還記得，各領域的專家最終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如果一個嬰兒出生可能面臨著極其低下的生活質量，他必須不斷地接受手術，忍受巨大的痛苦，那么父母可以在懷孕期間就選擇中止妊娠；若被診斷出胎兒是一個“無腦人”，即無意識，那么父母也可以作出相同的選擇。

　　邱仁宗認為，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產前診斷，如果發現了問題，家長也可以根據個人情況選擇盡快流產或者進行產前治療。

　　陳立和王靜已經失去了這樣的機會，據王靜回憶，就在分娩的十多天前，他們還在醫院進行了產檢，結果令人安心，胎兒一切正常。

　　11月3日凌晨，當陳立焦急地等待在手術室外面時，或許還在為“腦癱兒”或者“大白癡”的未來糾結。這時，護士走出來，告訴他孩子已經沒有呼吸和心跳。這位父親越發堅定了自己的決定：“小孩我不要了，你們不要搶救了，我只要妻子平安。”

　　可當這個意愿被帶回手術室的時候，生命的奇跡已經發生，不久后，護士抱著孩子走出手術室，轉往新生兒病房繼續治療。那一刻，他呆住了，“我只能接受現實”。

　　相比之下，醫生羅軍是另一種想法：“如果那會兒把孩子的氣管拔掉，等于是我殺了這個孩子。”他還反復強調，國家關于放棄新生兒救治的程序非常嚴格，陳立的情況并不屬于放棄救治一類。

　　但事實上，大夫們常常遇到類似困境。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的醫生章偉芳、方曙曾在論文中提到，一個新生兒在出生20分鐘后阿氏評分為2分，醫生認為無救治價值，但在家長強烈要求下搶救成功。可是6年過去了，這個孩子仍被嚴重的后遺癥影響。

　　另外一種情況則截然相反。醫務人員認為一些缺陷新生兒在積極救治后可達基本的生活能力，但家屬要求放棄治療。

　　面對“救還是不救”這樣的兩難選擇，章偉芳、方曙認為，不僅要考慮病人的利益，也要考慮他人、家庭和社會的利益，尋找各種利益的最優結合點，在尊重生命神圣的同時捍衛社會衛生資源分配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