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其庸(學者)
沈昌文(出版人)
崔道怡(文學編輯)
曹文軒(教授、作家)
龔鵬程(教授、學者)
? 編者按:
“不讀書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昨天是第十七屆世界讀書日,我們特意采訪與約請了五位嘉賓,暢談讀書之道。這五人中,有著作等身的學界耆宿,有德高望重的出版前輩,有慧眼識珠的編輯大家,也有作家與教授。他們談到的內容,不少都是個人對讀書的思考與感悟,是他們多年讀書生涯的經驗總結,亦是難得的智慧集萃。我們在此集中刊發,期望能對讀者有所裨益,同時助推全社會讀書之風的早日形成。
如果有一天,閱讀再無需媒體的刻意倡導,而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自覺,成為人們賴以認識世界、提升自我的不可或缺的方式,成為一旦疏遠便覺若有所失的生活之必需,那也許將是一個真正的書香社會與文化強國的到來之時。如今,我們正奮力行走在通往這個理想圖景的路上——那么,先讓我們一起來聆聽讀書人的言說,分享他們的閱讀之樂吧。
讀書惟“勤奮”二字
馮其庸(學者)
談起讀書,我覺得無非是“勤奮”二字。勤奮是最為質樸又顛撲不破的讀書之道。記得小時候讀書,先生要求我們的,不僅是讀文章,而且還要背下來。中國文學史上的諸多優秀篇章,小時候但凡花了功夫的,有很多至今都刻在腦子里。也許你要問:腦子里記住這么多文章有什么用?那么我告訴你:至少它能夠給你的寫作帶來靈感。人腦仿佛是一個寶庫,多少東西都能裝進去,腦子里的東西越多,下筆就越快,寫文章就越豐富、越靈動、越容易碰見靈光迸現、左右逢源的情況。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講的正是這個道理。“破萬卷”的“破”字,已經告訴了我們,讀書不是點到即止,而是需要勤奮,需要下功夫。讀書如果只是浮光掠影,淺嘗輒止,收益是不大的。
僅僅讀書還不行,最好能與調查、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求之于書,證之于實,在實踐中檢驗知識、完善知識。“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至理名言。我們不能因為進入了網絡社會,很多知識可以方便地從網上獲取,就忽略了行萬里路的重要性。我的感受是,很多東西都需要進入到具體的實踐調查中,才能去偽存真,才能真正領會與理解。以我自己為例,玄奘是中國歷史上了不起的一個人,為了弄清楚他取經之后,到底由哪一條路回來,我10次赴新疆等地考察。當時心中有個疑問,為什么玄奘東歸時要到公主堡去?公主堡既非寺廟,也非順路,他沒理由繞遠路跑去拜謁。后來在當地牧民的帶領下,我們來到公主堡,當地人說,公主堡下才是真正的瓦罕古道!我這才明白,原來玄奘從明鐵蓋下來時走的其實是這條道,所以必經公主堡,然后到塔什庫爾干。而此前,我誤將一條由部隊開辟的道路認作“瓦罕古道”了——它與公主堡下的瓦罕古道還遠隔著一條大河!類似的情況,我經歷的不少,這也讓我更堅信:實地調查,走萬里路,能夠讓一個人的知識變得更加準確、更加可靠。
如果研究的領域分得太細,可能難以產生通才式的人才。為什么呢?就因為學問之間是彼此關聯、互相激發的。好比一位武術家,如果他只會耍槍,其他兵器一概不了解,你會覺得他是一位高手嗎?我們倒是常常看到,很多有成就的人,往往旁搜遠紹,廣泛從其他領域汲取營養,化為己用,提升自己。讀書也是一樣的道理。搞文學的不懂歷史,搞歷史的不懂文學,都會事倍功半。文學與歷史,甚至還有哲學、民俗等學科,本來就是共生共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不能全面涉獵,怎么可能獲得精深的見解?所以,我認為學科可以越分越細,讀書卻該越讀越寬,唯其如此,才能融會貫通,才能更全面地看世界、想問題。
讀書與寫作密不可分,但讀書宜早,著述宜晚。讀書宜早現在大家都知道,著述宜晚卻似乎沒有多少人看重。古人說人生三大事:立德、立功、立言。立言需要有足夠的人生錘煉與知識積累,不是隨便為之的,怕的就是以己之昏昏,卻欲使人昭昭,這怎么可能呢?那樣只會貽誤后人。(記者 張健 采訪整理)
做一個“挑剔”的讀者
沈昌文(出版人)
我現在每天都會逛逛位于北京美術館東街的三聯韜奮書店,有時也會去幾步之遙的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主要看一看有什么新書出版,了解讀書出版界的動向。我自己訂閱了很多雜志,也喜歡讀些古怪的書,這些都跟興趣有關。我的閱讀興趣,集中在上世紀30年代以來的事情,尤其是社會、思想方面的話題,對上海、臺灣乃至海外思想界的動向比較關注,平時的閱讀主要圍繞著這些方面展開。
我是書商出身,一輩子與書打交道,讀書也因此受到了職業的影響。世上讀書的方法與原因有很多種,于我來說,讀書則與工作緊密相連。當我需要了解某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或是想知道某一個話題的根根節節,就會去尋找相關的圖書進行閱讀,讀書的過程,也就成了解疑釋惑的過程。因此,讀書對我來說,是興趣也是需要。
我有一些讀書習慣保留了下來,比如說我不做讀書筆記,但是堅持下載、復印與做剪報。以前是看到好的文章與資料,自己的就剪下來,別人的就拿去復印,現在還加上從網上下載資料。獲得資料后,我將它們按照主題歸檔保存。這些習慣幫助我收集了很多有用的資料,方方面面的都有,我的家也因此成了一個小型資料館。
現在的圖書出版與以往相比已大不一樣,突出特點是極為繁榮,各類圖書讓人眼花繚亂,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這就涉及選擇的問題。“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不僅在面對書海時要學會選擇,在面對同一本書時,也要善于對其內容進行選擇。現在的一些圖書,平庸陳舊的內容比較多,真知灼見比較少,書中的很多話別人其實都說過了,不過是改頭換面炒冷飯,如果我們端著這樣的圖書,還一本正經從頭讀到尾,豈不是很傻?所以,我認為讀書不必一定就從頭讀到尾,虔敬得不得了——必須學會辨別,學會取舍,學會挑剔,擷取其中的精華進行學習。這在新書層出不窮、信息爆炸的當前尤其重要。怎么取舍呢?我的方法是先看目錄,再選讀其中的章節,一個意思是從出版人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編得怎么樣;第二個看一看這本書的內容有哪些是我希望了解、值得去了解的,也就是這本書對我而言有多大的“價值”。
讀書要讀經典,這是很正確的觀點,經典就是經過時間選擇過了的好東西。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很多年,對閱讀經典很有感觸,也親手接觸了不少經典出版的工作。當時有批評說人民出版社的視野太窄,應該多翻譯外國經典學術名著。后來人民出版社就制定了一個全面的出版計劃,向國內大規模介紹國外經典。這個出版計劃當時印成一個藍皮的小冊子,后來出版界就叫做藍皮書。可惜的是,這個出版計劃因故被打斷。商務印書館接手這個出版計劃之后,取名“漢譯世界現代學術名著”,一批一批出版了很多種,現在已經成了學界的一大知識寶庫。對我個人而言,緣于這個出版計劃,當時接觸了不少國外經典著作,至今還記得,我接手的第一本書就是黑格爾的《小邏輯》,第二本就是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對經典著作的感情,大概也就是從那個時期培養起來的。(記者張健采訪整理)
多讀文學經典
崔道怡(文學編輯)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這是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中對中國獨特優勢的概括,他把《紅樓夢》視為華夏精神文明的圭臬。《紅樓夢》正是一部文學書。自然與社會科學書,現實而實用;文學書提供的多是虛幻世界,雖不存在卻更真實。作為基礎進而積累,人需要讀相應的自然與社會科學書;作為陶冶進而修養,人還應該讀一些適合于個人情況和愛好的文學書。
人都生活在物質和精神兩個世界里,書是精神世界中再現物質世界的載體,因而凡是具有一定文化素質的人,都時常生活在書里,讀書才能過更有趣的生活。書,關乎人的生命質量和命運走向。人一輩子怎樣生活,生活得怎樣,就從他與書的關聯開始。我便是個例證。受生活環境影響,我從小喜歡看文學書,大學上的文學系,走上社會被分配到中國作家協會所屬《人民文學》雜志社工作,當了一輩子文學編輯。工作之余,我也多是在研讀各種類型、各種檔次的文學書中度過的。我的人生歷程,可以說與文學書共存共榮。
我鑒別文學書,在于它能否將我帶進作者開拓的虛幻世界。成功的小說,該是消閑的樂園、情感的伴侶、精神的食糧、展才的天地,能使讀者怡情養性、有所感悟,應如春風化雨,應有金玉滿堂。成功的小說只憑借白紙黑字,就能夠呈現出另一個世界。你未曾親歷或雖身在其間卻不知奧秘,它可以清明擴展你的眼界心胸,可以滋潤豐盈你的生命活力。文學書的質地、神韻,是其他藝術所無法替代、不可企及的。
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一書在手,靜下心,讀進去,你就能如曹雪芹所期望的,“因情入幻”,“自放手眼”,“別開生面”。那是一種唯我感知的精神保養,一種物外神游的美感享受。人在書中,生活新穎,生命得以延伸。
文學來自生活,來自群眾,又與時代密切關聯,我對這一點感觸尤深。70年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及文學的人民性課題,在當今這個時代正被更好地實踐。在職時,我有幸趕上新時期的文學進程,親歷了小說由復蘇到健旺的喜人情景;退休后,我常參與作品評論,不斷滋養著文學情趣。最近讀本年度“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年輕作家的成果更是令人欣喜。
此后一旦得閑,我將重溫文學經典,只有文學經典,才能讓我流連忘返。而在各種經典之中,唯《紅樓夢》百讀不厭。你讀書,不可不讀《紅樓夢》:白紙黑字“大觀園”,“字字看來皆是血”,這是華夏鐘靈毓秀的智慧結晶。
與“高貴”的文字結緣
曹文軒(教授、作家)
書是有等級的,是有不同用場的。對于成長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閱讀的書外,即使都是有益的書,也還是有區分的。這些有益的書,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用來打精神底子的,一種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后再讀的書。這里,我們不必去衡量誰更有價值,只是說,它們在進入孩子的閱讀視野時有先后次序,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門,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對于孩子而言,這所謂的打精神底子的書,簡單來說,就是那種大善、大美、大智慧的書。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它與孩子的認知能力是呼應的。它們的功能是幫助一個孩子確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觀、價值觀以及高雅的趣味。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為孩子的成長確認用于打精神底子的書,盡管因為時代的局限、認識能力的局限,有些時候,我們確認的書并不理想,甚至還有害。但確認這類書籍的雄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卻是應當肯定的。當一個善良、充滿母愛的母親為孩子選擇了某種書,我們基本上可以放心地說,那些書就是用來為孩子打精神底子的。相同的,當一個母親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看某些書時,我們當對這些書心存質疑——盡管母親們的判斷并不絕對可靠,整體上我們相信一個母親的直覺。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略孩子的喜愛與厭煩。那些只會讓他們厭煩的書,恐怕也不可靠。我們只需看到:當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來為孩子打底子,而用本來是打完底子再讀的文字來打底子了。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對于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也不要怪罪作者,需要檢討的,是我們這些學者、批評家。我們缺乏對這一閱讀格局的剖析與解釋,缺乏理論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鐘般的提醒。
有的書具有高貴的血統,有的書則不然。你得承認:中外歷史上不少經典之作,比如魯迅的書、《紅樓夢》、《戰爭與和平》、安徒生的書、《夏洛的網》等,都具有高貴血統。我這不是說:我們要將一切非高貴血統的書排斥在外。只是說:我們應創造機會讓孩子多親近那些具有高貴血統的經典之作。如果一個人或一個民族,不與這樣的文字結下情緣,想提升境界,大概是很難的。
如果一部兒童文學作品、一個兒童文學作家只屬于讀者的童年,這樣的作品、作家恐非一流。一部上乘的兒童文學作品、一個一流的兒童文學作家,是屬于讀者一生的。兒童文學的文學性,其實沒有任何特殊性,它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質是完全一致的——兒童文學首先是文學。如果只有“兒童”沒有“文學”,這樣的兒童文學只會停留在讀者的童年。如果一個成人不愿提及自己的童年閱讀史,那么,那些所謂的兒童文學必是糟糕的。
一部兒童文學作品,若能在一個人的彌留之際呈現在即將消逝的記憶里,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輝煌的著作。一個兒童文學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其作品能被當年的小讀者在晚年時充滿感激地回憶著。
有興致才有創造發現
龔鵬程(教授、學者)
孔子說:“詩可以興。”興,首先指有興致,對讀書、寫作永遠興致盎然。什么書都想看上一看,什么事都想研究研究,如饕餮之貪食、若賭徒之手癢。對我來說,任何游戲娛樂,雖都不排斥,卻也不甚起勁,不如讀寫這般能激起玩心。
從前弗洛伊德研究作家,曾說作家之所以有創造力,其實只因他還沒長大,故還保留了兒童的想象力、還能繼續做其白日夢,編織故事。在我熟悉的學術界,依我看,許多人恰就是缺乏這種想象力的。或者說,此等能力早已在教育歷程中被折磨殆盡了。掙扎著爬到博士、副教授、教授,恃讀寫以糊口而已。縱或可獲得若干名利,其著作亦有客觀之價值,然皆只是工作、任務、工具而已。那種因覺得它好玩而熱情高漲、興致盎然之感,罕聞見矣!
興是自由的心靈在知識宇宙中的翱翔,以獲得美感為樂。如無此心境,一切讀書方法的談說,都會失去意義。
也許有人把我所講的這個話題當作是“通博”與“專精”之爭;并認為做學問終究還是專精些好。人的精力有限,何能隨興歌哭、曼衍無端?東摸摸西摸摸,掠影浮光,也必然不能深入。
但其實,這并不是通博與專精之分,而是真與假之分、活與死之分、創造者與技工之分。靈源一窒,永世不得超生。深入云云,只好聊以自慰罷了。
興還有另兩個意思:興動與興發。
興有舉意,商承祚、郭沫若皆謂此字象四手合托舉物之形,故有興舉、興造、興作、興動等涵義。所以興不只是涉想繹思,更要與手配合著動,人們一直把讀書跟寫作合起來說,就是這個緣故。讀書若不配合著寫作,往往如空花過眼,不能真在你心田上生根發芽。
如何配合?一是摘錄擷要或做札記;二是用自己的方法重新組織,包括對這本書的重寫重組,或把與之相關的書拿來關聯組合;三是以一主題找相關之書參考,寫出你對這個題目的見解。第一種是顧炎武《日知錄》式的;第二種是袁樞把紀傳體史書改編成紀事本末體這類的,或各種集評集注集釋匯校之類;第三種則是專題論著。其他寫作方式還很多,但這三種最基本,均屬讀書時之鴻爪印痕,足以觀思致的足跡。
興發,則是說讀書不只是吸收舊有的知識,還當有所興發、喚起。這種興發,不只是對類似狀況的聯想或類比,那是比。興乃觸物而起,是未必有直接關聯之觸發、啟示,可以言外而得意。
這種興,由讀書來,但又非書所能限,說起來仿佛神秘,其實真讀書的人都能體會。古人見蛇斗、篙師撐船、公孫大娘跳舞、夏雷春云、敗墻蝸涎而悟筆法,牛頓被蘋果打中腦袋而知地心引力,不就是興嗎?
有興才有創造發現。于日常生活中起興,尚且能有如此創造,讀書就更是如此了。讀詩而知倫理問題,如《論語》記載子夏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領會“素以為絢兮,禮后”即為一例。
讀書至此,縱橫得意,不亦樂乎?(人物速寫:羅雪村 制圖:劉提)
(編輯: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