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福特曾經是小布什政府的首席助理國務卿、美國負責核不擴散的特別代表，如今是奧巴馬政府的民間智庫成員。今年4月底，他卻來到中國，在清華大學的校園里當起學生，學起“中國特色”。

　　福特所參加的，是清華大學第二屆“中美高級政府官員培訓班”。他的同學大多是美國國防部、海軍陸戰隊、核安全管理委員會、美國外交全國委員會等部門的高級官員，其中一些人直接參與對華決策的過程。

　　在為期一周的培訓里，12名美國學員從中國學者這里，了解到中國的政治體制、外交政策、軍事與國防政策以及決策制定的細節和過程。當然，也有人試圖打探一些“政治八卦”。

　　他們也會拋出尖銳的問題，比如“黨員是否忠誠”、“解放軍的核導彈是否處于發射狀態”，或者“中國的決策機制能否體現全體民眾的意見”。

　　甚至，在了解到宣傳紀律之后，一位官員立即向前來旁聽的記者提問：“公眾對你們媒體滿意嗎？”

　　項目主辦方、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孫哲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培訓的目的是向這些美國高級官員介紹“中國的和平發展”。

　　“我希望他們今后考慮問題時，能夠搜索自己在中國的這段記憶。”孫哲說，“多想一點中國的實情，考慮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這會避免很多誤解。”

　　課堂沒有禁忌，沒有所謂的“紅線”

　　一周的中國體驗，美國人爬了長城，也吃了烤鴨，但他們最關心的問題，還是中國的軍費、十八大，以及“中國人到底如何感知美國”。

　　前來參加培訓的學員由美國聯邦政府學院挑選，他們中的8位是美國聯邦政府機構里的高級政務官，相當于中國的“司局級干部”。此外，還有兩位智庫的學者、兩位大學教授。美國駐華武官處的兩名官員隨堂聽課。

　　在這些美國官員中，只有少數幾人負責亞太事務，他們對中國的了解甚至讓授課老師都感到驚訝。一位中國學者談到美國準備對華開放限制出口的46種高科技產品時，在場的一位美國國防部官員對具體細節都了若指掌。

　　“這項政策是我參與制定的。”這位官員說。

　　但大部分學員對中國的了解并沒有這么深入。想讓他們在一周時間內綜合地感受中國，而不只是吃了一碗“方便面”，孫哲對課程安排和教師選擇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一定要有圓桌論壇，要有晚上的非正式討論，要帶他們出去參觀。老師一定要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頂尖人才，擅長英語教學，講課中要有幽默、要坦誠、要有例子，并且習慣于提問和被提問。

　　還有一些“破冰”的認識來自課堂外的體驗。兩年前的第一屆培訓班，孫哲安排美國官員去了一次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在那里，美國人突然發現，盡管門口有武警站崗，中國的政府部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戒備森嚴”。

　　“我們報了車號大巴車就直接開進門，下車就能直接和官員聊天。”孫哲說，“不像美國同樣的政府部門那樣，進去還需要安檢”。

　　兩年后的第二屆培訓班上，課程內容不再局限于中美關系和外交策略，而更加偏重于中國內政。在講述中國政治體制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課堂上，美國人不僅可以了解到“政法委”、“發改委”、“財經領導小組”、“政治局集體學習”、“吹風會”這些只在文字資料里見過的陌生機構和概念，還可以知道十七大報告是如何產生、《突發事件應對法》又是怎樣出臺的。

　　甚至對于敏感內容，中國學者也毫不避諱，比如“腐敗是不是已經變成一種文化”，或者“黨員是否堅信共產主義的價值觀”。

　　在“中國政治體制和十八大”這堂課上，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張健給這些美國學員介紹近20年來中國政治社會形勢演變時，提到了目前所面臨的社會矛盾，以及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手段。他總結了常見的三種方式：強力彈壓、有限度讓步和尋找替罪羊。

　　“這些手段能把社會問題的根源解決掉嗎？”一位美國學員問。

　　“預測未來不是學者能夠做的事情，特別是這種還在發展中的公共性事務。”張健回答，“但趨勢顯然并不是非常令人滿意。”

　　“課堂上沒有什么禁忌，沒有所謂的‘紅線’。”張健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他還給這些美國官員介紹了中國獨特的“代際政治”，以及最高權力集體是如何構成的。美國人對此尤為感興趣，特別是對于“誰能上”、“誰不能上”這種問題。

　　張健并沒有確認或否認某一個具體的傳聞。“各種各樣的說法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傳聞。”他說，“在中國，傳聞有時是政治風向的測試氣球，它的政治意義和西方完全不一樣。”

　　在他看來，這個回答并不會打消美國人的好奇心，相反，對于那些原本只想探聽“那幾個人會是誰”的美國人來說，當他們了解到最高權力組成背后的迂回曲折、以及中國政治現階段的復雜性后，他們或許會對中國整體政治更感興趣，并且會有更好的理解。

　　美國總統大選提出的施政綱領，就相當于我們的“五年規劃”

　　和中國學者相比，在清華校園里，這些“司局級”的美國官員顯得有些小心謹慎。他們拒絕向媒體公開自己的身份，拒絕記者旁聽他們的課程，每堂課都有兩名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陪同。每天中午，他們還要在附近的小樹林里開個會，集體決策下午課堂上的提問策略。

　　“怎么跟我們七八十年代似的。”項目負責人孫哲委婉地“批評”了他們的謹慎保守，“我們現在學者、官員出去誰還開這樣的小會呀，吃個早飯不就把問題說了。”

　　但只要回到課堂上，這些美國人又變得尖銳起來。在講解中國決策制定過程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薛瀾打算讓美國學生提一些問題，教室里卻變得一片安靜。

　　“你們怎么變了？”薛瀾開玩笑地說，“你們是從美國來的嗎？”

　　“你放心，我們一會兒就提問。”有人回答。

　　果然，第二部分還沒講完，美國人就開始發問。“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了，為什么還搞五年規劃？怎樣在市場經濟下準確地計劃你的生產活動呢？”

　　“五年規劃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計劃，更多是方向性的。政府判斷發展趨勢是什么，提倡鼓勵和社會應該發展的方向。”薛瀾這樣解釋。不過，這樣的抽象表述美國人并不買賬，他想了想，又換了一種方式表達。

　　“美國總統大選時也會提出當選后的施政綱領，這就跟我們的‘五年規劃’很像。”薛瀾說，“只不過你們四年一次，我們五年一次。”

　　美國人最好奇的，是中國這個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統如何運作，是否“獨裁”。薛瀾告訴他們，中國的決策機制并不是少數人一拍腦袋，僅僅依靠個人想法制定出來。政治局每隔一兩個月就有集體學習，決策者還可以通過座談會的方式聽取專家和相關利益方的聲音。

　　“企業能不能反映意見？”一個美國學員問他。

　　“當然能了。我們會邀請一些人反映情況。”薛瀾說。他舉例說，中國政府往往會召開幾場座談會，這一場充分表達一種意見，另一場充分表達另一種意見，然后決策者從中綜合吸取。

　　“但我們不像美國的聽證會那樣唇槍舌劍，我們更委婉一些。”薛瀾說，“這是文化的差別。”

　　“中國的決策機制到底能不能反映全體老百姓的意見？”另一個美國學員接著問。

　　“確實，我們目前還有局限性，但所有國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薛瀾說。

　　在薛瀾看來，短短的兩個半小時內，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實事求是地介紹中國政府如何治理國家，當然也包括其中的局限性。

　　“美國人反對假大空的話，有時我們講得并不算錯，但卻是硬邦邦的口號，他們就覺得你說的是假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楚樹龍說。“有些官方說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我們就要換成他能接受的語言和方式。你只要擺事實，即使大家因為立場不同不接受，他也會認可你講得有道理。”

　　在楚樹龍眼中，這些美國學生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們帶著問題而來，和那些坐著聽了兩三個小時也沒有一句話的中國官員不一樣。

　　中國外交政策這堂課上，一位美國官員就非常直接地問他，在敘利亞問題上，中國為什么要和俄羅斯一樣投反對票。“所謂的‘不干涉內政’，是不是就等同于‘沒有原則’？”

　　楚樹龍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告訴他們，中國也有觀察團成員去敘利亞，對于“為什么不干涉內政”，他的解釋是：“一個人的根本改變在于自己，而不是外力、強力。”

　　“你們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10年了，你們改變他們什么了？”楚樹龍語調強硬地反問。

　　提問的美國官員笑了，他承認“沒有改變多少”。總結發言時，他特別提到了楚樹龍的觀點，認為“很新穎，以前沒有聽到”。

　　我們做得太少，沒有一個公開、能心平氣和探討中國制度的優勢和不足的地方

　　一周時間，這些課后總是客氣地對老師表示“感謝”的美國官員，對于中國的看法，究竟能改變多少？

　　作為美國智庫、哈德森研究機構的高級主管，克里斯托弗-福特認為，培訓幾乎沒有改變他對中國某一具體問題的看法。但這位美國學員表示，他意識到了中國政治的復雜性，以及多樣、快速變化的現實。

　　“我開始意識到，對于這樣一個龐大復雜、又正在以令人暈眩的速度發展的國家，要了解它有多難。”他在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電子郵件中說，“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清楚我還有多少沒有學到。大概只有那些知之甚少的人，才會覺得自己非常了解中國。”

　　這位曾經出版專著介紹“中國歷史和現代外交”的美國人說，在他周圍，依然有很多人相信，中國正“處于獨裁的共產主義控制下”，“和朝鮮一樣，只不過比朝鮮有錢”。

　　“在今天，這種看法越來越不準確。當然，依然有很多領域處于嚴格的管控之下。”他說。

　　在這次培訓的最后一堂課上，除了中國老師和美國學生，至少7家以上媒體的記者也來到現場，想看看在這樣的場合，中美兩種文化能夠產生怎樣的“碰撞”。課程結束后，記者們又圍住孫哲，希望捕捉一些課堂上遺漏的零星片語。

　　“中國官員到美國培訓，基本上不成為新聞，而美國人跑到中國，卻是媒體爭相報道的新聞。”孫哲事后評論說。

　　在他看來，中美建交30多年，雙方官員的交流卻受到很多限制。哪怕有直接交流的機會，交流的模式也基本上是隔著長條桌，面對面的談判。“那是‘新聞聯播’式的交流，缺少像毛澤東見基辛格、尼克松，那種帶點人情味的交流。”

　　“還是說明我們做得少了。沒有一個公開、能心平氣和探討中國制度的優勢和不足的地方。”孫哲希望有一天可以辦這樣一個培訓班：10個中國官員和10個美國官員坐在一起，就大家關心的幾個問題談一個星期。“可惜不一定能做成。”他并不諱言面臨的困難。

　　除了中國官員，福特也希望盡可能地聽到“普通人”的聲音，比如出租車司機或者小商人。有時晚上下課，他和美國同學們會一起走出清華校園，體驗北京地鐵。

　　課程結束的時候，12位美國學員收到了培訓的紀念品：一件T恤衫以及一張合影。合影的背景，是一幢擁有紅色中式圓柱的古典建筑，“混搭”著“為人民服務”的牌匾。這些來自美國的高級官員們，在這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場景里，留下了美國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