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新學期馬上開始了，12歲的王浩(化名)正在準備去新學校，北京的一所市級示范中學。

　　他并沒有跟大多數的同齡人一樣，經歷過奧數班的摧殘，也沒有跟著家長四處去眾多“牛校”學校參加五花八門的入學考試。他的“小升初”，出奇的平靜。

　　王浩之所以有這么好的運氣，全仰仗他的爸爸單位的一項名叫共建的政策。所謂共建，就是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為了滿足員工子女入學，通過單位贊助錢或物的方式，與知名中學建立“共建”的關系，共建單位的子女不用通過考試，可直接入讀這些學校。

　　在北京，近二十年來，共建有愈演愈烈之勢。每年，通過這個隱秘的渠道，都有人數眾多的孩子走進眾人仰慕的“牛校”。

　　大共建、小共建

　　在接受采訪的多位專家看來，共建學校提供學位，共建單位提供便利，顯然所謂的“共建生”，不過是互利互惠、利益交換的一種方式而已。

　　為了能讓兒子王浩上一所好初中，王振安(化名)兩年前就開始行動了。

　　今年40出頭的王振安，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中字頭的事業單位，一干就是十來年，現在是業務處室的處長。他所在的單位在西城區月壇附近，長安街的西邊，那里也是中央各大部委聚集之地。

　　兩年前，他聽說單位有共建學校，就跟工會負責人打聽這事。工會的負責人告訴他，單位跟周圍4所學校有共建，其中兩所是區重點，另兩所是市級示范校，每所學校的共建名額不同。建議他提前了解一下學校的情況以及孩子的報考志愿，早作準備。

　　“西城區的教育質量你也知道，京城幾家牛校都在這，我們也算是沾了單位的光。”王振安笑著說。

　　去年開始，他就正式為王浩的“小升初”做準備了。先是通過不同渠道搜集到這4所學校的信息，再請教了此前幾年通過共建把孩子送進這幾所學校讀書的單位同事，折騰一圈下來，他發現共建“也不簡單”。

　　他的一位女同事就曾被共建學校拒之門外。這位女同事在填報了共建志愿后，過了一段時間，突然接到填報的共建校工作人員的電話，通知她周日帶著孩子到自己單位的會議室，說是要開一個關于學校情況的介紹會。

　　周日，她來到會場時才發現，介紹會竟然變成了一場考試。共建學校派來了專門的老師，發放專門印制的試卷，突擊測試孩子的學習情況。

　　“當時沒準備，題目也比較難，孩子感覺考得不太理想。”這位女同事說。最終這場考試的成績也沒有公布，不過她等來了本單位工會的電話，對方告訴她，孩子落選了。

　　“當時我快急瘋了，都6月底了，孩子下學期在哪上初中還沒有著落呢。”這位女同事說。后來還是通過找其他關系，她的孩子才讀了另一所區重點中學。

　　為了避免類似“悲劇”重演，王振安輾轉找到了其中一所共建學校(也是他心儀的目標學校)的副校長，想側面打聽一下今年會不會有這樣的突擊考試。

　　“畢竟是很多年的共建單位了，人家副校長倒是很客氣接待，可也沒有說到底考不考，只是問了一下我在單位的情況，目前擔任的職務什么的，還做了個登記。”王振安說。

　　今年2月份的時候，單位的工會負責人正式給王振安發了一張表，讓他填報孩子報考志愿學校的情況。因為是單位的中層管理人員，也是后備干部，王振安得到了一個優惠，可以同時填報兩所學校。“單位其實有規定每個人只能報1個名額，給我2個算是組織照顧吧。”王振安不無得意地說。

　　報了名之后，王振安就開始了漫長的等待，好幾次他都想給工會負責人打電話問問進展，但最后都強忍下來了，因為他也知道“這事急不來”。還好，到了6月底，他接到工會的通知，他的首選學校——那所市級示范校要了王浩，讓交3萬塊的共建費。

　　“直到給工會交錢的那一刻，心里的這塊石頭才總算是放下來了。”王振安感嘆道。

　　工會的負責人跟他講，之所以會比較順利，其實跟單位此前有兩年沒招新畢業的大學生有關系。在他之前，結婚生子上學的高峰已經過去了，今年像王浩這樣的面臨上小學或者“小升初”的單位子弟并不是太多，名額就顯得寬松些。

　　無疑，王浩是幸運的。他即將就讀的那所市級示范校，今年報名的孩子近7000人，最后實際錄取不到400人，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形容并不為過。

　　隱秘的“共建生”

　　“他的單位還是大共建，真正權力部門的子女是不需要考試什么的，保證100%的名額，這個叫小共建。”清華(微博)園教育集團副校長聞風表示，他一直關注北京的“小升初”，對于其中的游戲規則很熟悉。

　　據他介紹，所謂的“小共建”，是指強勢的政府部門，如中辦、國辦、國務院所屬部委、解放軍四總部，以及央企里的壟斷企業，如中石油、中石化等，要不就是“來頭大”、要不就是“錢包鼓”的部門。這些部門的共建學校，對其子弟都是一比一的錄取，每年有多少孩子都可以進去，沒有什么名額限制。

　　而無論是大共建、小共建，這些參與共建的學校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小學。據熟悉內情的相關人士透露，目前，共建單位較多的小學有北京實驗二小、中關村三小、育民小學、府學小學，初中則有人大(微博)附、四中、二中、八中、師大二附中、實驗中學等。

　　自然，上述知名中小學也從共建單位處獲得了不少的回報，比如可以利用收取的共建費提高教師的福利待遇，借助共建單位的資源搞一些活動。

　　以海淀區一所全國知名中學為例，該校每年暑假都要舉辦一次學校骨干教師的培訓，同時也針對全國其他地區的校長提供培訓，參與培訓人數多達五六百人。該培訓所選擇的地點，就是由學校一個共建單位免費提供。這家共建單位旗下有一家會議中心，位于北京順義，向來以風景優美、服務周到、收費昂貴著稱。

　　“共建單位可以給學校提供很多便利，有些事情不是你有錢就可以解決的，但是有共建單位這層關系，就很容易搞定。”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

　　因為，在接受采訪的多位專家看來，共建學校提供學位，共建單位提供便利，顯然所謂的“共建生”，不過是互利互惠、利益交換的一種方式而已。

　　流動的“盛宴”

　　“我當教委主任時，共建的情況也有，但沒有今天這么瘋狂，我感覺這幾年有愈演愈烈的態勢。”李建東(化名)說。

　　“我當教委主任時，共建的情況也有，但沒有今天這么瘋狂，我感覺這幾年有愈演愈烈的態勢。”李建東(化名)說，他曾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任北京市某區教委副主任，親歷了共建從個別現象發展到制度化行為的整個過程。

　　據他介紹，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出現一些條子生，就是身居要職的領導人給重點學校負責人批條子，要求特殊照顧某些學生。

　　“當時真正能夠寫條子的還是要級別比較高的領導，一般都是給自己的孫子孫女批的條子，不會太多。”李建東回憶。當時，這些條子由于主要用來解決領導干部的第三代子女，條子生的班級還被稱作是“孫子班”。

　　后來，領導干部的條子變成了為自己的秘書的孩子批，“孫子班”就變成了“秘書班”。再往后，隨著政府部門與學校之間共建關系的建立，“秘書班”又擴大成為“公務員(微博)班”，凡是公務員的孩子，特別是年輕的中層干部的子女去讀。

　　“共建生制度化，是從90年代之后開始的，具體到‘共建’這個說法，應該是近十來年才出現的。”李建東稱。

　　現在，共建有漸趨泛濫之勢。據熟悉內情的人士介紹，很多重點中小學的共建單位由原來的部委機關、央企發展到各行各業，比如外企、地產、中小企業，甚至是學校所在地的工商稅務、派出所、消防局等，都開始跟學校建立共建關系。

　　那么，每年通過“共建”渠道進入重點中小學的孩子到底有多少？

　　“北京沒有統計公布過，我估計市教委也不清楚，但從我跟各個學校的接觸來看，大概每年會給到總的招生名額的10%左右。”聞風表示。

　　而在一份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微博)發布的《北京市“小升初”擇校熱的治理：路在何方？》報告中則披露：“以北京八中為例，共建生占錄取學生比例的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個班，每班40人共計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今年北京八中共建單位參加測試的共有400多人，需要通過考試擇優錄取。”

　　依照現行的北京市“小升初”的政策，主要的升學途徑有三種：一種是計算機派位，一種是推優(就是各種競賽的獲獎者)，還有一種就是共建東。據李建生的觀察，現在按照前兩種方式“小升初”的孩子越來越少，而共建生的規模則逐年擴大，有越來越多的人想鉆共建生這個空子。

　　其中一種方法，是轉讓共建名額。

　　聞風就曾經遇到這樣的家長，本人在某個街道辦是處供職，其親屬則是國務院某強勢部委的中層。于是這位家長就通過這個部委的親屬，將自己孩子的名字寫進共建的名單。“家長后來給了這個親屬的部委一筆錢，這筆錢還有個名目，叫占位費。”聞風笑著說。

　　據他介紹，現在一些重點學校的共建名單里，其實有很多是這種交了“占位費”的學生。而一些央企則會把自己的共建名額贈送給有合作關系的大客戶高管的孩子，作為一種市場公關行為。

　　2010年，北京市教委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亦曾表示，要求各個區縣教委嚴格控制共建單位的數目和學生人數，統一批準共建單位、協議和學生名單，統一收取共建資金并統籌使用，“特別要治理‘假共建’行為”。

　　“其實，不光是共建單位會造假，共建學校自己也會造假。”有熟悉內情的人士介紹。因為共建生不受學籍、戶籍、片區的限制，學校也會打著共建的旗號去挑好生源。

　　比如“小升初”時，某個報名的孩子成績非常好，奧數成績高，但不是在這個學校招生片區內。按照現行的規定，是不允許學校跨片招生的，這個孩子的父母又沒有很強的社會資源，不可能自己運作孩子，學校就可以把這個孩子寫進共建名單里。

　　“發展到現在，共建這個筐已經非常大了，而且很具有彈性，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裝。”聞風說。在他看來，共建已經成為了一種會流動的特權，像是王振安這樣的社會優勢階層，都可以通過這個渠道來享受優質教育的盛宴。

　　為什么北京會存在“共建生”這樣的怪胎？

　　李建東認為，很大原因在于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很多的權力都集中在這里，中央各個部位、軍隊、央企扎堆，跟上海等其他特大型城市不同，“很多在上海治理擇校的辦法放在北京就行不通了”。

　　據他介紹，為了遏制共建生不斷膨脹的情況，北京市教委內部曾有個規定，要求“兩控”，即“共建費控制在3萬以內，分數控制在分數線10分以內”。后來實行一段時間發現，成效也并不大。

　　儲朝暉則提醒那些擠破腦袋尋找資源想把孩子通過共建生的渠道送進重點學校的家長，這樣的選擇對于孩子而言，很可能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據他的研究顯示，依靠自己成績考入重點中學的學生，普遍珍惜得來不易的機會，學習動機和意愿非常強烈。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依仗父母特殊背景進入學校的學生，一般學習都不是完全投入，在隨后兩三年的中學學習中，學習成績也普遍滯后。

　　“如果所有的學生不是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那么對每一個孩子都是一種傷害，無論是那些遵守游戲規則的，還是打破游戲規則的。”儲朝暉說。

　　解決之道

　　“教育主管部門其實對于共建還是有不同看法的，事實上是不被認可的，至少私下里并不認可。所以文件里面要盡量模糊處理。”儲朝暉表示。

　　“其實對于共建這個事，北京市教委曾有段時間公開表態，要進行規范限制。”聞風說。

　　2010年，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就公開表示，北京將嚴格控制共建生數量，要求區縣對各學校共建單位數量和接收共建子弟的數量和比例進行摸底，原則上不再審批新的共建單位和共建學校，并壓縮現有共建生規模。

　　但不斷擴大的共建規模，則顯示出北京市教委的上述表態的蒼白無力。“至少我們單位的共建名額，還是那么多，沒有縮減過。”王振安表示。

　　或許是看到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在隨后出臺的政策中，北京市教委的表態更趨柔化，類似大規模整頓的表述再未出現。

　　2012年5月，北京市教委頒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于2012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中，在其“入學方式”一項中，提到“共建單位學生入學由區縣教委根據市教委有關文件精神制定具體入學方案”。

　　但是這個具體的入學方案，卻并沒有公示。

　　而在北京幾個重點學校扎堆的區縣，區級教委在“小升初”方案中，對于共建生也是規范為主。比如，西城區教委今年5月份發布的西教發〔2012〕9號《北京市西城區教育委員會關于西城區2012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中提到：

　　被批準接收“共建”生的學校，要嚴格按照有關精神接收“共建”單位職工子弟入學。區教委將嚴格控制、適當減少“共建”單位數量和接收“共建”單位職工子弟數量，原則上不再增加新的共建單位和共建學校。繼續保留駐區部隊“雙擁共建班”。

　　“教育主管部門其實對于共建還是有不同看法的，事實上是不被認可的，至少私下里并不認可。所以文件里面要盡量模糊處理。”儲朝暉表示。

　　這樣的爭議，其實不僅是在北京市教委層面有，在更高一層的決策部門也存在。

　　據一位了解內情的相關人士透露，在今年年初，教育部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審計署制定的《治理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的八條措施》(簡稱“教八條”)時，曾有一種聲音認為應在通知中明確提出“禁止共建生”的相關條款。

　　此前，在教育部展開的一系列監督檢查的情況也顯示，一些地方存在著治理目標不明確，政策執行不到位，效果不明顯，社會對擇校亂收費問題反應依然強烈的問題，而共建生也是社會反應較為集中的一個。

　　“當時已準備把取消共建生寫進去的，但是有幾個部門強烈的反對。”上述了解內情的相關人士透露。這些部門的理由是，過去從來沒有承認過“共建生”，如果這次在文件里寫了，就是承認這個問題是既成事實。

　　“其實背后就是這些部門自己的利益，他們自己的孩子沒有共建嗎？”該人士表示。

　　共建生問題被大眾廣為詬病，但是接受采訪的多位專家、業內人士都認為，僅把這個問題的板子簡單地打在北京市政府及教委身上，有失公允；而僅把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寄托在北京市層面，也絕不可能。

　　“這個問題要解決，不能從利益的層面來評價，它是一個涉及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應該從維護義務教育根本理念的角度出發。”北京理工大學(微博)教授楊東平(微博)表示。因為義務教育階段，依照現有的《義務教育法》，是一個普惠的、非選擇性、非淘汰性的教育階段，也是政府必須提供的一個基本公共服務職能。

　　在他看來，若想打破現存共建生制度的利益機制，必須要靠自上而下的強力推行，從中央層面出臺文件，國家領導可以率先垂范。

　　“所有義務教育均衡化搞的比較好的地方，比如安徽銅陵、山西晉中都是很明確的，市長市委書記帶頭表態不寫條子，自己的孩子都就近入學，地方的教育風氣馬上改變。”楊東平說。

　　對于北京市而言，也并非無事可做。

　　有專家表示，當務之急，北京要加大力度平衡現有的義務教育資源，向薄弱學校傾斜，縮小校際差距。“如果西城區五十所學校都差不多，大家也不用擠破頭往少數

　　幾所學校扎了，都選擇就近入學了，道理就這么簡單。”

　　對于這樣的觀點，熟悉北京市教育發展的李建東表示認同，他覺得，改革開放很長一段時間，北京在教育投資上存在誤區，更多的是定點扶持一些重點學校，人為拉大了差距，“如果能夠學些二戰后日本的做法，更多加大均衡化，不會像現在這種情況”。

　　改變，或許正在發生。日前，北京市公布的《北京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亦強調，堅持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免試就近的原則，進一步增強北京市區域教育均衡。

　　不過，對于王振安而言，他現在還要操心另一件事。

　　王浩即將就讀的學校將會把新生分配到不同的班級，有實驗班、普通班、共建班，他正在四處托人，想把自己的孩子弄進實驗班去，因為聽說那個班里配備了最好的老師。

　　回顧過去一年來經歷，雖然感覺有點折騰，王振安還是覺得自己挺幸運的，他說，“我現在也明白為什么有那么多應屆畢業生都想考進來了，有些事，單位出面還是好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