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的哈佛校園，早上9時剛過，就有或年輕、或年長的中國面孔，背包提書，步履匆匆地推開劍橋鎮神學街2號那幢紅磚建筑的厚厚木門，掃一眼貼滿各種學術演講消息的張貼板，便左轉進入哈佛燕京圖書館他們中有受哈佛燕京學社（下稱哈燕社）資助來訪學的學者，也有來進修的研究生。
從1958年起，這座紅磚建筑成了哈燕社的辦公地點之一。一對來自中國的石獅子鎮守在樓前，有學者將它們稱為“通往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心臟的象征”。
進圖書館閱覽室前，可見左側墻壁上懸掛著為哈燕社的學術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洪業（煨蓮）照，再前一步，是開創了哈佛中國學研究的戈鯤化像。圖像無聲，但正是在這幾位中國文化與學術西傳歷史上扛鼎人物的深邃目光下，一代又一代學者、學生晨來晚歸，沉潛在東西學術交流與激蕩的進程中。
“心理東西本自同”
成立于1928年1月4日的哈燕社，由美國鋁業大亨查爾斯·馬丁·霍爾（Charles M.Hall）的遺產捐贈建成，宗旨是提升亞洲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高等教育水平。作為中美之間首個跨國學術交流機構，哈燕社在兩國學術交流史上，書寫下了重要一筆。
對哈燕社的成就，在《哈佛燕京學社》一文中，作者張寄謙評價道：“為中美雙方培養了一批研究中國學的學者，其中有些是對學術研究具有方向性影響的人物。”
歷史上，獲哈燕社獎學金資助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有齊思和、翁獨健、鄭德坤、周一良、楊聯陞等。對此，張鳳在《哈佛燕京學社75年的漢學貢獻》一文中寫道：“燕京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在當年初啟智識之士求學西洋，有如大旱之望云霓，能申獲獎金自別有意義。”這些早年赴哈佛大學留學(微博) 的學子，其日后的學術造詣，無論在國內或國際學術界都達到了很高水平。
從美國方面來看，早期受哈燕社資助到中國學習或進行不定期研究訪問的學者有魏魯男、畢乃德、賴肖爾等。張寄謙認為，這一代學者的成就奠定了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學術水平，并使其逐步上升，終至越居于歐洲之上。
1981年，在與哈燕社中斷聯系近30年之后，中國重新向該社派出訪問學者，到目前，已有400余位中國學者、學生受其資助赴哈佛訪學、進修，進一步推進了東西方的學術交流。
“文明新舊能相益，心理東西本自同。”紅磚小樓一層右側盡頭的哈燕社的休息室內，高懸著陳寶琛以84歲高齡寫就的這副對聯，回顧哈燕社84年的歷史，不覺引人作同調之鳴。
推進學術領域發展
距紅磚建筑不遠，是哈燕社的另一處辦公地點梵瑟樓（VansergHall)。該社的各類項目在此處理，哈燕社助理主任李若虹博士也在這里辦公。
據介紹，目前正在運作的主要項目有設立于1953年的訪問學者項目（Visiting ScholarProgram）和訪問學員項目（Visiting FellowsProgram）。前者近年來每年資助15位學者，中國學者占1/3左右；后者每年資助約七、八位博士生，資助來自亞洲的博士生來哈佛從事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其中也有來自中國重點高等院校的學生。
除這兩個主要的傳統項目外，為推動各學術領域的發展，哈燕社近年新推出培訓項目（TrainingProgram），其運作模式得益于該學社具有獨立性。作為一個基金會，哈燕社實際上是一個獨立于哈佛大學的研究機構。“亞洲的人文和社會學科近年來發展很快，與之相應，我們的項目會隨時進行調整和更新，而培訓項目即在此背景下產生的。”李若虹說。
該項目在哈燕社第七任社長裴宜理教授上任以后推出，主要用以幫助提攜和發展人文和社會科學中尚處于起步階段或發展尚不理想的領域和學科。李若虹以開設過的比較文學領域的培訓項目為例解釋說：“雖然中國很多高校開設了比較文學專業，但發展并不是很規范。從對研究對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上，與國際學術界的比較文學領域內的研究相差很大，所以哈燕社在宇文所安教授的指導下，舉辦了該領域的培訓項目。”
培訓項目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哈佛大學的教授選定領域并指導來哈燕社的年輕的學者。哈燕社選拔3-5位年輕學者來哈佛進行為時1年的研修，比較文學和藝術史的培訓項目便屬此類；一是哈燕社和亞洲合作高校的某個研究領域的資深教授合作，在亞洲的高校舉辦為期1到2周的某一領域的培訓班。“從目前已舉辦的幾期培訓班來看，確有成效，覆蓋面比傳統的訪問學者項目更廣一些。”李若虹說。
一次公開英文學術演講
每年9月，一些剛從中國來的學者、學生的身影會出現在哈燕社的紅磚小樓中，開始他們在此地的訪學、研修生活。數據顯示，從該社成立至今，受資助的學者、學生約達千位，中國學者、學生有500名左右。如何評價他們的訪學、研修成就，是哈燕社常被問到的問題。
早年資助的學人，其學術成就有目共睹。但對從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來說，短期出成果很難。這便遇到一個問題近年資助的學人的學術成效，該如何衡量？“很難用量化的機制去評價，雖然出版成果算一個標準，但未必每本書、每篇文章都質量上乘，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論。”李若虹介紹說，從哈燕社方面，為增進訪學成效，現在對訪問學者的要求是在訪學期間，就自己的研究題目，做一次公開的英文學術演講。“但那些更深層的、潛移默化的成效日后才能顯示出來，比如學者在這里建立的學術關系網，與同一研究領域的教授、學者的交流心得只會體現在日后的學術研究中。”
在李若虹辦公室的斜對面，可見一個供學者休息、會朋友或吃午餐的休息室，不少哈燕社的訪問學者帶著自備的簡易中飯在這里熱了吃，然后或直奔各個圖書館，或去參加各類研討會(Seminar)，或鉆進哈燕社圖書館的地下書庫查書……“想看的書太多了，時間真的不夠用。”這是中國訪問學者常發的感慨。也許，他們的訪學成果，正是從這些小小的細節中起步簡單的中飯里，和哈佛教授、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學生的研討論辯中，聽講的課堂上，還有長長的借書單里。
從單向學習到雙向交流
“國內學術界近年來變化很大，這種變化能在來哈燕社訪學、研修的學者、學生身上充分反映出來。”這是從1993年到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后留在哈燕社工作的李若虹的感受。
在她看來，中國剛剛改革開放以后到哈燕社訪學的學者，多來自英美文學專業、國際關系專業，因為他們英文比較好。后來，訪問學者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寬。“上世紀80年代來的中國學者多抱著到這兒來學習、鍍金的心態，全心全意來向西方求教，而現在的學者來到哈佛，和這邊的教授、學者切磋、交流的條件比以往成熟多了，可以說這一訪問學者項目也正經歷一種由單向學習逐漸變為雙向交流的過程。”事實也表明，近年來，來自東亞的訪問學者來到哈佛，充分利用這邊的資源和本領域內的教授和學者進行多方合作，一改過去那種全盤接受西方學術成就的被動的心態。
毫無疑問，這種變化是正面的，“但尚未達到一種理想的相互交流的狀況，學者間的交流還不太平衡。”李若虹說，“很多情況下，盡管中國有的是有關中國學的大批材料和資源，但要從培訓博士生的機制、研究的方法、論域的開題和分析的深度來說，中國學者參加學術對話的話語權依然有限。此外，受語言限制，中國學者的一些非常優秀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及時傳過來，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知。”
哈燕社項目的設立、運作非常關注這種情況，并努力改變這種學術交流上的不平衡狀態，逐漸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從李若虹管理項目的實際經驗來看，“為了能達到中西方學者扎扎實實地相互切磋、合作，然后取得融會貫通的交流成果，美國和東亞的高等院校依然需要付出諸多努力。這并不是短期內就能達到的目標，但是我們朝著這一大方向去努力，仍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和細水長流的積累”。為了給亞洲學者提供和西方學者真正合作、交流的契機，哈燕社一直創造條件，讓訪問學者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融入到哈佛大學乃至更大的國際學術團體中去。
過去一些年，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的中國學研究曾被邊緣化，而“中國學的研究重鎮在哪里”也一直是很多中國學者關心的話題。對此，李若虹的觀點是，在信息發達、交流機會急劇增多的今天，像當年荷蘭的萊頓大學那樣作為中國學的研究重鎮，統領學術研究的情況很難再出現。“我覺得，倒不必過分強調學術重鎮在哪里，最健康的學術研究狀況應該是世界各地的學者相互間都有平衡、平等的交流機會。”
(編輯:童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