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一月摧垮家長6年教育觀”大討論

　　沒有師生的幸福，哪來理想的教育

　　改善教育還得靠學校努力

　　如果問中國的學生、老師和家長：“你幸福嗎？”會得到什么樣的回答？最近，本報刊登的讀者來信《6年后我將收獲一個怎樣的孩子》，引發的社會反響之大出人意料，從各方議論可以看出，社會上正彌漫著對中小學校教育不信任、失望甚至恐懼的情緒。

　　兩年前，易中天在主持一次年會時，問他的老朋友、著名教育學者楊東平：中國足球與中國教育，誰更有希望？這位對教育現狀持批評態度的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回答說：可能還是中國教育有希望。理由之一是：公眾對教育的巨大壓力使得有關部門把教育改革提到了議事日程，他認為，通過廣泛的公眾參與，有希望把巨大的壓力轉化為改革教育的動力。

　　但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的董事長俞敏洪發現，許多人已經失去了這種改革的動力。10月20日，這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新教育”舉辦的國際教育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說，政府官員階層、財富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中的很多人，為其子女的教育找到了出路：出國。俞敏洪創建的新東方學校主要是一個英語培訓機構，并受益于高漲的留學熱潮。他說，那些人擁有較大的影響力，卻對推動教育改革沒什么興趣，但普通民眾和一些有良知、有影響力的人士，還在呼吁、推動教育改革。他相信，像“新教育”這些能引發基層學校努力改善教育的行動，自下而上，通過點點滴滴的滲透，可能匯聚成力量，帶來改變教育的希望。

　　由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發起的新教育實驗，10年來已吸引全國24個省市自治區的1511所實驗學校、10余萬名教師參與其中。它主張“行動，就有收獲；堅持，才有奇跡”。試圖通過“營造書香校園、師生共寫隨筆”等方式改變學校生態，并逐步深入到完美教室的締造與課程的研發等領域，激發了許多學校被窒息的活力。

　　此前幾天，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巖松在北京十一學校舉行的新學校論壇上，與俞敏洪一樣看到了來自基層的力量，他面對1500多名中小學校長，鼓勵他們：歸根到底，未來的中國在各位、未來的中國在教育、未來的中國就在于由舊學校變成新學校，由新學校變成我們最喜歡的心靈塑造的學校。

　　2007年1月6日，在北京師范大學蘭蕙公寓一間小會議室里，李希貴與30多位校長啟動了新學校行動研究，“把你的行動拿出來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轉化成我們的行動”。它確定“從學校的問題出發”，探尋師生抱怨背后的原因，圍繞校長、教師、課程、文化、管理等領域，尋求建設理想學校之道。

　　發生在基礎教育界的眾多教育實驗中，“新教育”和“新學校”是近年來比較受學校歡迎的兩大行動。它們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與支持，都被列為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重點課題。而作為“新學校”標桿的北京十一學校，還是國家級教育體制改革試點項目“深化基礎教育學校辦學體制改革試驗項目學校”。

　　好的教育理念為何難以落地

　　在民眾對教育強烈不滿的背后，其實是期待理想教育實現的愿望。楊東平認為，今天中國教育的問題，首先是全社會和教育界遠遠沒有形成對理想教育的共識。很多人還在把讀重點學校，上清華、北大等同于好的教育。

　　理想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必須通過理想學校來實現。6年來，參與新學校行動的上千所中小學校，正逐步形成共識：所謂理想學校應該更多地從學生和老師的感受來界定，比如看這所學校里，學生是否感覺愉悅，老師是否覺得幸福，他們能否共同成長。而朱永新發起的新教育實驗，則希望師生們“過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他和團隊的成員們常用浪漫、激情的語言去激勵新教育的追隨者。

　　愉快、幸福、完整，這些中國學校稀缺的品質，眼下已成為改造學校的關鍵詞。如何能讓這些看起來空洞的詞語變成看得見的教育現實？

　　目前，中國并不缺教育理念，缺乏的是讓理想變成現實的行動。很顯然，如果國家在2001年開始推行的新課程改革的理念與目標得以實現，中國教育將煥然一新。譬如，它倡導課程目標應兼顧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三個維度的統一，在中央教科所原所長朱小曼教授看來，這標志著課程功能觀從過去更多以知識傳遞為主，走向培養完整的人。“課程改革的文化導向總體上與全球人類教育變革趨勢相吻合，在本質上反對單向的、權威性的、控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威權文化，也反對過分單一的灌輸式、模仿式、傳習式、經院式的傳統學習文化。”在新教育主辦的“教育的文化價值”國際論壇上，朱小曼說，遺憾的是，這一有正確方向性的變革迄今遠未能落實。

　　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較大一部分是因為“以學生為本”的理念被架空，教師的專業成長和地位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證與尊重。北京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先后出版了兩本書：《學生第二》與《學生第一》，他認為，管理工作中的“學生第二”、“教師第一”，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校園里的“學生第一”。

　　朱永新教授則表示，新教育實驗最重要的邏輯起點就是教師的專業成長，沒有教師的成長和快樂，難有學生的成長與快樂。在新教育國際論壇上，美國麻州大學嚴文蕃教授介紹了一項經典的研究成果：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觀察了同樣處于中等發展水平(50%)的學生，遇到不同水平的教師以后的發展情況，得出的結論是，如果遇到優秀的教師，他們可以達到優秀(平均90%)，遇到平庸的教師則降到較差(平均37%)。

　　目前，至少有3000所學校加入了 “新教育實驗”與“新學校行動”。盡管，與全國數十萬所中小學校相比，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但它的背后，是學校與校長們自覺追尋理想教育的努力，難能可貴。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在它們的論壇現場，朱永新與李希貴總會成為校長們爭相合影與要求簽名的對象。許多校長表示，他們非常期待李希貴校長在一年一度的新學校論壇上的報告，這次，他講述的是十一學校在轉型期經歷的挑戰與掙扎，讓校長們感到震撼、激動和向往。一名聽眾通過會場的短信平臺留言說：“聽著希貴校長娓娓道來，突然覺得好感動。十一學校的教育溫暖得能打動人心，不僅僅是身處學校的學子們每天沐浴著教育的陽光雨露，連學校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這分溫情。這才是真正的教育！”

　　培養幸福感首先要減負

　　在“新教育”與“新學校”行動的參與者之中，有越來越多的學校致力于培養老師們在學校的“幸福感”，這是值得慶幸與期待的變化。

　　在第三屆新學校論壇上，深圳云頂學校的楊堅校長分享了他如何凝聚人心渙散的教師隊伍的做法。他們堅持為老師辦生日宴；在逢年過節短信問候離職的教師，歡迎他們與學校再續前緣；大張旗鼓地把教師節的紅包送到每個老師手中；在中秋節給老師們的父母寄月餅，等等。從云頂學校這兩年流行的幾句話中，或許可以窺見該校的文化：什么是校風？校長作風就是校風。什么叫主任？主要承擔責任，簡稱主任。什么叫組長？組織大家成長，簡稱組長。

　　江蘇省無錫市蠡園中學校長邱華國，從教20年，已做了10年校長，面對當今教育的諸多怪現狀，他的態度經歷了這些變化：從痛而避之，到視而不見，到嘲諷批判，到追問思考，再到孜孜建設。作為一名新學校的行動者，其“匹夫之志”是“立足本校，系統創新，改善教育”。最近，這位深受會海困擾的校長所做的努力是，把“教師大會”變成“教師智匯”，他認為，會議改變，學校就會改變。

　　一個多月前，溫家寶總理提出，當前迫切需要把教育從應試和高考指揮棒下解放出來，解放學生、解放教師、解放學校。新教育所致力的四大改變中，包括改變教師的行走方式、學生的生存狀態和學校的發展模式。但對于深受迎來送往、各種指令、檢查評比之苦的中小學校而言，解放之路漫長而崎嶇。

　　哈爾濱市南馬路小學的趙翠娟校長以減負謀求解放。她在新學校論壇上說，近20年來，在教育領域出現了許多令人應接不暇的理論、教學法、辦學模式和研究課題，這些是需要刪減的。“如果我們花很多的時間為了這些東西，以及它們背后的利益奔跑，學校和孩子們的人生就成了跑馬場”。

　　其次，需要刪減的是教育行政部門帶給學校的壓力。“一級又一級、一層又一層，各個科室都下發文件、布置任務，如果我們都按照他們的去做，就不能干正經事。”趙校長通常的做法，是坦誠地表示“做不過來、請原諒”，如推脫不了，就“耍點小聰明”。比如她讓一些老師設置了一種表格，一種活頁，一種圖表，“有很大的通用性，填寫起來很容易”，迎接各種檢查，并屢獲好評。

　　趙翠娟還在學校的德育中做減法，減去很多大話和空話。她說，孩子們遲早會發現，那些話原來都是騙人的，會導致他們對真道德的不信任和對謊言的麻木。“這樣的事我們寧愿不做，只是靜悄悄地看著他們成長”。

　　2010年，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對南馬路小學的學習型組織建設做了重要批示，受省委省政府的邀請，趙校長帶領43名老師對廳級以上干部作了一場報告。隨后，許多政府部門的約請接踵而至，趙校長全部婉言謝絕，其中包括哈爾濱市委市政府的邀請。這位63歲的校長說，因為這會影響孩子們上課和學校的正常運轉。

　　她理想中的新學校，善做減法，也善于選擇做正確的事情，即符合教育規律的行為。她認為，學校應該是引發師生學習的地方，建設一支終身學習的教師隊伍才是治學根本。“我做校長18年，這件事做了整整18年。”她謙虛表示，“我18年好像就做了這么一件事。”這位一心躬耕教育的校長，在她55歲時，組織要任命她為區教育局的副局長，她竟然急得大哭了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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