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給別人送去希望和滿足的時候，自己也在收獲著幸福和喜悅。”說這話的時候，26歲的徐萌臉上洋溢著滿滿的幸福感。

　　徐萌是中科院國家納米科學中心在讀博士生，從2005年讀大學開始，他勤工助學堅持向黑龍江省青基會捐款，至今已經資助了12名特困高中生與大學生，累計捐款近3萬元。

　　徐萌是一個靦腆帥氣的小伙子，不善言辭，衣著簡樸，如果不是黑龍江青基會的介紹，身邊的老師同學根本不知道他的善舉。

　　他第一次捐助是在2005年。那時，品學兼優的徐萌從哈爾濱三中被保送至浙江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親戚朋友給他送去3000多元的“紅包”。第一次有了這么多錢，他沒有想著“改善生活”。和家人商量溝通之后，他走進了黑龍江青少年基金會的大門。

　　“我以前在電視上看到過很多貧窮的學生上不起學，我覺得自己進入大學了，如果有能力就應該幫他們一把。”徐萌說，那次捐助給他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第一個接受捐助的學生叫呂賀明，當時讀高中一年級，品學兼優，由于父母常年生病，家中一貧如洗，面臨失學。徐萌送去的3000元，讓他繼續讀書有了可能。正是這筆雪中送炭的捐助，呂賀明3年后考進哈爾濱工業大學。今年他大學畢業，進入長春一汽工作。提起徐萌，他心懷感激。兩人從未謀面，平日里只是書信和短信來往。“沒有徐萌的捐助，就沒有我的今天。一年平均1000元的捐助，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就是生活的希望。他給我種下了做慈善的種子，未來我也會加入到他的行業。”

　　在徐萌的媽媽杜進看來，徐萌的捐助不是一時沖動。雖然是普通工薪階層，但她和丈夫一直教育徐萌做一個有愛心的孩子，“他從小就很節省，很喜歡幫助身邊的同學，愛看希望工程的節目。”

　　上大學之后，徐萌的捐助并沒有停止。

　　在學校里，徐萌省吃儉用，還在食堂打工、在報亭賣報紙，利用暑假時間作家教。每年寒假回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青基會，把省下和掙到的錢交給希望工程。

　　媽媽很心疼兒子。有一次，她去浙江大學探望兒子時，徐萌的同學對她說，徐萌為了節省開銷，幾乎不在學校的超市買東西，而是騎自行車到很遠的批發市場。

　　徐萌說，他堅持助學還有一個原因，在學校組織的社會實踐中，他親眼目睹了貧困生的生活境遇。進入浙江大學后，他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希望社”，經常到貧困地區搞社會調查，和貧困學生結對子。有一次，在一個打工子弟學校和孩子們聊天，他發現，在距離大都市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貧困的學生對外面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我們一起聊世界地理，孩子瞪著大眼一無所知，這讓我感觸很深。如果沒有人幫助他們，他們一輩子就在大山里，重復著放羊、娶媳婦、生娃、放羊的生活。”

　　在大學期間，徐萌先后寫出了《貧困地區農民醫療情況的調研》和《貧困地區農民子女教育情況的思考》等調查報告。

　　“我的想法很簡單，幫助一個貧困學生，就是播下一顆幫扶的種子，他長大之后，就會回饋別人。”徐萌說，“當你看著自己幫助的即將失學的孩子，達到一個被人看得起的程度，有非常幸福的感覺，這種收獲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

　　在大學期間，徐萌還組織了40多名貧困農民子女到浙江大學開展“走進校園活動”，帶他們參觀校園，體驗大學生活，鼓勵這些農村孩子從小就樹立遠大理想，通過刻苦學習改變自己的命運。同時，徐萌還組織大學同學，利用周末業余時間，到杭州市的五六所高校，組織開展“我為貧困學生獻愛心捐書活動”，得到同學們的熱烈響應。

　　在杜進的記憶中，她給徐萌的零花錢越來越少。徐萌自己用獎學金和打工保證自己的生活，還幫助失學的學生。2009年，徐萌被保送到中科院碩博連讀。有了固定收入之后，他就再也沒有向家人要過錢。

　　如果不是青基會打去了電話，徐萌導師王琛至今不知道自己的學生做了這么多的事情。他如此評價自己的學生：“在科研上，徐萌非常認真刻苦，幾乎是以實驗室為家。為了集中精力和時間完成一個特定的實驗或者研究項目，他常常連續熬夜，困了就在辦公室休息一會兒。他在淀粉樣多肽的折疊結構及其組裝調控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是實驗室學生中的佼佼者。”

　　“徐萌生活節儉，很少看到他添置新衣服，也很少看到他給自己改善生活。研究生階段生活補助并不太多，而北京的消費又很高。徐萌在有限的生活補助中，還節省下錢捐助了不少貧困學生。作為他的老師，我還是第一次聽說，從來沒有聽徐萌本人講起過。一個人能夠克己為人，而且能夠淡然處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王琛說。

　　2012年9月，黑龍江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授予徐萌“希望工程黑龍江省20年杰出公益人物”。

　　在杜進的手機里，一直存著徐萌的一個短信，上這樣寫著：善心善舉有時僅僅是人性的一種本能，但如果能持之以恒地堅持，也許會成為一種社會責任的體現。我始終堅信，在改變別人命運的時候，其實也在改變著自己的人生。（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