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邊的工科生一個個都不太‘看得上’自己的專業了。”畢業多年以后，每當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和工科出身的朋友們在一起交流時，他都會想起上世紀90年代自己讀大學時的情形。

　　當時，正趕上國企改制，一批手里掌握著工藝制造絕活兒的老師傅紛紛下崗，而那些像白益民一樣學習精細化工專業的學生，放棄研發制造，投身跨國企業。據他回憶，當時他們班至少有一半的學生干起了“代理工程師”——一份把國外先進機械設備引進國內，并通過“科普”打開國內銷路的工作。“好像什么都是可以買回來的”，大量制造設備改由國外進口。

　　按照新中國成立后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尤其是加入WTO后，不管是學界還是實業界，一個共性的認識是——科技的對外依賴在一定程度上多于自力更生。隨著多方呼吁，社會輿論開始意識到要大力支持自主創新，研制出關鍵“零部件”。

　　然而，鉆研之路并不容易。

　　“年輕人來了，實驗室準備好了嗎？”是一個形象的發問。

　　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由于一批老師傅的離職，中國的工程人才已經出現某種程度上的“斷代”，在工藝制造上十分講究的“試錯”傳統未能很好地傳承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有大量的年輕人投入進來，他們能否在近乎無經驗的基礎上，研制出那些撬動整個科技的“零部件”，成了一個未知數。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產學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學教授查建中對此十分困惑。他還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下缺的“不僅僅是技術層面上的師傅，也缺在阻礙自主創新環境下勇于改革的師傅，更缺在精神信仰上給年輕人鼓勁兒的師傅”。

　　工程教育的“偏執”：

　　產業“被缺席”

　　就在教育部“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一項針對工程技術人才培養改革的舉措剛剛出臺之時，學界就掀起了該問題的熱議。在2010年天津大學主辦的工程教育改革研討會上，與會的專家圍繞“我們能給工科學生提供什么”的問題展開討論。議題從工程人才的教育質量談起：我國有工科類在校學生700萬人，數量居世界首位，但工程人才質量的國際排名連續多年處于落后水平。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工程教育多年存在的“學術化”傾向，使工科學生在讀期間以理論課為主，缺少工程實踐。“工科院校培養的是科學家，卻不是工程設計人才。”上海交通大學教務處處長江志斌對這種“錯位現象”表示惋惜。

　　這一點從高校的教師配置上也能看出來。北京工業大學主管教學的副校長蔣毅堅說，他們曾經做過的一份調研發現，近5年到學校任教的幾百名青年教師中，80%左右缺乏工程實踐背景，以至于學校在安排學生實習之前，不得不先選派一部分教師到企業“頂崗工作”。

　　蔣毅堅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就課程設置而言，不少設有工科專業的高校也“穿跑了褲腿”——課程體系的設立和教學大綱的制定應以工程職場對于工程人才所需的能力、素質、技能和知識為基礎來確定，這本是一個世界工程學界的共識。然而現實中的工程課程，卻是由一代代的教師群體單方決定的。

　　他曾出席一次500人參加的全國機械工程專業課程改革研討會。到了現場，他才發現，主辦方沒有邀請任何一位來自企業的專家。當他在報告中指出這種產業“被缺席”的現象時，贏得與會人員的一陣掌聲，會議的話題也就此轉向了產學研如何更好地結合的討論上。

　　這樣制定出來的課程，“脫離生產，內容陳舊”，甚至一些被國外同行稱為“不切實際的老古董”，還在國內沿用。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金國藩就深有感觸。他曾表示，就目前學生特點而言，主要增強了外語能力、計算機模擬能力等訓練，但與上世紀50年代學生比較，他們的實踐能力、動手能力較弱。

　　這位老院士回憶，過去他所在的清華大學精儀系有很多這樣的課程：認識實習、生產實習和畢業實習。而現在的學生只有短短幾周的社會實踐，而且在實踐中多以參觀為主，直接接觸儀器的機會較少。過去的學生還有零件設計、儀器零件設計和儀器設計等課程，學生的畢業設計也多來自工廠實際情況，而現在的設計多與教師的科研任務結合，成了實驗室里“憋出來的”。

　　其結果是，高校“產出”的工程人才質量成為跨國企業詬病的一大問題。比如，查建中的調查發現，IBM大連公司2007年規劃員工兩萬人，實際只有2100人，最高端的120人還是來自海外。此外，受美國和日本母公司的壓力，公司要接訂單，但按照目前公司已經承諾的工作量，尚缺編500人。

　　在查建中看來，工科師生之所以搶著搞理論研究，爭著發SCI、EI論文，還是和國內的教育評價體系有關。

　　首先是針對學生的考試評價。他發現，當下一些學校的考試核心就是理論考試，考查學生對課堂教育和書本知識的掌握程度，或加上非常有限的應用項目的考評。在他看來，正如教學生游泳，只講運動力學和游泳方法課，然后考試；教人騎自行車，只講運動平衡，然后考試，這能達到效果嗎？

　　他曾遇到一個極端的例子：某重點大學的教務管理人員在評價學生的優劣時，居然將學生的成績精確到百分制的小數點后第三位。在這種評價指揮棒下，查建中也就明白了，為何那么多學生將紙面上的分數視為命根。

　　科研的“貪性”：

　　不少心思都花在爭搶科研資源上

　　事實上，在科研單位，扭曲的評價問題同樣存在。

　　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兼任人事處處長的所長助理房自正說，盡管不少院所都對外抱怨年輕人不愿意學科學，以至于研究人員招不來，然而，還存在另一個方面問題，即研究人員“留不住”。

　　根據他的了解，近幾年，不少研究生畢業或取得學位后，紛紛到外國企業任職或出國深造。由此出現了一種情形：一流學生走出國門，二流學生在國內做外國公司代理。愿意留所繼續干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留不住”多是在于相對僵化的評價機制和與之相關的待遇，形象地說，就是那個“讓人看到工資條就想分科研經費一杯羹”的薪酬制度。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主任、北京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佳洱就曾針對這一問題做如此描述：一是“一女多嫁跑項目”，指的是科研人員為“跑項目”疲于奔命；二是評審評估名目繁多，說的是科研人員為應付評審、填滿腰包付出的心思；三是“官本位”趨向嚴重，說的是“學而優則仕”被誘發的苗頭。

　　說到底，還是科研人員缺一個能夠安下心來搞科研的“軟環境”。

　　對于中觀層面的科研單位，其心思也并未完全花在科研服務上，更多的時候，是掉進了爭取“國家需求”、搶奪經費資源的“貪性”怪圈里。

　　南京大學教授高抒將其歸結為管理體制不夠順暢。比如，在數據采集能力建設上，由于儀器設備和數據共享的問題長期不能解決，多個部門出現這樣一種現象：一個單位購買了一件設備，其他單位一擁而上，你有的我也要有；一個單位在某個區域進行一項作業，別的單位也要往這兒扎。

　　究其原因，“大家并沒有齊心協力地搞研發，而是單純地為了爭搶業績。”高抒說。

　　其結果是大量資源浪費，儀器設備不能充分利用，數據、樣品大量采集，發揮的作用卻不大。高抒發現，在不少研究機構，數據、樣品躺在那里“睡大覺”，分析、研究明顯不足。

　　海洋科學調查船的“搶造”就是一個例子：你有一艘船，我也向國家打報告建一艘；你有一條出遠洋的大船，我也要有一條。在各自為部門爭取利益的同時，高抒擔心的是，如果每家都要建自己的船隊，國家要出多少人力、財力，每年又要花費多少運行費用？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海洋調查船使用的需求在許多研究者那里不能滿足，另一方面則是船只的運行不足和閑置。

　　他舉例：在業務上，臺風預報、長周期天氣預報、氣候變化模擬等工作無法將大氣科學與海洋科學分開。因此，對于這兩大領域，美國的政府主管部門是“海洋大氣局”（NOAA）。在歐洲，海洋機構與氣象部門的緊密聯系也是很明顯的。

　　然而，在國內，卻成了兩個政府部門，“各干各的”，對于臺風、海浪等業務化的工作各有一套。以中央電視臺的天氣預報為例，臺風由中國氣象局負責，海浪由國家海洋局負責。

　　而這或許就是“能造出原子彈，卻造不出一臺豐田水準的汽車發動機”的原因所在——“對外競爭，對內也搞競爭”。高抒說，“集中有限的財力辦大事，這本來是我國的優勢，在‘兩彈一星’等事業中充分發揮這種優勢，但到了海洋領域，多個部門之間又缺乏協調機制。”

　　如果真正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高抒相信，中國同樣可以造出“發動機”來。

　　企業的“惰性”：

　　樂得花巨資購買現成技術

　　日本曾經的產業發展經驗也說明了這一點。

　　白益民在《三井帝國在行動》一書中，重點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

　　回顧日本的歷史，可以發現，真正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壯大起來的都是“集體所有制”企業，即對內抱團，對外競爭。

　　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學講演時也曾提到，“我國被稱為比社會主義還要社會主義的平等社會”。白益民說，因為在日本，一個夸張的說法是：只有產業細化，沒有貧富分化。

　　以三井為例，在三井財團，扮演父親角色的是三井銀行（現三井住友銀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親角色的是三井物產這樣的綜合商社。在兩大機構下面，就是包括豐田、東芝、王子制紙和石川島播磨在內的多個世界一流企業。

　　如今，三井有26家核心企業集團，其中多數都已進入世界500強的榜單。白益民指出，在這26家造出大量“零部件”的核心企業中，幾乎“沒有一次因為利益而爭吵過”。

　　從經濟規模和所有制形式來看，白益民說，日本這些企業所扮演的角色類似于中國的一些國企。

　　然而，國內這些似乎最有可能成為“關鍵零部件”即自主創新的主體，卻也在產學研中至關重要的“產”環節中“走了樣”。

　　以汽車行業為例，成立于1944年的韓國起亞，只比中國某大型汽車國企的起步時間早了12年。可如今，起亞自主研發了多款新車型。而這家國企和大眾合作多年，每年還要交不菲的技術轉讓費，“利潤的大頭都讓德國人拿走了”。

　　這家國企里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級工程師告訴記者，這么多年來，他所在的企業作為中國成長最快的車企，其主推產品的系列用的竟還是外國企業的發動機。

　　在他看來，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車企拿不到外企的核心科技，卻又不愿腳踏實地做技術，合資后如果賺了錢，本該自己研發的也不再費腦筋了。他說，“對整個企業的領導層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挖掘市場，能掙多少錢，年終報表的數字好看不好看，而不是別的。”

　　當然，企業的“惰性”還在于，“不敢冒風險，升級壓力太大”。

　　在今年召開的第五屆中國科學院青年創業大賽開幕式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顧國彪就將其形象地稱為“中國的企業犯了‘仿制病’”。他解釋說，“就是自己不敢創新，老是去仿制”，比如，“我們國家重大的裝備，包括電氣工業裝備雖然有很大的進步，但是比較多的部分還是處于加工和仿制階段”。

　　他也從企業的角度去考慮這一問題，比如，制造業等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的確存在一定風險。

　　“有些企業覺得，自己承擔行業技術更新換代的風險，壓力太大，畢竟企業更多的是選擇有短期經濟效益的項目。”顧國彪說。

　　而對于一批機制創新、運行靈活的民營企業，盡管他們正在逐步成為新的亮點，但這中間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規模小，且多半尚未能掌握先進核心技術，創新成果少，還不能與外國大公司抗衡。

　　此外，對這些極富創新潛力的小公司來說，在薪酬上拼不過國企和外企，在待遇上又比不上傳統的科研院所，這也成了他們創新力后勁不足的重要原因。國務院參事、中國產學研促進會常務副會長石定寰主編的《國家創新系統:現狀與未來》書中的一份數據顯示，21世紀前后，我國的科技人員主要集中在科研機關，分布在企業的僅占27%，而日本占64.8%，美國占75.4%。

　　社會的“斷代”：

　　為了下一代，先找回這一代

　　在高抒看來，問題的關鍵，并不是有沒有人或是該有多少人的問題，而是如何讓已經有的人不再將心思放在 “是掙100萬還是1000萬”上。

　　與學生打過多年的交道，高抒給出的判斷是，從整個社會層面來說，需要的是一種切實可抓的信仰建設，即讓年輕人有一個充滿干勁、為著自己的興趣以及國家需求去釋放拼搏的環境。

　　在這一點上，不止一位學者認為，日本就十分值得學習——從危機感身上找到信仰，比如《日本沉沒》等影片帶來的生存感沖擊。

　　這樣的危機感還來源于國內大眾傳媒上的言論。以那本曾掀起軒然大波的《中國能否趕超日本》為例：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的發展勢頭逐漸減弱，各種社會問題逐漸暴露。該書作者唐津一表示，面對近鄰中國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日本國內從民眾到學者普遍有一種不安全感，甚至是一種被中國超過的危機感，“要寫本書鼓起國內年輕人的自信，同時給出危機的信號！”

　　而這恰恰是國內所缺失的，用白益民的話說，即一種愛國教育的缺失，而這種教育并非簡單的言傳，更在于身教，這也正是他本人提出要用“師傅”來帶徒弟，才能搞活中國工程科技的原因所在。

　　換句話說，“為了下一代，先找回這一代”。在白益民看來，老一輩以身作則的行為可以慢慢影響到年輕人的想法，以至形成一種信仰——一種發自內心的動力。

　　而當信仰形成之時，浮躁、急功近利都將成為“浮云”。

　　今年10月，當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之時，研究生命科學的北京大學教授饒毅也開始反思，“我們要向日本——一個在自然科學領域已經有1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國度學習什么”。

　　饒毅告訴記者，原因不在于日本人有多聰明，而是其認真和執著，一個人、一個民族能夠持續認真、執著地做一件事，除了內在興趣的動力之外，一種較為完善的教育、科研、產業環境以及干實事的信仰環境是更為重要的。

　　以日本人驕傲的制造業來說，日本人自己也將其歸結為民族特性中的謙虛和好奇心。1543年，漂流到種子島上的葡萄牙船只帶來了火藥繩槍，這項技術立即就傳遍了整個日本列島，并完全改變了當時的戰爭形態。火藥繩槍被人們徹底地分解開，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進行了復制品的試射。

　　戴旭說，面對有著先進文明的西方殖民主義者，日本人不僅沒有被嚇倒，反而興奮地睜大雙眼去推理其構造，并學習制作出了無數仿制品。從不滿足的欲望使他們不安于“差不多”，而是要“做得更好”，這一點正是中國人應當借鑒的。

　　就當下還未降溫的釣魚島事件，包括戴旭在內的學者稱之為“一個變革的機會”——外部危機常常讓國內齊心協力，形成一個共同的“信仰點”。

　　一個投身工科，行動愛國的機會來了，年輕人被應召前來，他們的師傅們，以及社會環境是否準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