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對考試報名地點有嚴格規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20年以上，當地有祖墳、田產、住宅，才能在當地報名應試，后來改為考生本人入籍20年以上方準應試。其實，宋代已出臺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當時版圖沒有明清兩代大，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相對平衡，因此這一規定并不十分嚴厲。到了明、清兩代就不一樣了，帝國疆域廣闊，士子眾多，而各地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對某些地方進行政策性傾斜是必要的。鄧云鄉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紹：“舉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幾十或零幾名，因此文化發達的省份和文化較差的邊遠省份，在考試難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樣。像江南江寧試場（即貢院）、浙江杭州等試場，都一萬多號舍，應試者都過萬人，但錄取比例大約均是百分之一強的機會，即一百零幾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不過王朝處罰冒籍有如松緊帶，不同皇帝在位，其嚴厲程度不一樣。嘉靖年間有個超級考試牛人、浙江紹興籍的陶大順，冒籍順天考了個經魁(前五名)，這也發揮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發，剝奪舉人資格。不過這次朝廷很仁慈，沒取消他日后的考試資格，過了幾年他在浙江鄉試中考了第四名，緊接著登乙丑科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專司紀檢監察的二把手。

　　清朝到康熙年間，開始對考生“審音”，憑其口音確定是否冒籍。但中國是個人情社會，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員，“審音御史”往往睜只眼閉只眼，送順水人情。于是就出現了乾隆爺痛斥審音御史“殊失敬事之義”一幕。(作者老年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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