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夫婦倆的支教路：為了孩子他們又回到那里

　　“回來的時間太長了，我得回去。”60歲的孫麗娜打包好行李，準備在3月19日趕回貴州遵義縣龍坪鎮中心村小學，繼續為那里的孩子們上課。孫麗娜這次回北京總共只有兩個月，卻是她貴州支教8年來回家時間最長的一次。孫麗娜是東城區的退休小學教師，老伴朱敏才是位退休外交官，老兩口原本可以安逸地樂享晚年。可是從2005年開始，老兩口放棄了北京的舒適生活，來到落后的貴州山區支教，至今已8年多。8年間，老兩口足跡遍及望謨、尖山苗寨、遵義龍坪等地，已深深扎根貴州的大山深處。讓大山里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老兩口看得比什么都重。

　　到山溝里當老師

　　2005年年初，孫麗娜和老伴朱敏才被“感動中國”中大學生徐本禹的事跡深深打動。老兩口想不到，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是如何能夠耐得住貧窮和孤獨，選擇到貴州落后的大山里默默支教。看完節目，孫麗娜隨即產生了到貴州山村教孩子們英語的想法，老伴朱敏才隨即表示支持：“你去那里教書，我也去，更何況貴州還是我的故鄉。”

　　當時，孫麗娜對距離北京數千里的貴州一無所知，即使是身為貴州人的朱敏才，對貴州也是既熟悉又陌生。朱敏才1965年畢業于貴州大學英語系，后被分配到外經貿部工作，在坦桑尼亞、利比里亞、毛里求斯、尼泊爾、加拿大等國家工作了17年。朱敏才也沒想到，離開家鄉40年后，他會重新踏上貴州的土地。

　　2005年8月，孫麗娜和朱敏才來到貴州望謨縣，開始了支教之路。老兩口的要求極為簡單：有水、有電、能居住就行。如果學校有足夠多的老師，老兩口還會拒絕，他們選擇教師稀缺的小學。8年多來，老兩口的足跡已走過了多所鄉村小學，中心村小學是他倆支教的第五所小學。

　　口糧都要背上山

　　初到貴州山區，與城市生活的反差是巨大的。在黔西南州興義市馬嶺鎮的尖山苗寨，這種落差更是難以想象。在國外，孫麗娜作為參贊夫人，天天穿旗袍，坐汽車，配有司機，參加各種宴會，見的都是社會名流。可在尖山苗寨，她只能靠著兩條腿，從山腳下走到山頂。

　　“我們上山之前，很多人還不知道這個寨子，孩子們只會說苗語，漢語都不怎么會說。”更讓老兩口驚訝的是，村里的小學只有一名老師。“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這里一共只有幾個老師上山，我們是第六個和第七個。”孫麗娜說，山上沒有食物，口糧都要背上來，之前上山的老師最多堅持半年就走了。孫麗娜說，從學校到鎮上至少要小半天，先走幾個小時山路到山口，坐摩托車再到一個村子，再坐三輪車才能到鎮上。

　　讓老兩口下決心留在山上的是，當地村民對教育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尖山苗寨小學只有兩間教室，被稱為“袖珍小學”。這所簡陋的學校是村民們每家背7000斤石頭蓋起來的。學校里惟一的老師李云貴是村里唯一一個中專生，當時每月只有100元工資。因為貧窮，李云貴曾打算出門打工，可是學校里幾十名孩子齊刷刷跪在地上，求他留下。初到尖山苗寨小學，教室沒有電，窗戶上甚至連玻璃都沒有。孫麗娜老兩口休息的地方和公廁一墻之隔，只能戴著口罩睡覺。山上沒有自來水，喝水都是來自一個蓄水的水池子。很多情況下，水很渾濁，只好撒上白礬再喝。因為喝的水不干凈，孫麗娜得了拉肚子的毛病，一直到現在都沒好徹底。支教的兩年，老兩口幾乎沒吃過水果。由于缺乏葉黃素，加上強紫外線照射，原本就高度近視的孫麗娜視力更加衰退，以至于右眼因黃斑性病變而失明。此外，孫麗娜還得了口腔扁平苔蘚，甚至有口腔癌的危險。而老伴朱敏才則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和呼吸暫停綜合征，身體也不好。

　　要為孩子們蓋個食堂

　　不過，孫麗娜卻認為她和老伴的付出很值得。“我們離開時，原先一句英語不會的孩子們居然能唱好幾首英語歌，金錢、名利和這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更讓他倆欣慰的是，尖山苗寨小學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孩子們有了嶄新的衣服和文具，民辦教師李云貴的待遇問題也得到解決，使得他可以安心教書了。

　　如今，60歲的孫麗娜和72歲的朱敏才又來到遵義中心村小學支教。比起尖山苗寨，這里的條件好了些，但整體依舊落后。朱敏才發現這里的英語教學都是“啞巴英語”，沒有口語練習，于是承擔起了口語教學的工作。他還編寫了9萬字的教材，培訓全鎮的中小學老師。現在，他教出來的學生有的已經參加英語演講比賽了。

　　現在，老兩口正在為學校建食堂而四處奔走。“學生和老師們吃午飯都在操場上，看得讓人心酸。”孫麗娜說，阿里巴巴為建食堂提供了10萬元，目前還差20萬。孫麗娜說，有的孩子中午吃不上飯，只能餓著肚子聽課。在尖山的時候，輟學的孩子很多，一個孩子曾向她訴苦：“老師我們實在走不動路啊，我們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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